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

传统媒体转型中的一个重要路径是鼓励内部创业,并美其名曰“孵化”。这个做法看上去不是那么激烈,“创业者”风险看似不是很大,故而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这种方式。媒体们再怎么艰难,掏个十几几十万的,还是做得到的。再加上媒体们自身还有一定的推广资源(无论是传统介质还是数字介质),把一个创业项目推起来,理论上似乎也可行。

但我不得不要说的是,孵化,是一条大概率上必死的死路。

孵化其实是一种很重的方式,国内外都有人做孵化,但成功者真得不多。美国最有名的例子是05年创立的YC(Y Combinator),《连线》杂志称它为“一个初创公司新兵训练营”,而公司创办人保罗·格雷厄姆亦被称为“新一代企业家的导师”。很明显,它的运作模式和大多数“风险投资”不同,它需要“导师”和“训练”。孵化器的优势在于此,但劣势也在于此。由于要进行指导和大量的后勤配合,它对主事者的要求很高,运营方式也非常重——当然,回报也是极其丰厚的。

中国最有名的例子是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它大概是中国最成功的孵化器之一,孵化出包括知乎、豌豆荚等很有名的项目。然而比起YC来,还是略逊一筹。格雷厄姆本身是一名很成功的创业者,但李开复不是。在创办创新工场之前,李开复一直是标准的职业经理人。如何成为创业者真正意义上的导师,格雷厄姆更有经验一些,他其实也更看重如何帮助到创业者,而不是仅仅是金钱往来。

现在来看看我们传统媒体的“孵化”,必须非常不客气地指出的是,媒体自身都已经麻烦不断,媒体的老大们一无创业经验,二来很多人观念保守或者经验不足,很难起到所谓“创业者导师”的作用。至于媒体自身内部,更遑论什么“初创公司训练营”。传统媒体限于体制,经常会有一些内部会议。一位主事某个新媒体项目的媒体人就曾经向我抱怨,动辄要去集团汇报工作,然后还要听从一些其实没啥意义的指挥。媒体庞大的后台,对创业项目来说,更多的是牵绊,不是什么助力。

媒体搞孵化,一个很大的动因在于,它以为有着成形的一套后台配套体制,可以为自己的项目减少很多成本——比如说人事、财务甚至是项目的营销推广。但这种做法其实更大的理由无非是尽可能消化这些既定的成本,对创业项目来说,未必有多大帮助。更要命的是,创业者希望引进的人才,还要去过一遍媒体集团的人事,创业者希望做的一些花费投入,还要去过一遍媒体集团的财务,有时候只好无奈地摊摊双手,苦笑一句“呵呵”了事。

孵化器与风险投资不同的是,孵化器需要全方位地帮助到创业者。不过,我们大量的媒体们,其实没有这个能耐。与其硬做孵化器,不如彻底去做一名“投资者”。不下岗的内部创业有退路意义不大,索性放手,让真正有创业意愿的媒体人去放手一搏,作为媒体来说,资本占据股份就行,就别以孵化的名义,对创业者指手画脚,而且,还是不着调不靠谱毫无章法的指手画脚了。

话再说得狠一点,内部创业,这四个字,其实很荒谬的。尤其是在意识经验方法论上都非常欠缺的传统媒体里进行所谓的“内部创业”。

—— 中国新闻出版报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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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电影

“恐怕很难找到比电影更迷人的产业了。”美国资深娱乐产业分析师、金融经济学博士哈罗德沃格尔在他的《娱乐产业经济学——财务分析指南》一书中这样写道。沃格尔这里所指的产业显然是“娱乐业”。游戏、体育、博彩等都是娱乐业,但电影这个行当,既有高大上的艺术感,又充满着商业价值,覆盖人口极广,而且属于高风险高收益,所受的影响变量极多,无怪乎要用“迷人”二字。

中国电影业与资本市场结合后,发展迅猛,催生了11家所谓“广播电影电视产业板块”的国内上市公司,还有博纳影业这种海外上市公司。随着供给方活力迸发,结合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在很多人看来是迟早的事。另外,与电影相关的衍生产业机会也很大。美日等市场的票房收入仅占总体收入的3成,而这一指标在国内超过90%,衍生产业可挖潜力多多。这里遍地黄金,一派兴兴向荣之势。

各路土豪都开始介入电影行当,有媒体报道说,2013年的资本运作此起彼伏,5月之后,接连发生10起收购案,最大金额为近160亿人民币,最小的也有1.23亿,累计超过22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13年电影业总票房的规模。

