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锋、木桶与工匠精神

商业科技记者沃格尔斯坦在他的《移动风暴——苹果与谷歌的科技之战》一书中,提及了这样的事实:第一代iPhone在乔布斯做演示时:1、所谓的信号满格是硬代码写出来的;2、基本上乔布斯展示一个功能就要换一台手机,因为iPhone使用一个功能后就有可能会死机。在随后的正式iPhone售卖时,这个产品的毛病很多,可以这么说,苹果手机一直到iPhone3GS才算真正完善,算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手机了。

国内的小米手机其实也是这样。早期的小米手机返修率很高,质量并不稳定,随着小米的慢慢发展,这个品牌的手机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手机。在这一点上,我曾经和一个媒体人聊过所谓的“工匠精神”。其实手机行业里真正的工匠精神是西门子手机,上个世纪末我在邮电做设备进口,所有人一致公认西门子手机质量最好,最注重细节打磨,很遗憾,真正拥有工匠精神的西门子手机,现在早已不见踪影。至于iPhone也好小米也好,谈不上什么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这四个字,是很忽悠人的。

这其实和管理理论的变迁有关系。

在商业公司里,曾经盛行过一个名为“木桶理论”的法则,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它最短的一根木板决定的。木桶理论实质上想表明的是,要注意细节。一个小细节做得不好(木板不够高),整个木桶就装不了多少水。配套木桶理论的一句俗语是:魔鬼在细节。

但打磨细节需要时间,而互联网时代有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法则,基本上,互联网时代的公司发展,以快为美,慢公司是一个异数,事实的情况是,虽然有一些媒体文章鼓吹慢公司,但遍看互联网巨头公司,又有哪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慢公司?

魔鬼不在细节,而在轻重。一个商业公司需要准确地判断出哪一个是重点,然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在这个重点上进行单点突破,我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剑锋理论”。iPhone的单点突破是设计感,它去掉了实体键盘替代以触屏虚拟键盘,这个点被苹果准确地把握住,类似谷歌这样的巨头都曾经抗拒过一阵子虚拟键盘,后来也接受了这种市场判断。

要说互联网究竟颠覆了些什么,在我看来,这种管理思维的变迁,算是一条。单点突破,竖起一块高高的木板,其余的短板,慢慢补就是。核心要点在于:那一块高高的木板,是符合市场需求的,而且带有首创、创新意味。如果非要说工匠精神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单点上具备工匠精神,反复打磨,而不是在整个产品上反复打磨。时间不允许你这么干。

木桶理论最大的毛病在于:它假设一个企业的资源是无限的,但客观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工匠精神诞生在手工艺为主的农业时代,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慢条斯理地做一些东西。工业时代的流水线摧毁了这种慢条斯理,信息时代并没有完全重建这种工匠精神,只不过,在局部领域(某个单点),工匠精神得以部分复苏。

最近参加了一次金山组织的研讨会,在金山办公这个领域中,我的观点就是要拆分出WPS的部分功能,成为一个单独的轻量级的产品/工具,进行单点突破。其实WPS这款产品的基础很好,它拥有大量的年轻群体用户(大学生)——这一点,我这个大学老师的观察是可以验证的。但有趣的是,WPS虽然拥有极其庞大的下载量(2亿移动用户量、1.2亿PC覆盖量、3500万移动月活跃用户、6300万PC月活跃用户),还有相当比例的年轻人,但很少有人在互联网上谈及这个产品,以至于有些不用WPS的人都会惊讶:这个产品还活着吗?实际用户量和网络口碑,非常得不相称。

WPS是一款在1989年就出现的产品,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属于一个相当庞大的软件体系,是由极多的木板拼起来的木桶。WPS早期的思维是:每一块木板都需要足够的长度,不然就会影响整个产品的质量。但每一个使用过Office类产品的用户都有这样的经历:估计整个Office软件,能用到的不过2成的功能。自从微软Office套装在国内兴起后,WPS,客观说一句,产品根本没有一块足够长的木板让人惊艳。这是一个没有剑锋的庞大软件。

市场上出现了类似有道云笔记、印象笔记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从收藏一个网页开始起步,也就是一个单点突破,把这个单点做到最好,再慢慢添加更多的功能。这种手法,可能也会碰到使用上的问题:我本来就需要一个功能,把产品越做越庞杂,反而影响体验。对于WPS来说,剥离出若干个功能形成轻量级产品,并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它已经不需要庞杂了。

