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 不一定对

本篇我无意站队,并不想在价值观层面讨论,哪种路数、主义、观念更优。事实上,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精神美德处于两个极端中的合适位置。

拍脑袋琢磨琢磨未来走向罢了。大多数人不会引领时代。做到跟着命运走而非被其拖着走,已然深得斯宾格勒嘉许了。

幸运的话,我或许能活到那样的未来。

时钟拨回到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

彼时全球,大概有这么三个大的…状态。

第一个大状态,美苏对抗。

虽然在20-30年代,苏联人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苏联所有的工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下建成的”——二战后斯大林对美国驻苏联大使这样说过。但出于种种原因,战后的短暂蜜月期已过。美苏全面脱钩,势不可挡。55年西德加入北约,旋即华约诞生,两大阵营从此壁垒森严。

61年加加林驾驶着飞船绕地球一圈,苏联人信心倍增,而美国人深感沮丧也高度警惕。

第二个大状态,就是风起云涌遍及西方列国的左翼运动——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但如果把左翼运动扩大为群众运动,几乎就可以说是全球性状态。

左翼运动中有一个著名的“3M精神导师”说法:三个带M的人,是西方年轻人们的偶像。第一个马克思,第二个毛泽东(嗯,彼时西欧太多年轻人的偶像的确是他),第三个马尔库塞。前两位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陌生的。第三位马尔库塞,可能知道的人略少一些。你只需要知道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而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是颇有学术渊源的。

说3M是资本主义旗帜鲜明的批判者,并不为过。

第三个不那么显性但事实上正在发生的也是最重要的状态:

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红利,快吃完了。

人性中有两个东西,是一体两面的。一为恐惧,一为贪婪。

任何一个在股市(或者赌局)中搏杀过的人都知道,同样的人,会时而恐惧时而贪婪,是为“患得患失”。

恐惧,就是害怕在竞争中落后,被淘汰。贪婪,就是自觉牛逼渴望竞争,方能出人头地。

恐惧和贪婪这一体两面的人性,形成了左翼右翼。左翼关怀弱势(弱势者通常是大众),主张福利,谋求平等。而右翼强者立场,注重效益,鼓吹竞争,反对管制,鄙视穷弱视之懒蠢。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左翼右翼,都是“自由主义”大旗下的左右。他们根本上承认人权,承认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左翼发展到极左,右翼发展到极右,就不再是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东西了。

当经济大发展时,右翼的利益导向鼓吹,比较容易得到迎合。因为大潮凶猛,一般中人之资,亦有可能通过个人奋斗便过上体面而小康的生活,“穷弱即懒蠢”这种论调,容易获得承认。再说忙着赚钱,哪有空去关心赚钱以外的事。

当经济增长放缓乃至停滞,左翼的道义导向鼓吹,就容易抬头。还是中人之资,个人奋斗半天惜乎潮水已然退去依然挣扎困顿,右翼再要鼓吹穷弱即懒蠢,就不那么讨好了。反而是左翼的“制度出了问题”、“人生而平等”、“我们要面包”乃至“加强政府看得见手”才容易获得应和。

其实人在顺风顺水时会归功于自己努力,敝衣枵腹时会怪罪环境,实属正常。右翼主张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易,左翼主张在经济停滞时易,顺理成章。

一国经济,自有其周期。故而一会儿左翼上台,一会儿右翼上台,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

上世纪五、六、七十三个年代,美苏冷战,二次工业革命红利消退,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放缓,左翼抬头,就是这么三大状态交织。

这三大状态是怎么终结的呢?