BAT入局

网络巨头终于按捺不住,开始进军电影产业。今年3月,阿里斥资62.44亿港元收购文化中国60%股权后随即宣布,公司拟更名为阿里影业。继余额宝大红大紫之后,利用支付工具,阿里推出了三期娱乐宝来投资电影电视。一期7300万元,投向《小时代3》等,6月又推出娱乐宝二期,标的5部电影。第三期则和东方卫视的电视节目有关。

2月,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投资了一家洛杉矶电影制作公司,第一个项目是一部名为《悟空》的3D动画电影,预算4000万美元。近日,市场上则流传出一个消息,百度可能在7月底启动一项面向电影市场的众筹项目。

6月17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腾讯视频宣布推出“为虎添翼”电影计划,投资电影《钟馗伏魔:雪妖魔灵》、《天将雄师》、《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我是女王》、《张震讲故事》等。在整个2014年,腾讯声称至少会参与出品以上五部大片,下半年也许还会推出其它项目。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我们的电影院、银幕数、观影人次都在快速增加。此外,我们跟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就是蓬勃发展的移动互联网产业。中国有13亿人口,有近10亿部智能手机,5亿平板电脑,还有5亿家庭电视屏幕,这些屏幕未来都将是我们电影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段话出自刘春宁之口,刘的上一份工作是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在线视频部总经理,腾讯数字多媒体产品部总经理,现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数字娱乐事业群总裁。他的话,其实充分代表了巨头们进军电影业的动机。

不过,三位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开设“媒体战略管理”课程的学者们在他们的合著《被诅咒的巨头》狠狠地挖苦过媒体巨头投入电影行业,在他们的统计与研究中发现,大部分此类行为最终都归于失败——对本媒体组织的真正意义上的壮大没有任何好处。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媒体巨头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投资收购然后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资产减值——十余年来,位列前茅的巨型媒体集团减记了总共2000亿美元资产。而此番携更庞大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而来的网络巨头们,能摆脱这份诅咒吗?

流量

电影的营销环节非常重要,根据艺恩咨询的研究,在整个2013年中,电影营销费用可达28亿元,占到了当年总票房218亿的10%多。而在这部分营销预算中,单纯的硬广投放就会占到一半。今年春节档问鼎票房冠军的《大闹天宫》,总票房破10亿,广告投入达到1.4亿,大面积投向路牌广告、地铁车身和车箱广告。

而网络巨头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媒体属性。百度是中国流量第一的网站,腾讯握有门户流量排名第一的腾讯网,还握有桌面QQ,移动微信和手Q这样的社交工具。至于阿里,这两年对媒体疯狂的投入和收购,也有着它自己强大的媒体矩阵。将它们自己和它们投资的公司一起算上,BAT掌控着中国互联网的主要流量,这句话是一点不会错的。

随着中国网络人口的增长红利结束,网络巨头们也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增长迅猛的行当来满足资本市场的需求。每一个访问IP,网络巨头都希望能挖掘出最大的商业价值。电影业是当然之选。在过去,网络巨头要么担当帮助电影宣传的媒体角色,要么担当一些过期电影在网上播放的末端发行角色,而这一次,网络巨头们的野望是:进入产业链上端,操控整个电影业。

手上有庞大的流量,至少意味着电影的宣传营销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BAT三家的分发能力都是首屈一指的,一部再烂的电影,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对BAT来说那是小菜一碟的轻松活,而且有趣的是,只要人们知道且在讨论电影,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影院。这在中国过去烂片一样产生高票房的历史中可以证明。

流量优势还会成为与大牌明星演出费用谈判的筹码,巨头们有足够的其它力量去让明星变现或影响到明星,于是演出费用便可以讨价还价到极致。明星的片酬是一部电影的主要成本,这部分的节省或者产生组合优势,会大大有助于电影的利润。

宣传上的火爆,可以让电影生产商在发行事务上获得谈判优势,比如和影院之间的商务洽谈,包括分账比例、排片时间、账期结算等。一部大家都在关注和讨论的电影与一部默默无闻的电影,院线的态度显然截然不同。有院线经理在接受媒体就“什么因素影响排片”时这样回答:“卡司阵容,还有宣传。”(注:卡司阵容即演艺阵容)

流量还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电影的“按需生产”。早在2012年我参加的一次移动视频基地节目招标会上,就有一家拥有主流输入法工具的网络公司在竞标时声称,他们知道中国最热门的演艺界人士是谁。