这是一个注意力极其碎片的时代,拔高每一块木板,不如让单点闪耀光辉。这也是一个内容极其碎片化的时代,没有人会长篇大论地讨论一个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只有剑锋上的那一道剑芒,才会被人注意,被人提及,被广为传播。

—— 商业价值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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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与钟:读《碎片化生存》

碎片化生存 互联网非常擅长于一件事:毁词。压根没有大半年的功夫,一个被造出来一开始视为正面褒义的词“互联网思维”时下已经有一些负面贬义的意思,写文章再提这个词,颇有一些拾人牙慧的感觉。然而,我所看到的,大部分对互联网思维这五个字的解读,都流于表面,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用反话正说的方式,加以讥讽。而事实上,早在2009年,就有一本书出版,虽然没有明说“互联网思维”,但其实已经接触到了互联网思维,就是这本由财讯首席战略官段永朝所写就的《碎片化生存》——有意思的是,大规模使用“碎片化”这个词,是从2010年才开始的。

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词非常火热,那就是“云计算”——这个词后来一度消沉了下去,拜大数据一次所赐,最近又开始红火起来。段永朝自云计算这三个字出发,并从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中所提到的“云”和“钟”得到灵感,写下了一篇题为“网民改变世界”的自序。在这个自序中,他提及了互联网和传统行业之间那种云中有钟,钟里有云的交织关系。

我愿意从这篇序言开始,再次出发,谈一谈我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思维,那就是云的思维,而不是钟的思维。

钟是什么?它是一个结构化的事物,而且十分笨重。组成钟的任何一个小片(甚至是一大片),都不再是钟,因为起不到钟的功能。钟一旦被打碎,再复合成一个钟会变得相当困难。一口大钟放在地上的话,会有十足的威严感和压迫感。如果是一口小钟,想要让这口小钟变成一口大钟,大概除了把这口小钟重新融化掉,再重新加入原料铸钟就没什么其它法子了。你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叠加方法,让十口小钟变成一口大钟。

但云不是。十朵小云只需要非常简单的组合在一起,就是一朵大云,而一朵大云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成为另外一朵云。云并不结构化,它的外形可以随时发生变化。云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对云本身来说,既重要也不重要。更有趣的是,云的每一个部分位置都是平等的,云倒过来还是一朵云,而钟倒过来人们就会说:这口钟放倒了,但人们永远不会说:这朵云,看着有些歪啊。

钟是固化的,一旦被锻造成钟,它的体积就不会再变化,云可以稀薄,可以厚实,可以延绵千里,也可以浓缩成厚厚的但又是小小的一朵。这个意义上讲,云,比钟,灵活多了。

人类文明从农业时代走来,到了工业时代,然后进入今天的信息时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规则。工业时代的规则是:一切都结构化、体系化。其实计算机里一直到今天还有这种钟的思维方式,比如目录的嵌套。在只有一个拷贝的前提下,你很难做到在多个目录夹里出现同样的文件——除非你在多个目录里建立所谓的快捷方式去指向目标文件。但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名为“tag”(中文其实没有太好的翻译方式,一般称为关键字或者标签)来标记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可以拥有多个tag,这就意味着经由不同的tag,都可以抵达这份文件。换而言之,一个目标文件的路径是可以多个的,但在计算机里,一个目标文件的路径,只能有一个。

云的思维,具体表象就是网状结构。信息的组织是网状的,而不是什么目录套目录的。早期的门户网站依然有工业时代的痕迹:一级频道套二级频道,二级频道套一级栏目,一级栏目套二级栏目。所有的信息各就各位、井然有序。频道也好栏目也好,其实也是一种关键词(比如财经频道,财经就是一个关键词),但频道栏目这种关键词是有等级的:这个栏目从属于这个频道之下。而在搜索引擎里的关键词,是没有任何从属关系的。你可以说关键词A和关键词B有关,但你说不出来关键词A还是B等级更高一些。网状的信息结构,去中心化的信息结构,没有等级。

信息的组织结构开始网状化,商业社会里的组织也开始网状化,当然,商业组织不可能变成彻底网状化的结构,至多就是一个扁平化的结构。但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迁移的背后逻辑是:它更注重个体的力量。与工业时代的那种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不同,人和组织的关系,并不是流程的关系,也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没有太多的依附与被依附(不是说完全没有),这就出现了格兰诺维特所谓的“镶嵌”。