个人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

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信息时代。

如同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的加速器一样,个人电脑与互联网,同样是一个加速器,而且力量更猛。

新的技术驱动,带来了新的增长可能。

左翼运动的号召得到彻底解决了么?其实没有。马丁路德金63年就喊出了“我有一个梦想”,但黑人的平权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是个大问题。

青年时代参与过学生运动的乔布斯,转头去搞了苹果,一度引领个人电脑风气之先(后来开启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网,算是后话)。

当新增长出现后,左翼自然偃旗息鼓,利益效率导向的右翼,自然再度归来。

里根(81-89)-撒切尔夫人(79-90)体制,就是八十年代的事。

我这里不带任何站队倾向只是陈述客观事实地说一句:左翼抬头,就是经济出了问题,但会部分却不是彻底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右翼抬头,就是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同时积累社会问题。

八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这三十年,可视为人类社会经济面向的黄金时代。当然也留下了更多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

回到今天。

恐怕必须承认,全球经济出了严重的问题,以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其实是一部个人手持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红利快要吃尽。不要被股市的红线飘扬所迷惑。在我看来,这属于资金驱动型的上涨。资本寻找保值增值地而杀入股市,并非经济之福。

从美国到欧洲,同样是各种左翼运动。至于大国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这样的状态,恐怕同样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告一段落。

终结者,依然是一门底层的普惠的新技术,一个需要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新技术。

这个新技术是什么?

我当然不可能知道。

但我隐约觉得,可能是在医疗生物基因这个方向,亦有可能在太空这个方向——不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一个新技术,但不足以开启一个新时代。

美苏冷战,苏联人展示出的肌肉,使得美国人担忧于斩首行动而于69年启动研究阿帕网,错打错着,互联网就此诞生。

新冠肺炎,各路医疗生物团队,拼命研究想要搞出个疫苗。也许这个疫苗永远不会研制成功,我们也许永远需要和病毒共存,但错打错着,会不会就此开启生物基因的大门?

太空技术不是什么卫星互联网,而是太空农业、太空提纯、太空挖矿等等(大规模星际殖民还看不到)。

纯属一猜。

本段并非求生欲,而是事实上我认为,虽然阳光下无新鲜事,但历史不会简单的复刻。

中国和苏联,是完全两种国家,政治工具和政治经验,也完全不可同日语。

苏联解体不是信息时代到来的原因。倒是最近有个老外写了本书,讲到了苏联是怎么错过互联网的:《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据说马上要出中文版了。

我和几个朋友聊天时,说未来是乐观的。

朋友们纷纷表示,要二三十年么?那时候我都老成什么样了?一点不乐观。

但有一件事,各位一定要知道,要吃苦必须年轻时吃,老来吃苦,真是莫大的悲剧。

二三十年后,我这个70后如果活着,就是七八十岁,80后六七十岁。大环境回暖向好,真可谓老来之福。

这岂非最大的乐观?

但要熬到那一天,我有如下建议:

除非你觉得自己实在是天才一枚,一定要自己折腾点大动静,普通群众应该:

1、要理财,以购买指数基金为主,力争跑赢通胀即可;
2、要买保险,养老寿险一份重疾险一份。养老寿险为了老来活,重疾险嘛,一场重病打回解放前还少见么?
3、不要做杠杆投机,不要瞎折腾,风险必须可控;
4、墨菲定律需深入骨髓;
5、趴着,小草式生活而非大树式生活——当然,非觉得自己是参天大树之材,就算了。

—— 首发 扯氮集 ——

人类的否定史

我是学传播教传播的,如果非说有点学术旨趣的话,应该归为“媒介环境学”——研究技术作为环境是如何影响媒介继而影响社会的。

媒介环境学的开山祖师爷,算是伊尼斯。这位政治经济学出身的学者,是一个实锤技术决定论者。而且非常乐观。意思就是,技术进步是很有利于媒介进步社会进步的且可以一直这么指望。

往下传承,就是大名鼎鼎的麦克卢汉。麦克卢汉自居伊尼斯的学生,也是一个偏乐观的人。但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也仅仅是偏乐观。事实上,他对自己赖以成名的电视,是有警惕的。他专门写信给自己的儿子,让后者少让小孩看电视。