资本

电影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电影就像风险投资商投资项目一样:我知道我所投入的项目只有20-30%的成功率,但只要这些成功的项目有巨大的回报,就足以覆盖我失败项目的成本。按照Gasson的研究,大多数成功的好莱坞制片公司每制作十部电影也只有两部能盈利。规模小的电影生产者很难去践行这种逻辑,而如果手上资本非常强大,这个风险收益逻辑才能得以实施。

网络公司天然就和资本走得非常近,事实上它们都是被资本养大的。而这两年,成长为巨头的网络公司们,开始从投资标的转变为投资者。经年累月的项目洽谈,网络巨头们都有着娴熟的投资技巧。

不过,自己投入是一种手法,网络巨头们还带来了另外一种玩法:众筹。这种玩法切入最深的,就是阿里和它的娱乐宝。

虽然都是借助第三方支付工具,但娱乐宝的机制和余额宝其实颇为不同。余额宝其实是把普通人的钱聚拢后交给高富帅,货币基金这个高富帅和银行这个高富帅达成协议。就余额宝来说,是普通人和高富帅之间的交易。

娱乐宝却是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的交易。普通人把钱交给高富帅(电影生产方),高富帅生产完了还是要从普通人那里获取票房或其它衍生收入,以满足前一个普通人的所谓年化收益。存在这种可能,其实就是同一个普通人,自己吃自己罢了。

网络巨头们自己都不缺钱,它们还有更强的吸纳资金成为资本的本事——这可能是《被诅咒的巨头》三位作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个特征,他们笔下的媒体巨头们从来把普通人看成消费者,而没有视为投资者。

窗口

电影行当有所谓的“窗口策略”,大致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链条:本土票房、海外票房、按次收费点播、录像带DVD、收费电视、免费电视,这是一个一路延展下来的收入模式。近年来,网络视频、互联网电视兴起后,链条上又多了两环。而被慢慢取代掉的,首当其冲当然是录像带DVD这种古老的物事,传统电视看来也将朝不保夕。

百度拥有爱奇艺这样的视频网站,腾讯旗下则有腾讯视频——一直有传言腾讯内部关于腾讯视频是否要仿效腾讯搜索和腾讯电商交给第三方,但马化腾坚决不同意。至于阿里,除了投资优酷以外,还一直和华数紧密合作,不仅推出了阿里盒子,还做了阿里智能TV操作系统,接入到华数的互联网电视播控平台。很显然,阿里的窗口重点在客厅。

游戏,则是电影行业的重要衍生产业,不是一个窗口。赛富亚洲投资基金的首席合伙人阎焱一直认为,华谊能赚的钱其实并非电影本身。

华谊放在明面上的业务次序是:电影、电视剧、艺人经纪和游戏。游戏位列最末,但其实贡献很大。比如在2013年年中财报中,如果不是减持游戏公司掌趣公司套现3.78亿获投资收益2.4亿,上半年就不会出现同比大增近3倍的4.03亿利润了。今年一季度营收显示,主营业务几无盈利。—— 这一点充分说明,即便如华谊这样的明星电影业上市公司,在电影这个市场上并非强悍如斯。这对于手握流量和资本的网络巨头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此外,有媒体报道说,游戏公司完美时空做了一款《武林外传》的游戏,仅仅一个月,收入就超过了《武林外传》电视剧售卖的全部收入。

游戏业是电影业非常重大的衍生产业,电影成了游戏的宣传工具——这大有些商业意味上的莱文森所谓“补偿性媒介”。腾讯是中国游戏业的王者,而阿里,也一反马云信誓旦旦绝不做游戏的承诺,开始介入到游戏业中。前文所提及的刘春宁,自腾讯转会到阿里后,很大一部分工作职责就是打造阿里的游戏业务。

规则制定者

能够把控多个窗口及衍生产业的,一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容版权所有者。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主要是文字图片这类轻内容领域,重内容领域,事实上还很难说鹿死谁手。门户可以用一纸“战略合作协议”从纸媒中免费获得内容,而很少有视频网站能够以免费的方式从影视剧版权所有者那里获得内容。主要以文字图片为主的聚合类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能达到5个亿美金的公司估值,但视频聚合类客户端不是没人做(比如360),但从来没有那么强大过。在视频领域,规则制定者很难讲到底是渠道,还是内容。我个人的看法是,内容方可能还稍稍强大一点。

网络巨头一直做的是渠道的生意,传播的都是轻内容。涉足重内容的视频领域后,一直在为争夺内容支付高额的版权费用,而且也只是一个播出权(无论读播还是首播),衍生产业他们并没有合法性和话语权。如果一旦以资本的方式进入内容生产领域,多个窗口都向他们打开,巨额的流量,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变现,从而成为整个产业的规则制定者,而不仅仅是营销参与者、播出参与者。