网状化的出现,导致了另外一种人与商业组织的关系,这就是罗振宇所谓的“U盘式生存”,他视过去组织的雇员是一种“硬盘式生存”,相对固定,迁移不易,而我则认为过去组织的雇员们共同构成了一口钟,这口钟的一小片想成为另外一口钟的组成部分,中间的麻烦可想而知。而且离开了种,这一小片就啥都不是。今天的人可以寻找找“云的生存之道”,可以加入到一朵云中成为它的一部分,也可以独立成其为一朵云,再小再碎片也是一朵云,而不是不成其为钟。

碎片化生存是一种云的生存方式,这是最核心的一种“思维逻辑”,而不是必须从属于某个结构。要说互联网思维,既然已经提到了思维二字,如何赚钱,如何经营,那就过于表象化了。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碎片,就是云。

世界,是一朵云,不是一口钟。

—— 网络传播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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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与信息平台

经典的大众传播学理论有这样的概念切割:传者、受者,一般来说,传者被定义为内容生产者,受者则为内容消费者。传受双方不是不可以转化,但相对来说,阵线泾渭分明。传者一般指的是机构媒体,而受者则为“大众”。整个大众传播的过程是由点向面的发散过程。至于受者和受者之间的传播,被归入“人际传播”领域,一般不属于大众传播研究的范畴。有所谓“二级传播理论”,提到了意见领袖这个概念,但意见领袖和ta的受众之间的传播,研究得并不太深入。

这与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有关,主流方法是所谓“定量研究”,前提是获取数据。而人际传播更多侧重于定性研究,比如民族志研究法,深度调研法。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传播,需要深入到他们的沟通过程中,以获取第一手的材料。

但到了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进入社交网络时代,整个大众传播过程发生了变化。

社交网络时代大众传播的结构

主要的特点,在我看来,有二:

其一,传播过程顺着社交关系流动,以至于到了“无社交,不阅读”这种状态。无论在微博上还是在微信中,阅读的前提都是我和信息源存在着一种关系,微博以弱关系为主,微信则以强关系为主。这种阅读其实和博客时代的所谓RSS订阅,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都带有定制化的特征。RSS订阅里,受众和博客主之间很少有社交关系,但在微博和微信中,显然不同。信息流附着在社交关系流上,形成N级传播,是社交网络时代的传播重要特征。

其二,伴随着“无社交不阅读”的状态,整个大众传播的N级传播过程其实是由若干个人际传播加上若干个小规模的群体传播再加上若干个大规模的大众传播共同组成的。以微博为例,一条微博的传播,很有可能的过程是这样的:若干个草根账号(人际传播,因为粉丝很少)、若干个v字用户(有一定的粉丝量,但规模不大,可视为群体传播)、大v(本身就具有大众传播的能力,粉丝极多),三股力量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条微博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

第二个特点的重点在于,人际传播已经成了大众传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很难再割裂出来。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非常不同的点在于,它的传受双方切换极快,两个人在交谈时,很难区分出谁是传者,谁是受者。在社交网络中的传受切换中,我注意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有一批人(这批人的量还不少),他们并不是原来定义上的所谓内容生产者,换而言之,他们并不生产内容,他们做的事情只是:转发。

我把这批人界定为:整理者。整理者主要做的事情是信息的重新梳理。这种梳理会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比如在问答网站知乎里,有整理者专门收集所谓的“一字答”,标准就是用一个字来作为回答。我个人有一个关于“二流本科考北大硕士会不会被歧视”的回答光荣入选,我的回答是一个字“会”。一字答里收集的回答都很有趣,因为用一个字就能解决长长的问题,颇有些一针见血直指人心的意思,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第二种,没有什么太固定的客观标准,纯属整理者自己的主观标准。最近科技网站虎嗅推出了一项名为“文集”的服务,虎嗅创始人李珉就收集了不少文章(当然,她还加了一些点评,算是一点内容贡献)。李珉为什么会收集这十篇文章而不是那十篇文章呢?无非就是她觉着不错。整理者用一个主观标准“我觉着不错”来重新梳理文章,也是整理者的常见现象。

收藏与分享

信息整理者完成的事其实是两个:收藏、分享,有时候只做一项,有时候兼而有之。收藏是一个人真正的兴趣爱好,分享则带有表演性质。存在这种可能,一个信息整理者收藏的信息是ta真正感兴趣的,但又是不想让别人知道ta感兴趣的(比如收藏一个a片下载地址),同样的,一个信息整理者分享的信息足以去表现ta的某种品味,但ta本人未必真正从头到尾看过。关注一个整理者所分享的信息,与其说是关注一个人,不若说是关注这个人的品味。