再往下,波兹曼。娱乐至死四个字可能比他本人还有名。是的,他写过这本书。波兹曼做过英语教授,相当于中国大学里的中文系教授,文采斐然是应有之意。波兹曼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因为当你读过他那三本被译成中文的书后,是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是一个技术悲观派。

波兹曼有一个正经的弟子——也就是并非自居——叫梅罗维茨。他的《消失的地域》属于媒介环境学学派早期很难得能见到按照标准学术套路写的著作。不过也不奇怪,毕竟是他博士论文扩展而来。这个学派的河水流淌到梅罗维茨这里时,又神奇地拐了个弯:回到了麦克卢汉那个偏乐观的调性。

媒介环境学号称与北美行政研究、欧洲批判研究,三分传播学天下,但其实是自己吹牛逼。这是一个不大的学派,历史也不悠久,最有名的麦克卢汉和波兹曼还不乏非议。前者被斥之为一种神棍式的论述,后者则文采大于论证。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学派,四代传承,四代否定。

说完一个有些边缘的学派,说一些真正意义上名传千古的人。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爷孙仨。

苏格拉底没留下任何文字资料,这人的智慧全部在口舌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所谓苏格拉底曰过的,是弟子柏拉图记录的。但这位弟子是不是实录了,谁也不晓得。而且可以肯定的说,有些话,真是假托其师之名。

苏格拉底死前是有机会逃走的,但他依然选择了喝下那杯毒酒。这极有可能说明,苏格拉底是发自内心赞同雅典民主制的,与一个制度的维护相比,自己的生命算不了什么。

但柏拉图显然相当厌恶民主制,他的《理想国》赫赫有名,不过真打算细读的话,不得不说,至少于我,有些内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轮到亚里士多德了,这位西方真正意义上第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他不会100%接受他老师的所有看法。亚里士多德是爱民主制的,他考察希腊诸城邦后,得出了三个他心目中的好制度: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因城邦风土人情而异。

顺便说一句,亚里士多德也面临过要被处死的可能,这是亚历山大死后雅典推翻马其顿统治之时。作为帝师,要被清算也可以理解。但我们的亚子没他师公苏子那么轴,觅得机会卷铺盖跑路便是。

我小时候受到的一个教育成年后反思是很有问题的。我小时候老被灌输,亚里士多德学说一统天下,要推翻他的说法,要支付极其惨烈的代价。搞得亚里士多德俨然有一种霸道之至的学阀既视感。

罗马人接受基督教之后,分裂成东西罗马(只是顺序陈述,没有因果)。东罗马就是拜占庭帝国,又活了千年之久。与通常意义上我们感知到的西方世界教权王权纷争不同,东罗马帝国从来没纷争过这个。教在王下,也使得东罗马帝国后来走上了与西方气质完全不同的道路。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一个公主逃到了俄罗斯,彼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赶紧娶了过来,以证明自己有真正的罗马帝国血统。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在俄罗斯,大牧首能对沙皇颐指气使。

西罗马不到百年便灭亡于所谓蛮族之手,然后进入了被很多人认为的漫长的黑暗中世纪。不得不说,蛮族就是蛮族,力量是够够的,政治智慧是缺乏的,乱哄哄了几百年。

这件事上今天的西方人依然要感恩阿拉伯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不少,然后又传回西方,让当时的人惊叹,原来俺们祖宗那么阔过。我个人总怀疑西方人至今还神神叨叨有上一个璀璨之至的史前文明和这事有关:发现一个更阔的祖宗既然发生过一次,也有可能发生第二次。

亚里士多德学阀地位的民众基础大致就是这么形成的: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西欧,忽然碰到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的言论,自然拜服得不得了。这恐怕并非亚里士多德的本意,毕竟人做过帝师,从来没听说过他要借帝师之位一统天下的思想。反倒是亚子还埋怨过亚历山大,你怎么把我的不传之秘到处散播。

