分类：新营销漫谈

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又发言了：

很长一段票圈，有很多层意思。本文只讨论：我为什么要公关？有什么好公关的？不懂公关又怎样？三真才是最好的公关！

一

公关行业，有一个不算非常著名但也不能说完全没影响力的观点：公关作用有限。这个“公关有限论”的提出者就是鄙人。但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误传，所以这里再次做一下说明：

其一，我从来没说过公关无用，公关当然是有用的。

其二，所谓有限，就是企业不能把公关当成发动机，所以在企业内部组织架构上，公关不能是核心部门。尤其公关一号位，如果只是做公关，而不是还分管什么其他业务，到vp这一层，到头了。

公关公关，就是公共关系。说得直白点，就是和大众“搞关系”。

日常生活的常识就告诉我们，你但凡和一个人想“搞搞关系”，光有赤裸裸的利益结合，其实是不够的。

毕竟都还是人，都还是人决策为主，还没到完全靠ai的时候。

于是，所谓搞关系，就是搞情绪。就算是讲道理讲利益，也要顺着对方的毛用对方喜欢的情绪包装起来，再喂下去。

二

有一个词，舆情。

舆者，众也。情字，怎么解？教科书说，就是泛指态度、意见、倾向、情绪反应等综合心理状态。而在我看来，就是情绪。

所以公关者，搞公共关系，就是搞情绪。

说得过头一点，就是公关不是讲道理的职业，而是讲情绪的职业。或者这么说，讲道理也是为了讲情绪。用公众认可的道理来抚平公众的情绪。

为了操办好搞情绪这件事，公关行业发展至今，也有一些技能技巧或者方法论。但这都是战术层面的。

于是，贾国龙发问：我为什么要公关？有什么好公关的？不懂公关又怎样？又自陈三真才是最好的公关嘛！

答案就出来了：

如果只是战术层面的具体技能，不懂也没啥。而且就我个人看法而言，最好别懂。因为从高粱河车神到常凯申，微操大师害死人的例子真心不少。

但如果不是说具体技能，那么，一个企业家就应该：

1、知道处理社会情绪是一个企业可能永远用不到（比如一个中小企业，开了20年都没进入过公共议题中）但需要时刻做好准备的事；

2、更重要的事是，你需要知道当下的社会情绪到底是什么。如果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要么就是事来了应对错误，要么就是没事给你惹出了事。

企业家都很忙，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时刻关心也是常态——比如产品、比如资金、比如人事安排——但确实需要知道社会情绪是什么。而在这一点上，公关责无旁贷。企业家也要懂得让公关告诉ta。

三

贾国龙的问题就在于，他对社会情绪基本处于无知状态。

这不是一个例子，而是25年这一年，太多所谓企业家老登翻车都彰显出来的一种状态：他们活在过去的社会情绪里，因为在过去的社会情绪中他们的各种操作很成功，他们就会误以为，这些操作，今天依然可以很成功。

企业，是活在水（真实世界）里的一条鱼。水质变了，鱼自己不变，在进化论里，是要被淘汰的。

所以，大约莫子应该有个类似“企业环境学”这样的一个分支研究赛道。

关于改开后社会情绪的变化，有机会我真想长篇大论唠叨一下（我倒是给某企业做过内部讲座）。但在这篇文章里，我就简单提一段：

贾国龙以及和他一辈的企业家，是活在“现代主义”叙事里的，当时的社会情绪，也是“现代主义”式的。而他今天所遭遇的舆论困境，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者迎头撞上了后现代的消费者。

我个人其实一直不大喜欢后现代那套很玄妙的造词体系——也就是所谓不说人话——但有时候，还真得承认，好像除了这么写，也没啥其他好办法。于是，以下我就用些许后现代思想里的黑话，请读者诸君也忍耐一下，讲一下预制菜这个点。

四

这件事的核心，是风险社会和身体政治（后现代黑话）。现代社会的巨大成功，其实也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风险也很巨大。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小命，都是操控在他人手中的。每个人，其实都站在危墙之下。一个巨大系统里的某一个小环节的些许疏忽，你可能就小命不保，或者散尽家财。

面对这样一个态势，你只有两个变量可以调节：要么，你去掌控那个系统——但9成9成9成9的人做不到而且你明知；要么，你就拼命在意自己且你误以为你可以做到。后者，就是所谓的身体政治。

你以为大概只有这具身体，还是个人最后能掌控掌控的疆域。这也是为什么健康养生，是当下内容生态里一个长期火热赛道的原因。

预制菜代表的，就是那个你根本看不到的系统黑箱，而这个黑箱则是“科技狠活”这个词的基石。对预制菜的担忧，实质是一种对丧失掌控力而引发的对未知的担忧，也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落在自己头上已经够焦虑了，还要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可就是愤怒了。

贾老板不晓得知道不知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开火，其实和他当年虽然创业艰难但却是一种进攻性生存完全不同，已经是一种“防御性生存”了，而今天这个时代，多少人都是这么活着的。