分享的结果是:内容的传播得以重构。

前文举到的李珉文集的例子。我注意到李珉分享了一篇自媒体人的文章,这篇文章成文时间很早,大概在一年前。社交网络时代,内容的沉没是非常快的,甚至有说在twitter上,一条tweet的寿命只有五分钟。一年前的文章在社交网络上,就像甲骨文一样久远。但经由李珉这个整理者之手,这篇文章重新获得了关注。我称之为“内容的再生”,这个再生过程,并不是内容生产者创造的,而是整理者李珉——当然,该名自媒体人也可以再次整理自己的这篇旧文。

微博中的转发(微信朋友圈也有,其实就是麻烦点,要复制黏贴),是可以改变传播路径的。一个只有拥有数百粉丝的微博主发出的微博,如果经由大V之手,就可以形成极大面积的大众传播,而如果没有大V帮忙,这条微博的覆盖度一般而言,将局限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整个传播效果并不由内容生产者决定,而由内容整理者决定。

微博上存在着大量的以转发为主的微博使用者,有时候他们会加上类似这样的话“你怎么看?”——在我看来,这纯属废话。重点不在于他们的内容生产,而在于他们对传播路径的改变。一个没有什么粉丝的普通用户的一条微博,经由大V之手的转发或者未经由大V之手,所起到的传播效果截然不同。可以这么说,最终的传播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生产者,内容整理者的分量很重。

整理者与编辑

整理者做的事,似乎和传统媒体中的编辑有些类似,他们也是在重新编辑信息。但本质上,他们与专业编辑并不相同。区别就在于:分类方式。

传统的信息组织方式,遵循着一种图书馆分类的结构,这一点,其实在门户上都有所反应——所以早在2008年,我就视门户为传统媒体。门户是怎么组织信息的呢?无非就是频道套栏目,形成一种树状的结构,然后把信息分门别类存放。这与报纸的国内、国际、财经、社会、娱乐等版面设置方式,何其类似!

整理者并不这么进行信息分类,他们遵循的是“大众化分类”结构。在传统信息组织架构里,你很难找到“一字答”这种信息组织方式,这是用户的自行创造。你不太可能找到“李珉所喜欢的文章”这种信息组织方式,除非李珉足够有名到类似“李开复推荐的十本书”。但在社交网络领域,“张三喜欢的文章”这就是一个信息目录,而张三本人,并不见得需要多有名。在英文中,这种信息目录,我们称之为“tag”(可以翻译成标签,或者关键字)。

传统信息组织方式和工业时代密切相关,因为工业时代讲究的是结构化、等级化、序列化。一个财经频道下套着证券子频道,证券下套着A股市场这个栏目,财经、证券、A股市场,虽然都可以视为一种关键字,但这三个关键字具备“等级关系”,也就是从属关系。电脑这个东西,带有很强烈的工业时代的痕迹,因为事实上它是工业时代末期信息时代初期出现的。这个痕迹着重表现在:目录树。父目录套子目录。一份涉及到多个目录定义的文件,想要放置在不同目录中,只有两个方法:建立复制品或建立快捷方式。但在互联网上,一篇文章不需要来多个复制品,它只要打上不同的tag就可以了。

整理者遵循的是一种大众化分类方式,这给信息匹配(或者说传播)带来了新的可能。作为接受整理者整理出来的信息受众来说,他们完全不需要顺着类似“财经”、“科技”之类的结构化目录,如果你喜欢一字答,你就关注这个目录夹好了,如果你觉得李珉是一个在科技文章上很有品味的人,那你就关注李珉好了。

出色的整理者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内容生产者,但ta是一个好的:1、信息收集者;2、信息鉴定者——这一点尤其在基于主观评判标准上的整理得到体现。正如多年前我的导师和我说的,有两种学者,其一是能够进行出色的理论创新,其二是能够判断哪些理论创新属于出色的,这两种学者,同样都很重要。

机器整理者

国外新闻聚合类客户端Flipboard就充分使用了“整理者”,这个应用允许用户收集各种信息,然后“出版”自己的杂志——也就是分享自己的整理。整理者对于一个经由社交关系而进行内容传播的社交网络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重构传播过程。活跃的整理者能迅速提升这个网络的价值,Flipboard的估值已经被提升到8亿美元之巨。

但人工整理有时候不太靠谱,它会带来“信息茧房”问题。就像一个人纯粹根据自己的饮食爱好而进食会导致偏食一样,纯粹根据自己的偏好兴趣来获取信息源,也会造成信息偏食问题。机器整理者于是登场。