但亚里士多德一开始是被统治者即教会拒绝的——他们的确也太格格不入——可这个很阔的祖宗魅力实在太大,吸引力不是那么好扑灭的。在缠斗中,教会这边出了一个很牛逼的叫阿奎那的人,他成功地用神学“收编”了亚里士多德学说。具体怎么搞定的,其实我也说不出真正的子丑寅卯,反正知道这么个结果就好。

一个被收编过的亚子学说成了教会的最有力武器,这个事略微有点像朱元璋删改孟子后把孟子当成有力武器。只不过后者更为简单粗暴,直接动手删。

突破这个教会一手制造出来的学阀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后来,亚里士多德的确有很多知识被否定了。比如著名的比萨斜塔扔球球实验。但很遗憾,这个我小时候进入过课本的事恐怕是假的。但伽利略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运动的定见,那个是真的。一个冷知识是,亚里士多德真以为豪猪会射出自己身上的刺以打击敌人。这个知识点,也被否定了。

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都有着否定前人的影子。如果说文艺复兴还打着古人的幌子的话,宗教改革那真是一场思想上的叛逆。

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为起点。

简单说来,天主教信奉这八个字:教会之外,别无救赎。而宗教改革而起的新教,则是四个字:因信称义。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天主教非常强调教会,教会就是一个中间商。这个中间商赚了不少钱,所以你去欧洲大陆看到的教堂,但凡是富丽堂皇极尽装饰的,大概率就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

新教不这么看。新教以为,只要你心中有上帝,你就可以和上帝直接加好友。故而只要信,就可以称义。新教没了中间商,教堂都很穷。简朴路数的,大概率就是一个新教教堂。

人类历史上可以称之为全球霸主的,第一代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第二代霸主英国就是一个偏新教的国家——他们自己叫国教,融合了一些天主教的传统。顺便说一句,功利主义的英国是极其擅长妥协的民族。第三代霸主美国还是一个新教影响极大的国家。

既然连信仰这种事,都可以至少做修正主义式的否定,还有什么不可以去捣鼓捣鼓呢?

笛卡尔来了。

笛卡尔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这五个字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思者,疑也。在怀疑一切之下,怀疑一切本身是不容置疑的。

笛卡尔的确是讲怀疑一切的。但他并非随随便便的怀疑。他的《谈谈方法》这本小册子,全名是《谈谈正确引导理性在各门科学上寻找真理的方法》。人是讲理性的,不是胡乱莽的。

笛卡尔探寻真理的方法,就是怀疑一切现有的知识。但他同时也强调,要运用自己的理性,要按照科学的次序,进行分析论证和校验。

按照笛卡尔的原意,本来是想写一本大书,来呈现他认为自己探究到的真理。他还野心勃勃地打算用这本大书把天下知识都给系统化地囊括进去。但这事没办成,原因之一是伽利略因为日心说被教廷审判,这让选在荷兰的笛卡尔还是感到了一丝寒意。

于是他选了几个零碎部件弄了这本小册子出来。既然研究成果贵教不服,那我谈谈研究方法总行吧。这个做法后世屡现,今天真不算什么新鲜。

没想到这么一兜一转,笛卡尔正式打开了现代哲学的大门。转变一个人对某事的认知方法,比转变一个人对某事的认知结果,要紧得多。讲到底,偏见的本质,存在于方法上而不是结果上。

宗教改革的否定,其实是很惨烈的。欧洲大地上,宗教战争此起彼伏,三十年战争就造成了两百万人之死。一方面,文艺复兴之下,人的地位逐渐上升,一方面,又是兵祸连年,乱世人贱不如狗。

怀疑没有错,但需要理性。这大概就是笛卡尔对他那个时代的反思吧。

笛卡尔身后,留下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剧烈的互相否定。前者强调用经验证实理性,后者则认为推理就可以探究知识。但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不否认,神权是可以挑战的。没有万世一系不可修正甚至否定的理论。