政策上的一些动向,让商业领袖们意识到,这个市场去抢夺规则制定者是有必要的。国家一直在鼓励文化产业的变化,远的不说,就在6月19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七部委联合下发了 《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发布了支持电影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通知》不仅表示要对一些精品电影给予年总计1亿元的资金扶持,还要“对电影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对电影制片企业销售电影拷贝(含数字拷贝)、转让版权取得的收入,电影发行企业取得的电影发行收入,电影放映企业在农村的电影放映收入,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免征增值税。”《通知》中这样提到。

网络巨头不会放过这样的制度红利的大好机会,传统电影厂商们也不会。上影中影均进入了IPO预披露名单,来自沪媒市场上的传闻,东方明珠和百视通这两家均属SMG旗下的上市公司,有可能会合并,并注入东方CJ、炫动卡通等资产,最终产生一个市值逾1700亿的巨型上市公司,进行更大的电影电视运作。

电影业,经过前五年的星星之火之后,已成一片燎原之势。

—— 财经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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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的成立

整个商业世界,是由供方和需方共同组成的。一般来说,从最源头的供给到最终的需求,中间会经历一道又一道的环节——这个被称为中间环节,或者说,中介。互联网一个很大的特征是,它在摧毁中介。然而,很难有最源头的供给与最终需求直接配对的情况出现,互联网在消灭大量中介的同时,又培养出一个大型中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搜索引擎作为中介,几乎成为了信息世界中的王者。

中介,有时候会被称为“入口”,通过这个服务,再获取其它想要的。搜索是例子,阿里巴巴的所谓“电商”也是一个例子。事实上,阿里并不是卖货的电商,但它成为了桌面上最强大的电商入口。最近阿里在上市过程中披露了一个信息:一个天猫等于六个京东。相对来说,京东更偏向一个卖货的。京东与阿里的区别就在于,京东关心商品,而阿里关心的是商铺。

很多创业项目都有一种“***领域里的淘宝天猫”这种愿景,其实就是对供需双方进行配对。这个事传统线下就有很多人在干,线上因为能够做到迅速铺开,诱惑力更大,而且看似不重,无非就是信息匹配——这是互联网的强项。做中介式的入口简直有一种躺着收钱的感觉,于是很多人做一个项目很容易想成为“入口”——这两个字其实被批评得很厉害。我的看法是:入口这个事,必须供需双方出现井喷,一旦两头丰裕出现,中介入口就会产生价值。否则,且不说运营如何,单是那个逻辑,就是很难成立的。

先举一个团购的例子。团购网站的供给曾经一度火到不行,从百团大战一路变成千团万团,在如此之多的团购站供给之下,团购的中介方——比如团800——就显得比较重要。因为消费者不太可能去一万个团购站找团购项目。但问题在于,团购站本身也是一个中介(商家是一个供给方),且团购站互相竞争之后,慢慢大量团购站死亡。于是,供给减少,团购站的中介就很难在商业上继续成立,在这个领域中,团购本身就是入口,在团购之上再做入口,意义和价值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再来说一下P2P,这个概念最近很火,据说也有两三千家的规模了。大量供给出现,需求那一端,经过各类宝宝们的教育后,普通老百姓也至少开始接受“互联网小额理财”这个观念,大量需求也出现。于是就有人想捣鼓P2P的中介,做类似团800的项目,只不过,这一次要集结的,不是团购站,而是P2P站。

P2P站会不会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竞争后,只剩下几个大的?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会”,那么P2P中介平台,就会丧失意义。如果“不会”,那么随着P2P玩家越来越多,它的意义就越大。以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可能“会”。一方面是P2P很有可能会颁发牌照,不是谁都可以开办的,另外一方面,征信实力强弱极有可能会使得P2P最终只剩下几个大玩家,而这几个大玩家本身就是资金和项目之间的中介,似乎不太需要再在中介上加一个中介。

左手牵买方,右手牵卖方,居中配对,上下其手,公司又可以摆脱“脏活累活苦活”,这种阿里模式(包括百度那种搜索其实也差不多)吸引了很多人,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在该领域复制一个阿里出来的想法,但其实并不是所有领域都能复制。阿里的核心其实蚂蚁雄兵的卖方,以及数量更大的买方,入口的成立在于“一种丰裕必然会催生一种稀缺”。但如果供给这边不是数量众多的话,那就像在一条没什么车辆的公路上想设卡赚钱,基本上是徒劳无功的。而有些领域,看似供给方会很多,但仔细判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竞争后,供给方可能会只剩几个,在这种领域,所谓中介、入口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