3月6日消息,Flipboard从CNN手中购入了另外一款新闻聚合类应用Zite,据称收购金额为6000万美元,不过CNN发言人后来否认了这一数字。三年前,CNN花了2000万美元买下了Zite。

与Flipboard不同,Zite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径,进入这个应用,首先就需要提供twitter或facebook的账号,当用户提交权限后,Zite会进行数据分析,根据twitter或facebook上的用户行为来判断用户的阅读偏好。另外,对信息内容本身也做了很多关键字提取,此前Zite覆盖有2500个类别新闻话题,在最近的版本里,这个数字增至4万个。利用用户的好恶和信息的关键字提取,Zite进行匹配。当然,同样的,Zite也允许用户进行关键字订阅,以弥补机器算法的不足。

人工整理与机器整理,其实就是对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融合使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媒介融合”,我们既保有对人的品味的信任,也需要基于数据挖掘之上的机器整理。合流出现了。

匹配

整理者重构了信息组成结构,Flipboard上有十数万以上的个人杂志,Zite上有4万个话题,都可以显示出人工整理者和机器整理者的力量。但就信息接收这个话题来说,还不够。因为光有整理者,并没有解决“合适的信息给合适的人”这个问题。

在学术界,一个学者的地位不是由ta生产多少篇论文决定的,而是由ta的著述被多少其它著述引用来决定的。搜索引擎里信息排序是按照网页重要度来进行的,而网页重要度的评判标准大致就是该网站在其它网站里出现的多寡。

一个整理者是否值得推荐给其他信息消费者,或者说,一个整理者该推荐给哪种信息消费者,可以遵循这种“他人评判”的方式来操作。要给整理者根据他的不同整理建立不同的“专业”维度,记录并计算其他信息消费者在ta的整理上的行为,比如说“点击”,比如说“收藏”,比如说“再整理”。赋予不同的权值,慢慢可以积累起该整理者的专业指数。

信息消费者这一头,主要以“兴趣”为计算核心,这里面既有点击的行为,也有页面停留的时长,更有收藏某些文章的次数——注意,是收藏这种整理,而不是分享。同样赋予不同的权值,计算兴趣指数。

所谓匹配,就是将张三的专业和李四的兴趣匹配起来,这类计算是根据实时的数据进行实时的匹配,这已经进入大数据的范畴了:混杂、相关、全样数据。

小结

在信息远远供大于求的爆炸式信息世界,其实原创生产已经不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不是说它不重要),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信息”。门户用图书馆分类来组织信息,而搜索引擎则用大众化分类(你输入一个关键字)来进行信息的组织和呈现,显然更胜一筹。百度的广告收入远远超过诸家门户的,就是一个例证。

整理者从事的工作是信息的组织和呈现,在信息获取上,比单纯的信息生产更有价值,于是,在商业上,它也更具有价值。一个海量信息平台,信息的重组比信息的吸聚更为重要,这有就是为什么一天能创造出一亿条微博的新浪微博后来慢慢失去了“现象级产品”的原因,它有信息整理这个部分,但显然还没有做到更好。至少,在机器整理者这个领域,它乏善可陈。在普罗大众的信息整理问题上,它也不够关注——它成天关注大V去了。

正如文头所说,今天的大众传播是依附于社交关系之上的多种传播的混杂体,在这个混杂体中,整理者是核心关键。无论是人工整理者,还是机器整理者,都必须同等重视。这是一个信息平台之所以最终能成其为平台的核心要门。

—— 梦工场观察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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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手段?还是目的?

财讯传媒最新的年度财报显示,“《财经》杂志之营业收入在2013年呈停滞状态,没有增长,这种情况前所未见。” 而财讯传媒公司净利润则从上一年度的3220万降至1740万港元,下降46%。它在自己的年报里连发三问:“新媒体的未来是什么?新媒体的运营模式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新媒体?”——老实讲,这的确是一众传统媒体们的难题。

《财经》是中国顶尖的财经类杂志,这家纸媒的困顿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一众门户的年报相继披露,这些过去被视为新媒体的网站们也一样增长乏力。然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小微媒体和自媒体却又非常活跃,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科技网站最近传出被估值高达1.5个亿的消息,我个人还得到一个投资人对某自媒体的投资询价,他对该订户数不过几万人的微信自媒体估值达到1000万。上海报业中一位媒体人开了一个公众账号做一点婚庆收入,年入数十万,小日子优哉游哉十分快活。