所以贾国龙去拉什么行业标准啦国家标准啦来背书，一毛钱用都没有。因为，那也是现代性宏大系统的一部分。道理可能是那个道理，情绪，却不是那个情绪。

五

当对社会情绪判断错误的时候——或者根本不了然公关是在处理社会情绪的时候，或许有可能盲人骑瞎马也会蒙对，但蒙错的概率肯定更大。

然后，贾老板蒙一次还不算，还要不断蒙，今晚十点又要来蒙了。

虽然有朋友说，绝地反击背水一战，再惨也惨不到哪里去了吧，这个我倒也同意，但我还是不得不感慨这么一句：这却又是何苦。

所谓出一口恶气，不就是情绪上的事。但您老，情绪没摸对啊！

—— 首发 扯氮集 ——

先看新闻：

官方其实就是这么一段话，非常简单。

我在微信里这么写道：

反垄断调查里 前两年闹的比较大的 就是阿里美团 都是被罚了巨款 这两家的核心问题就是“二选一” 也就是倒逼上游

大数据杀熟这个事 是属于消费端 也就是让消费者多出钱 这当然也是涉嫌利用垄断地位 但这个事其实一直说得多真怎么样的少。有据可查的就两起案子，一件是针对携程的，原告赢了，携程应该是赔了很小一笔钱（阿里美团被罚的零头都算不上），另外一件是针对蚂蚁的，但原告输了。

我一直认为，对于反垄断调查，中美是有很大偏向的。美国的反垄断调查主要围绕在消费者是否吃亏了 但中国的反垄断调查，主要围绕在是不是在消灭就业岗位

这次对携程的立案，看看到底是针对什么吧。我个人现在怀疑，大数据杀熟可能会涉及但不是主攻方向。核心还是上游酒店。

有朋友说，都已经写了这么多了，要不出篇公号文字嘛。

我最近比较沉迷gemini 3 pro，前几天还和多人热议，ai文字直出行不行。反正我自觉不是什么大家，从来认为ai的本事，比我这个普通人大——典型的ai投降派。

以下是投喂gemini后让它做的扩写，除标点符号外，一字未改。

—— 正文的分割线 ——

这是一篇基于你提供的核心观点和逻辑框架扩写而成的深度评论文章。文章保留了你犀利的视角（“中美反垄断的底层逻辑差异”），并结合了具体的商业案例与法理分析，字数控制在适合深度阅读的范围内（约 2000-2500 字左右，逻辑密度较高，未刻意注水至 4000 字，以保证文章质量）。

题目：这并非为了你的钱包：中美反垄断逻辑的根本分歧与携程的“新麻烦”

在近期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风暴中，关于携程（Trip.com）可能面临反垄断调查的传闻再次甚嚣尘上。舆论场上一片欢腾，绝大多数声音都指向了那个让普通消费者咬牙切齿的词——“大数据杀熟”。

大众的期待很朴素：我也曾被“杀”过，我也在同一家酒店订房比别人贵了五十块，希望监管的大棒能替我讨回公道。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从情绪化的舆论场抽离，回溯过去两年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的真实判例，再对比中美两国在反垄断法理上的深层差异，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令消费者感到意外，但却更符合商业现实的结论：这次调查如果坐实，其核心矛头恐怕依然不是为了解决“你买贵了”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上游产业链“活不下去”的问题。

一、 喧嚣与落寞：“大数据杀熟”的法律困境

很多人认为反垄断就是为了惩治“大数据杀熟”，这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下的误解。

回顾过去几年震动业界的重磅罚单，无论是阿里被罚的182亿，还是美团被罚的34亿，其判罚依据的核心事实（Fact Pattern）都惊人地一致——“二选一”。即平台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商家在它和竞争对手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这主要涉及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行为。

反观“大数据杀熟”（即基于大数据的差别定价），虽然在民间怨声载道，但在司法和行政处罚层面，却始终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

正如你所观察到的，有据可查的针对性案例屈指可数。最为典型的是针对携程的民事诉讼，虽然原告胜诉，但所谓的“胜利”更多是象征性的——赔偿金额与平台动辄百亿的营收相比，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根本无法形成震慑力。而在另一起针对蚂蚁集团的类似诉讼中，原告甚至直接败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法理和技术层面，认定“杀熟”极其困难。

1. 技术黑箱：平台的定价算法是动态的、复杂的商业机密。由于库存波动、促销策略、用户画像标签的毫秒级差异，想要证明平台是“主观恶意”针对老用户提价，取证难度极高。

2. 商业逻辑的模糊地带：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在经济学上并不天然违法。头等舱和经济舱是价格歧视，学生票和成人票也是价格歧视。只要没有构成掠夺性定价或明显的消费欺诈，单纯的“千人千面”定价，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很难被一刀切地定性为垄断行为。

因此，指望反垄断调查主要是为了整治“杀熟”，大概率是一厢情愿。对于监管层而言，这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保法）的范畴，而非反垄断法的核心打击对象。