—— 商业价值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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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即是多

上报集团的澎湃项目终于上线了,当我热爱时政信息的父母听说这个事后,第一时间拿出他们的手机和平板(安卓系统)要我帮他们装上。我折腾了颇有一段时间,因为澎湃网站上居然没有应用下载,还非要我先去装个360或豌豆荚才能下载这个app——不知道澎湃的人怎么想的。

我个人倒是很早就从私人渠道拿到过澎湃的app,装在手机上后给不同的朋友展示过,意见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所有人都是一致的:内容太多了。这是一个定性的表达(拿着我的手机,他们也不会把玩太久),我们需要定量一点。

澎湃的网站上列出了四十七个栏目(或者说标签,tag,但一般人搞不明白栏目和标签的区别,第一时间都会认为这是澎湃的栏目设计),标记为“6月28日”这个时间(这可是周六)的文章有六十四篇。澎湃的手机端,在不断下拉时,会源源不断地展示出更多的内容,似乎给人一种没有底的感觉——这是对Pinterest的一种模仿,但我个人以为,Pinterest是轻阅读,澎湃不是一个轻阅读产品。

换而言之,澎湃不仅让你感觉上东西多,事实上东西也多。六十多篇文章,每篇如果两千字,那就是十几万字的节奏,可不就是一天生产一本书!——还是大周末的周六。

创造了术语“信息检索”与“描绘符”的穆尔斯在1959年提出过一个穆尔斯定律:当拥有信息比不拥有信息会给用户造成更大的痛苦和麻烦时,用户会倾向于不使用信息检索系统。这个定律后来被应用于信息检索系统的易得性——如果用户使用检索系统发现很难用,很不易得结果,就会抛弃这个检索系统。不过,穆尔斯自己对信息的看法是:很多人并不想接收信息,一旦系统给他们信息,他们会避免使用系统。信息会带来痛苦与麻烦。这一点我们都有所体会。——老实讲,穆尔斯本人,是反对海量信息的。信息架构学之父莫维里在他的《随意搜寻》一书里也这样提到:现在我们关注的焦点理应从“创造丰富的信息”转移到“解决注意力分散问题”。

现在来看看澎湃这个产品,官方对它的定位是“时政和思想”,一位朋友和我这样说道:我们想要给人的感觉是,你要是喜欢政治,来这儿就够了,全中文互联网所有最好看的政治思想内容都在这儿了。这个定位不能说是错的,中文世界里这一块基于种种原因的确有一些欠缺,但我个人的看法是,一开始如此之多的内容,有“黑云压阵”之感。当用户产生负担感之后,会逃离这个系统。

事实上,标题里的“少即是多”,我并不是完全接受,互联网受欢迎的产品都是功能复杂的(想想时下最流行的微信吧),但它们不是一开始就功能复杂的。第一版的QQ简单到安装包连1M都不到,在慢慢增加供给时,用户的承受力会提升。对澎湃来说,同样如此。没有这个必要一开始就如此庞大的内容供给,即便是可以自定义栏目,四十七个栏目会让人选择不能。

说到底,可能还是太有钱了。真正的创业项目,哪里会上手就那么多原创内容供给。有钱烧是好事,但有节奏地烧,才是正确的。

—— 中国新闻出版报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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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媒体们的进攻

2014年,国有媒体们的进攻开始,大举的。

过去明面上声势最猛的,是浙报集团。这家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地区报业集团,以省委机关报为内核,举的是“资本壮大传媒,传媒控制资本”的大旗,这样的操作手法其实进行了很多年。但去年32亿购入盛大旗下的边锋浩方,引起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震动。无论是手笔还是运作的跨界,都让人不得不去注目。时至今日,总体而言,这场并购是成功的。

悄悄进村打枪不要闷声运作的,是华闻。经过一轮资产重组,这家上市公司脱离人民日报,迎来国际广播电台这个大股东。后者是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手握百亿当量级的外宣经费,在国内,三套频率在200多座城市落地,广播媒介是当下所有传统媒体类型中日子相对最舒服的一个。但华闻依然进行着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大大小小买卖频繁,几乎到了每月一起的频率。

很多传统媒体开始意识到,资本运作对它们的重要性,纷纷涉足,成立了各种产业投资基金或内部孵化基金。上海这个一向被认为传媒业极其保守的城市,自从韩正正式出任市委书记后,进行了更大的动作。