整个媒体市场,的确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格局,大型媒体日趋艰难,小型媒体(含自媒体)却十分活跃,有些现下就有不错的收入,有些则看似前景光明。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格局,本文愿意抛砖引玉地探讨一下。

在和很多搞媒体搞公众账号的人交流中,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小结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把媒体当手段来做的,都还活得不错甚至可以说是滋润,而把媒体当目的来做的,大部分都呈“苦哈哈”的状态。

以牛文文的《创业家》为例,去年年中的时候我和他有过一次数小时的交流,牛文文利用《创业家》的媒体影响力,开始构建面向创业者的服务体系,并通过这个服务体系产生收入。最近一段时间,《创业家》风头很劲,旗下的“黑马”服务体系名声也越来越响。《创业家》的核心点就在于:牛文文并不是为了做一本杂志而做,提供的文章不是为了满足一般意义上读者的需要,杂志是他真正来钱的黑马服务体系的推广阵地和前哨战。在他的构局中,媒体,只是一个手段。

前文提到的那位搞婚介服务的“自媒体人”,同样有这个特征:把媒体当成一个获取客户并进行自身服务推广的手段来做。在和她交流的时候,她这么说道:讨论自媒体商业模式在我看来很那个,对我来说,这压根不是问题。我本来就一直在做这一行,微博也好微信也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未来还有什么工具,我一样可以切换。

其实这有点像一家拥有既定业务体系的公司和媒体之间的关系,过去前者会在后者上投广告、搞公关,现在呢?前者索性就自己养一个媒体。在人人都可以发声的网络时代,一个高音喇叭忽然变得越来越价值。无怪乎有人要以估值1000万的价格去入主一个微信公众账号了。

对于这些媒体来说,它们自身的业务模式才是根本,在业务布局上,媒体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大媒体”,更多意义上,是为自身业务服务的。之所以要自己养一个媒体,就在于自身的服务体系在对外合作时,有一种延续性(在媒体上投广告很难有这种延续性)。与其说他们是在做媒体生意,不如说他们是在自己的业务上找了一个媒体加大既有生意的效率罢了。

至少这一点很清晰,有既定商业模式(不是媒体的商业模式)的中小型媒体活得不错,这也造成了所谓媒体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因为它们压根不是媒体的商业模式。从整体上看,媒体自身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大型的以媒体自身为商业基础的媒体们,至今大多未找到可行的道路。而一些稍许有点先知先觉的大型媒体,开始走上财团化的道路,集团自身作为后盾,去支撑那些以媒体为工具的旗下媒体们展开另外一种商业模式。

最近这一两年乃至往后的两三年媒体趋势,将大致如此。

—— 南方传媒研究 供稿 本篇之前有三篇,分别在不同媒体刊发 但其实是可以看成一个系列的 ——

版面所限,这个话题讨论得还是不够深入。在可能的时候,我会充分阐述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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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让我们谈谈媒体伦理

随着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崩溃,自媒体兴起之后,间或都看到一些关于“媒体伦理”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我发现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坐而论道,其二是装腔作势。

坐而论道的常见于两种人:学者,以及非常资深的采编一脉的媒体人,这两种人的共同特点是并不沾手媒体的经营事务,自个儿生活无忧,却全无开门当家每天盘算油米酱醋的心事或经历。站在岸边上喊喊道德伦理,总是容易的。

装腔作势的,无非就是实则是收钱写文章的(俗称软文),表面上还是要讨论讨论伦理的,有时候还大义凛然个十足。我曾经混迹在一个自媒体人的群,某日群中忽然大聊这个话题,让我实在觉得好笑。一帮收了钱写这个好写那个坏的,居然谈起这个话题了。

另外还有第三种人,不是主流,但有时候会猛然跳出来一下子,那就是离职的媒体人。有个把离职的吧,还要回过头来慷慨激昂,痛斥老东家已经没有了这个东西,与自己理想实在不符,故而跑路了。就姑且听听算了。

我得坦承一句,早年我也收过钱写过软文,有那么一两篇的样子,但写来痛苦不堪,搜肠刮肚没话找话,后来就再也不搞。我现在在公众账号里举着“不收钱、不给审稿、写不写全在我自己”的牌子,应该可以和大家聊聊媒体伦理了。嗯,想聊这个话题吗?先在自家的账号上写上:我不写收费商业文章。

媒体伦理的核心,与其说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能力问题和经济问题。媒体伦理问题,与“专业主义”密切相关。