二、 中美分野：消费者的钱包 vs. 劳动者的饭碗

真正值得深思的，是你提出的那个极具洞察力的观点：中美两国在反垄断调查上的底层逻辑存在巨大偏向。

美国的现代反垄断体系，深受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影响。其核心衡量标准是“消费者福利”（Consumer Welfare）。

简单来说，美国监管机构看亚马逊或沃尔玛，主要看一点：你变大了之后，东西是不是卖得更贵了？如果巨头通过规模效应，把尿布和书本的价格压到了极致，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那么即便它挤压了供应商，甚至让街边的独立书店倒闭，美国监管层往往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只要消费者没吃亏，效率就是正义。

但中国的反垄断逻辑，截然不同。

中国的反垄断调查，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终端价格，更是“产业生态的健康度”与“就业岗位的存续性”。

在中国，平台经济不仅仅是交易的撮合者，更是数以千万计中小微企业的“基础设施”。阿里的上游是千万淘宝店主和工厂，美团的上游是数百万餐饮老板和外卖骑手，携程的上游是无数的酒店、民宿和票务代理。

当平台利用垄断地位搞“二选一”或者“高佣金抽成”时，它实际上是在对上游产业进行“收税”。

* 如果美团抽成过高，餐饮店就活不下去，就要裁员、关店。

* 如果阿里逼迫二选一，品牌商的渠道成本就飙升，利润被锁死，无力再生产。

中国的反垄断，主要围绕的是“是不是在消灭就业岗位”。

在中国当下的经济环境下，保就业、保经营主体是头等大事。如果互联网巨头的超额利润是建立在吸干上游实体经济血的基础之上，导致上游大量中小商家破产、裁员，那么这种“垄断”就是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稳定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阿里和美团被重罚的原因：它们触碰了“倒逼上游”的红线，威胁到了依附于平台生存的庞大就业群体的饭碗。

三、 剑指携程：醉翁之意在于“店”

基于上述逻辑，我们再来看这次可能针对携程的立案，脉络就变得清晰可见了。

携程在国内OTA（在线旅游）市场的地位无需多言。对于一家单体酒店甚至某些连锁酒店集团而言，失去了携程的流量入口，几乎等同于在互联网世界“社会性死亡”。

如果这次调查启动，我大胆预测，监管层的核心关注点将集中在以下几个B端（企业端）问题，而非C端（消费者端）问题：

1. 高额佣金与排他性条款：携程是否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向酒店收取了过高的佣金？是否强迫酒店在价格、库存上签署“独家协议”或“最惠国待遇”条款（例如：要求酒店在携程的价格必须全网最低，甚至低于酒店官网和前台）？

2. 竞价排名与流量绑架：是否通过复杂的流量分发机制，迫使酒店购买额外的广告服务（“金牌挂牌”、“特牌挂牌”），实际上构成了变相的强迫交易？

3. 资金结算与账期：是否利用强势地位压占上游供应商的资金，转嫁现金流压力？

酒店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前台、保洁、安保、厨师，一家酒店背后是几十个普通家庭的生计。过去几年，旅游业本就艰难，如果头部平台通过垄断地位进一步挤压酒店的利润空间，导致酒店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倒闭，这将直接转化为就业压力。

相比之下，一个消费者在订房时是否因为“杀熟”多付了50元，虽然在道德上令人不齿，但在宏观经济的棋局中，其紧迫性和危害性远不如上游酒店业的生存危机来得严重。

四、 结语：反垄断的中国式实利主义

总结来说，看懂中国的反垄断，不能用美国教科书上的“消费者剩余”曲线去套，也不能仅凭网民的情绪去猜。

这是一场关于分配权的博弈。

过去十年，互联网平台通过效率革命，拿走了产业链上最大的一块蛋糕。现在，监管的大手落下来，不是为了把这块蛋糕切碎了直接分给消费者（虽然消费者可能会间接受益），而是为了强行把蛋糕切出一部分，还给上游的工厂、店铺、司机和酒店。

因为在当前的中国，让商家活下去，让工人有班上，比让消费者少花两块钱更重要。

所以，对于携程的这次风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如果最终的处罚决定书下来，请不要惊讶于里面大篇幅讲述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和“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利益”，而关于“大数据杀熟”的描述，或许依然只是不起眼的一笔带过。

因为这从来就不是一场关于你钱包的战争，这是一场关于产业生态如何重新平衡的“削藩”之战。

—— 全文 完 ——

然后我又提出新的问题：

在上文援引到的案例（比如携程败诉 蚂蚁胜诉，亚马逊沃尔玛被调查之类）能否添加足以溯源的引证

gemini给了，又是一篇大概有两千字的东西，我就懒得贴了。尤其援引了俄亥俄州诉美国运通案（2018），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

总结：

人工给题目（what to think）、给角度（how to think），把握住议程设置中的核心两点，相当于我想好了今天要吃什么菜，以及究竟是炒还是焖。

接下来，交给ai吧，摆盘你都不用干预。

我要不还是标个“原创”放个“赞赏”吧，思路毕竟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