上报集团的成立是去年中国传媒业的一桩大事,解放与文新合并后,上报运作了两起非常大的项目:澎湃和界面,均引入了外部投资,前者号称5亿美金的规模,后者亦是上亿美金的投入。上报的一把手裘新,曾跑去上海交大高等金融学院进修读书,很明显要将金融资本手段引入媒体之中。

澎湃和界面的大笔投入,总让我想到2000年时各家门户的疯狂烧钱。彼时中国有十余家门户,烧钱极猛的新浪搜狐网易最终都成功赴美上市,成为后来近十年中国互联网的翘楚。但门户烧钱,烧的传播渠道,他们在内容生产这个环节上投入并不多。而澎湃和界面,似乎要在内容生产这一环上大举投入,并去证明:当水烧到99度时还是不够的,再烧1度才会开。国内在内容生产上短期内投入数亿资金的,几乎没有。澎湃和界面的核心逻辑,大抵就是要验证一把巨资生产内容的可行性:建立内容生产的门槛。

获得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联想弘毅及小米等投资、预计要到8月才上线的界面,近日不断传出一些消息。先是声称要1000美金购买一篇文章,然后又宣布诸个媒体精英加盟,这里包括《财富》执行总编周展宏、投中资本副总裁刘奉昌、《时尚先生》副主编邹志渭、《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资深编辑崔宇等人。界面有三层“界面”,在聚焦上市公司为内核的财经内容下,其一为广义上的大众媒体,其二为面向会员的投资资讯及决策参考,其三为商业数据库。在我看来,分别要对标美国的WSJ、SeekingAlpha和Bloomberg。

上海另外一个媒体集团,也进行了所谓“大小文广”合并事宜,并将上影集团剥离单独上市。黎瑞刚返回重新出掌SMG,近日市场上关于它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东方明珠与百视通合并的消息到处流传。一个传闻版本是:合并后腾出来的一个壳要装入迪斯尼,至于合并形成的新公司,则要装入东方CJ、炫动卡通等资产,并向投资机构进行巨额增发,形成一个市值逾1700亿的上市公司,并获取日本动漫及其衍生产品在华的独家代理权。

就在本月24日,中文传媒宣布用26.6亿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智明星通的全部股权,预估增值率为2817.08%——中文传媒背后的江西出版集团果然是财大气粗。智明星通是一家游戏公司,号称业务遍布全球,其中最出名的游戏就是自主研发的“开心农场”,还拥有一个面向开发者的游戏开发与发行的云计算平台公司。

如此大手笔的运作,和上层意志及支持有着密切的关联。习近平在去年进行过多次内部外部讲话,强调对舆论阵地争夺的重要性。韩正对上报集团进行了三天的调研,以政治局委员之尊,在一家本地媒体集团做如此长时间的调研,改革开放后几乎没有。

在开闸放水的同时,有关方面也给予了国有媒体政策上的扶持,这就是部门规章。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司针对互联网电视牌照商,下发了关于立即关闭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中违规视频软件下载通道的函。这就意味着一些网络视频(比如搜狐、爱奇艺、优酷等)将从互联网电视盒子中消失,腾出来的位置,自然是国有媒体。监管当局最近频频的净网、剑网行动,在保证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也给国有媒体们留下了腾挪的空间。

国有媒体们的大举进攻,就是这样上中下三层并进。上,政策扶持,规章护航;中,资本整合,巨资投入;下:吸纳精英,团队豪华。这三路都不是空口说说,而是有实质性举措的。而对这样的路径,现在可能所缺的,就是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一位在大型媒体集团中从事投资的朋友告诉我,目前正在研究所谓“混合所有制下的黄金股”制度,这听着有点像美国资本市场上的AB股制度,B股的分红权利与A股相当,但投票权数倍于A股。也许是类似一股否决。这可能的确符合国有媒体的国有控制前提。也许,2014年,会在某个局部,以试点的方式悄然展开。

2013年习近平的表态,在2014年开始具体落实,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冲杀最前,国有媒体们在各地省委书记们的重视下,或早或晚,都将会动作起来。

—— 腾讯大家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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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媒体属性的退潮

最近有几个自媒体人(或自媒体联盟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搞了一个“自媒体公约”,因为基本上都是基于微信做的自媒体,于是腾讯来人站台。来的人级别很高,是腾讯分管公关的副总裁。这件事很让人玩味,一方面,腾讯的VP不说多如牛毛吧,总还是有那么十几几十个的,独独派了一个搞公关关系的,一方面,腾讯又恰恰派出的并非微信方面的人,也不是媒体这块的人。