学术圈对专业主义的由来大致是这样描述的:19世纪中后期,政党类媒体解体,媒介开始商业化、煽情化(请注意当时的黄色新闻,普利策就是那个年代的代表性人物),事物发展到极致,对立面就开始兴起,新闻专业主义出现。到了上世纪中期,它发展成为新闻业的主流话语。1947年以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是专业主义的一个标志:“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

这个学术圈大致指的是新闻学学术圈,哈钦斯报告是这个被诟病为“无学”的新闻学念兹在兹的为数不多的重要学术成果。不过,被诟病为“非学”的传播学学术圈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在上个世纪中期新闻专业主义兴起的时候,传播学的整体范式是什么呢?传播有限效果论(limited effect),大众传播没有力量直接改变受者对事物的态度。换而言之,新闻学自以为特牛逼的影响力以至于要用专业主义小心呵护,隔壁的传播学完全不当回事。媒体嘛,没啥说服力。

这两翼一直要到上世纪后期才合流,新闻学还在继续强调专业主义精神,传播学整个范式被改变,迎来了强大效果论(powerful effect)。传播学学者发现,娘的,媒体还挺有影响力的——这里面一个重要的事件是74年议程设置理论出炉——得当回事,专业主义很好,必须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丫影响力那么大,当然要恪尽专业的本分。

所以,专业主义首先要建立在“能力”这个基础上。我对自媒体圈子里盛行软文这种事,一来是自己不参与(不是我道德感高,实在是因为写软文太累,而且我又不差这点碎银子),二来我也很少批评,道理就在于,其实自媒体没啥影响力。Limited effect,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只要别在那里树牌坊拿腔作调就行了呗。谈专业主义?哈哈,别太高看自己了。媒体业发展上百年才有资格谈专业主义,自媒体满打满算十年多一点(we media来源于美国新闻学会03年7月出版的报告: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死掉的自媒体远远比死掉的媒体多,没到那个份上呐!

微博上五亿个自媒体账号,让他们一个一个恪守新闻专业主义,不传谣不造谣,万事求证,客观中立,可能吗?

其次,专业主义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没有经济基础是没法谈上层建筑的。新闻业的专业主义,其实是一种“高薪养廉”模式,给内容生产者足够体面的收入,然后就可以要求你们干一些有逼格的事。这个逻辑里,很显然,“有足够体面的收入”是一个前提。

在早期媒体商业化、煽情化之后,银子赚了大把——想想吧,所谓新闻业最高奖项普利策奖,普利策这个家伙就是做黄色新闻的,银子多到可以成立一个奖的地步,俨然是新闻业界诺贝尔奖的范儿。整个行当有了足够的钱后,开始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也是很自然的事。有恒产者方有恒心嘛。

所以,谈媒体伦理问题,是不能回避媒体经济问题的。把自己架起来全然看不到银子就在那里说媒体伦理,这叫道德说教,相当苍白无力。我一直深信的一点是,伦理问题是慢慢发展而成的,而不是哪个人跳出来凭空列一堆规范造就的。今天媒介经济正在重构,这个当口,只谈媒介伦理,属于空谈。

曾经有个媒体大佬和我讲,说你们不能成天讨论那些商业事儿啊,社会事儿总要有人关心吧,得做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估摸着她是指社会公共议题背后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我当时笑笑,唯唯称是,但我心里想的是:怕是无解。

在一些严肃的报道上,我的看法是它很难有商业模式,我曾经在一个广受尊敬的媒体内部讲,这个事儿就是媒体的“公关部门”(据说很不受认同),帮助媒体树立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但正如公关部门不是一个商业组织的核心赚钱模式一样,严肃报道也不能成为一个媒体的核心商业模式。厘清这一点,承认这个现实,反倒是很多事就好做很多:它就是一个成本中心,是得养着的。它本身很难赚钱,但的确能提高赚钱的效率(参见本人在钛媒体上一篇文章的讨论:媒体的社区化演进——高大上如何接地气。这篇文章虽然有为钛媒体PR之嫌,但其实是我个人观察研究媒体行业的一个重要心得)

之所以今天媒体伦理也好专业主义也好,重新要经常拿出来说说,实在是它所倚仗的媒介商业模式(具体说来就是内容+硬广告)正在崩塌。重建媒介伦理的首要环节,不是说教,而是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而这一点,未必在媒介本身。

没钱,谈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个行当,寄希望几个穷鬼道德君子一点也不靠谱。更重要的是,没钱,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怎么给其他人树立榜样增加说服力?