“批判是科学的生命”———库辛。皮尔逊在《科学的规范》一书的扉页上,引用了这位法国思想家的话语。

在1892年出版的这本书中,皮尔逊喊出了“科学方法是通向绝对知识或真理的唯一入口”——这个“唯一”可能走得有点远。虽然后世依然把他尊奉为一个哲学家,把这本小册子称之为科学哲学经典,但其实他是看不上哲学的。

在这本书里,皮尔逊清楚地写道:培养合格的公民,科学比哲学更有用。不过,他所理解的哲学,可能我们今人定义的不太一样。皮尔逊明确将神学和形而上学从科学中排除出去。而那个时代的形而上学,其实就是理性主义,或许就是他认定的哲学。

皮尔逊这个人,在中国名声不大,至少没有笛卡尔、波普尔、康德、培根这些人大。但其实五四所谓呼唤赛先生,是和皮尔逊有关的。1915年的中国科学社社刊《科学》就经常介绍这位仁兄,1923年的一场科(学派)玄(学鬼)论战中,科学派的很多观点,都来自皮尔逊。

皮尔逊被称为统计学的奠基人,我相信很多人文社科的学生在搞研究paper时,对定量方法所必须涉及到的统计学是心有余悸的——反正我就悸过。

皮尔逊名气不大,可能和他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关。他明确表示过生物实验比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所有国家理论都有更大分量。他也被视为后世有很大争议的优生学的源头——比尔盖茨最近被黑得厉害,和这个优生学就不无关系。

康德这个一辈子不出村儿的老头,终结了争吵,“为经验主义留足空间,为理性主义设定边界”,这个事算是一次历史上著名的知识门类分叉,因为从康德起,哲学就是一门专业了,不是是个人都能因为讲点一般人还能理解的哲理就能成为哲学家了。要做哲学家,不读康德是不行的。但康德的东西,真叫一个难读。所以我从来都自命是一个野生的哲学爱好者。

这个分叉,使得像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皮尔逊这样文理两开花的人没有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对哲学的研究,成为主要的虽不泾渭分明但依然各有其路数的两条脉络。

和笛卡尔同时代的培根建立过一个“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的法则,但这还不够。一直到20世纪初,又一位巨匠登场了,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观念:证伪主义。

科学的正确,永远是不彻底的正确——波普尔。

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起点是很有趣的,就是今天很多人还认为特别厉害的精神分析流。17岁的波普尔给一个精神分析大牛打工做助手,他发现精神分析法的一个特点是:无论什么事,都有一个解释且一定能自圆其说。

是的,有一本叫《向伪心理学说不》的名著,开篇就对太多人听闻过的一个名字弗洛伊德表示了强烈的不以为然:“弗洛伊德式的研究方法彻底误导了人们对心理学研究的印象”。为什么?因为弗洛伊德缺乏可证伪性。在这本书里关于可证伪性一节的论述中,作者向波普尔表达了至高的敬意。

可观测、可重复、可证伪,构建起科学的重要三大支柱。科学作为一个体系,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允许理论的不断被证伪而滚滚向前。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就是这么被拍死的。而这种死,恰恰是一种生。

科学精神对人类文明的推动力是巨大的。1759年到184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核心主力是工匠,对人类社会的提升并不如19世纪6-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与工业生产紧密结合。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的一次跃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一次大跃进,数字革命则是一次巨跃进。第二次工业革命有承上启下之效。

简单说一下中国的科学问题。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我个人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中国没有否定传统。精神世界的圣人(孔孟)和真实世界的圣人(皇帝),他们的圣言,是不可置疑的。到了明清之时,甚至连圣言的解释,都是不可置疑的。

即便有否定——比如逼到极点了,那也是不理性的否定。不服就干,一干就鬼哭狼嚎尸横遍野。

这要搞得出科学,才活见了鬼。

—— 首发 扯氮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