微信对于订阅号这样媒体属性极强的东西可谓情感复杂。江湖上开始流传订阅号要和服务号合并(或者说,取消订阅号),这事不太可能,腾讯也辟了个谣,但微信至少在最近是走O2O路线的,几场微信官方的公开课下来,都是在讲如何利用微信进行更好的服务——而不是什么如何做更好的媒体。媒体属性太强,对微信也好,腾讯也好,没什么太大好处,光是一个管理成本,就够它受的。

微信订阅号刚开始的时候,势头非常凶猛,甚至传出“打开率99%”的那种估计。随着时日变迁,订阅号越来越多,供给量越来越大,打开率也开始滑落,目前能达到15%的就已经很不错(针对过万订户而言,订户不过百千的,可能打开率会高一些)。而且微信对订阅号的态度十分暧昧,让一众媒体要小心伺候,一旦被封杀,几乎是灭顶之灾——这和微博复活完全不同。

微信一日一推送,以及对超链接使用的严格限制,其实并不利于机构媒体。在用户那一头,好不容易打开一篇文章阅读,如果有个什么朋友发信息过来,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多任务处理”。阅读过程被打断并不是什么好的阅读体验。我和我的几个朋友都认为,在微信上读东西,其实是不怎么方便的。

微信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两点:1、包括朋友圈、群组、点对点聊天所所引发的社交阅读;2、开设免费且天然跨平台(iOS、android以及WP8诸多系统),这免去了不少开发的成本和烦恼。后一点是货真价实的,比较适合自媒体,但对机构媒体来说,未必有多大利益,到底是小钱。而前一点,其实有可能是个幻象。

正如本专栏某一期《预期》中所提及的是,社交阅读可能无法带来某种程度上的预期,无法形成用户对媒体的忠诚度和期盼心理。社交阅读非常利于轻内容传播,但如果要做一点严肃的高端的垂直深挖的事,社交阅读只是一个助力作用。

打造APP不是不能利用到微信的社交网络,这里只需要一个接口,已经有媒体APP在这么做。对于媒体来说,APP可能可以完成更为特制的个性化的目的,可利于媒体施展它的业务体系。

写作此文的目的,不是鼓吹媒体们抛弃微信彻底倒向APP,我想说的是,不能押注在微信公号上,那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对于媒体而言——尤其是严肃媒体——移动策略可能最根本的还是在APP上。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一股APP回潮,正在悄然展开。

—— 中国新闻出版报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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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排斥作品的真正主人[转载]

此文为国内传媒法专家魏永征教授(也是俺的老爸)写就,蒙其许可,转载于此。我个人在对版权的看法上,与我老父完全一致。我痛恨copyright的原因就在于,那些声嘶力竭叫嚷着要维护版权的人和组织,其实都是吸血鬼。你写本书,有人说可以翻译成英文,这事居然不是你说了算。你的文章,被媒体转载,居然你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居然还是“合法授权”。真他娘的见了鬼。

明儿百度邀请了尼葛洛庞帝来华和一帮人座谈,这个老头子在中国最有名的书是《数字化生存》,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互联网启蒙之作。但这本书现下是绝版的,居然在某东上卖出了170元之巨。为什么绝版?我问过译者胡泳教授。胡师说,当年运作此书的编辑已经离职,没人管这事。无论是再版,还是电子书,没人张罗。于是,想出的人没法出,能出的人不出,这符合原创作者们的真意吗?这对文明是一种贡献吗?

互联网将过去的介质摧毁,将生产工具下放,版权法的演进,应该将著作权真正归于作者——至于收费还是免费,那是作者的事,不是你媒体的事,至少,不全部是你媒体的事儿。得问问老子,行不行?

媒体们在那里义正词严慷慨激昂言之凿凿大言不惭,开口就是上千万。我在这里嘿嘿冷笑,还真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可笑之极。

以下为全文:

我和我的学生合作的将要在《新闻记者》第七期刊登的关于今日头条事件的文章,提出了传统媒体对于自己刊登的作品有没有诉权的问题,也就是这些作品的版权究竟归谁的问题。

你们有维权的资格吗?

眼下传统媒体、新媒体互相讨伐,告上公堂,此伏彼起,硝烟弥漫,各家媒体为了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呼天抢地,义愤填膺,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这个资格吗?

我可以说,无论是报纸、刊物,还是网站,你们刊登的、转发的作品,多数作品的版权并不属于你们,而是作者。

任何作品都是要靠人创作的,所谓知识,产生并储存于人的大脑,没有人,没有大脑,什么知识也不可能产生,什么作品也做不出来,这是显然的道理。

没有人,没有人的创作,所有媒体都只能是一片空白。

版权的主体是谁?

我国《著作权法》明文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作者是谁呢?主要就是“创作作品的公民”。

媒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作品享有版权呢?

一是媒体主持、代表媒体意志创作并由媒体承担责任的作品,称为法人作品。报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以网站名义发布的某些文字,还有整张报纸整本刊物作为编辑作品、广播电视媒体所制作的视听作品,媒体享有版权。

二是媒体工作人员为完成本媒体任务所创作的作品,即职务作品。按照现行《著作权法》,著作权原则上还是归作者享有。不过眼下很多媒体在聘用工作人员合同中写明职务作品的版权归媒体,参照很多国家也实行雇员作品归雇主(通过合同)的做法,可以承认吧。

三呢,那就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手续来获取,这就是转让。《著作权法》对于版权(限于财产权)的转让有明确规定,必须订立合同,合同内容包括转让价金、转让权利种类等等。

还有吗?没有了。

很多人,包括媒体人甚至作者,都以为作品一旦在媒体上发表,媒体就享有版权或者至少与作者共有版权,这完全是误解。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对于作者的强势地位造成的错觉。一位普通作者,好不容易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还拿到了稿费,对媒体感激不尽,没有媒体,作品无以发表,以为自己的权利也就到此为止了。媒体也以恩主自居,沾沾自得。这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从版权法来说,任何作者在媒体上发表作品,那是我作者许可你媒体使用,媒体给我稿费,就是作品版权的使用费,天经地义。作品版权依然归作者所有,作者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再次投稿发表,贴上博客,汇编出书,给别人改编等等,原发媒体完全无权干预,更无权对作品的后来收益分一杯羹。

反过来,如果媒体要对作品另行使用,例如把自己刊登的文章汇编成书,倒是要从头做起,征得作者许可,并且另行付酬。纸媒把自己刊登的外来作者文章给网站转载,收取费用,理应征得作者许可,并且把所得转交给作者。

只有一种做法,可以对作者行使版权予以一定限制,就是专有许可使用。专有许可就是在一定期限内给原发媒体以排他的使用权利,未经原发媒体许可其它媒体不得使用。这也必须以合同规定。没有合同,只能是非专有的一次性使用,媒体对自己首发作品最多可以要求作者注明最初发表在哪里。

媒体在版权问题上的霸权

眼下,有的报刊、网站刊登启事,声明自己拥有所发表的文章的版权。还有的网站,甚至宣布拥有用户在网络空间自行发布的作品的版权。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霸王声明,违背著作权法基本原则,是无效的。

有的收费数据库网站,不知道它的“知识产权”是哪里来的。我有一次要查自己几年前一篇论文,懒得到电脑文件夹寻找,百度一下,登陆了一家网站,页面上赫然见到我的文章标题和摘要,但是要看内容,得付费。作者看自己文章都要付费,见鬼了!谁授权给你的?反正作者没有授权。你收了费给作者吗?

需要指出,这种乱象与法制不健全有很大关系。《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有这样规定: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转载新闻信息,应当与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签订书面协议。中央新闻单位设立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将协议副本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备案;其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将协议副本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

那么,中央和省新闻单位有权签订允许网站转载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的协议吗?如果转载的是他人文章,协议中必定会订立的转载费(版权费),是不是应该分送给拥有版权的作者呢?“规定”没有说。那些中央和省的新闻单位每年心安理得地收取这些费用,视为自己“知识产权”的合法收入,没有听说有哪一位作者分得一分一毫。

现在,新闻单位、获得转载权的网站同信息客户端吵得不可开交,真正的权利主体却晾在一旁,无人过问,这种情况是不是有点滑稽?

维护版权真正主体的权益

看到国家版权管理部门官员宣示要查处数据传播中侵犯版权行为,理正词严,令人振奋。维护版权,首先必须维护版权真正主体作者的权益。对于那些无视作者权益、侵吞作者权益的现象,应该一律予以制止、制裁并且弥补已有的损失。我们期待政府有所作为。

美国版权法专家莱斯格(L.Lessig)曾经指出美国的版权法已经成为单纯保护大公司利益的法律,他列举现象,说明作者完全成为陪衬,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文化创意,由此倡导了copyleft(可以翻译为反版权)运动。对这种运动我们可以讨论,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国家不应当重复莱氏所说在美国出现的弊端。

我们国家实行以人为本。人也正是版权的主体,在版权保护中必须将人(作者)的权益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