还是闷头找钱要紧。

—— 钛媒体 供稿 本篇之前有两篇,之后还有一篇 分别在不同媒体刊发 但其实是可以看成一个系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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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不接受商业文章(俗称软文)撰写的合作,不要再询问我如何合作法。

更正 致歉 以及 补充说明

关于本号发布的最近两篇文章,存在两个事实错误,一大一小,需要更正一下。

在《那些出走的媒体人》一文中,提到有媒体人赵楠转行做投资,这个事实有误。目前情况是赵楠去向仍未定,向赵楠致歉。

在《走还是不走,是一个问题》一文中,提到前商业价值主笔夏勇峰媒体采编经历不超过五年,这个事实有误。我在写作时,只计算了他在商业价值的时日,忽视了他在之前计世集团的工作经历,向夏勇峰致歉。

这两个事实错误,之所以被称之为一大一小,是对我的文章来说的。涉及赵楠的错误,在那篇文章里,是非常小的一个举例性错误,删去对文章毫无影响。

但涉及夏勇峰的错误,对《走》一文来说,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媒体人从业太久,企业会难以接受。显然夏勇峰不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我得找个补,是吧?

其实夏勇峰的经历,和腾讯微博开放平台徐志斌有蛮大相似之处,包括转行前和转行后。徐志斌做采编人员也很多年,以后在纸媒和网媒待过(更多的采编经历是在网媒)。转行后,夏从事的是生态链产品经理一职,这个职位看上去很像是搞开放平台和第三方合作之类(这是个人猜测,如有不对,可批评),徐志斌也是搞基于微博和第三方合作的,有些微博生态链的意思。夏徐二人,都是理工科出身,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徐志斌是学挖煤的,哈哈。

关于徐志斌的情况,我曾经和他做过一次访谈。就媒体思维和产品思维这两个思维话题,他对我启发非常大。那篇访谈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访问到:http://weiwuhui.com/5780.html

兜回来,再一次为这两个错误向当事人以及我的读者们致歉。

现在做一些补充说明。

明儿还有一篇《来,让我们谈谈媒介伦理》的文章会推送出来(其实钛媒体上已经可以看得到),结合这三篇文章,可能会有人有这种印象:我魏武挥看不起做公关的,并有那种让媒体人不要从事公关之意。

这里要说明的是:全无此意。我研究生学的就是广告公关,后来跑blogbus做所谓运营官,其实三天两头跟着市场部跑出去给客户提案(有所谓市场部政委之称),身边多有真正意义上的好友(不是社交网络里所谓的好友)从事公关,包括传统行业和数字行业里的甲方,包括global和local的乙方,还给营销公司做做顾问——这个经历,要说我看不上公关行当,是万万不敢当的。

我对公关的一个看法还是这句话:有作用,但有限。产品是1,公关是0,这个看法我不否认。我甚至愿意更激进点说,产品是1,品牌是0。品牌好,那就是10,品牌不好,那就是1,但总还是有。但如果产品不好,0再多也没用。

我在朋友圈上说,单用媒体思维创业的失败案例之一,就是凡客。有友人说,凡客还不能盖棺定论,当然,人不是PPG,没关张,有赌不为输,将来翻盘也是有可能的。但说一句,凡客过去经营的不好,总是可以的。凡客在品牌打造上,是很有一手的,但在产品本身,弱点非常大。

一个企业,立足的根本点就是满足实际需求,而不是满足看客围观需求,这个说法,我怎么着都不会否认。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的企业,就算是一时间风生水起,总有一天要完蛋。这个理儿,再怎么互联网思维,都是颠扑不破的。

拇指阅读的左志坚,在一个群里和我讨论,说美国最好的公关都跑去做政府顾问。我愿意就美国总统的事再说两句。我们必须承认,奥巴马打造品牌搞推广,实在是有一手。奥巴马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的事,也是很多营销人士愿意津津乐道的案例。但大家都看到了,奥巴马上台执政实在很一般,支持率逐年下降(这个和马英九有类似之处)。如果把总统看成一门生意,上台就是营销推广,执政就是实际运营。不得不说,奥巴马不太会做总统这个生意。吹得好,其实用处还是有限的。

以下说说中国互联网公司公关的坏话。正是因为我有这种看法,所以我觉得中国跑互联网口的媒体人,跑互联网公司做公关——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实在是没做好。

中国互联网公司有一个特点,如果推免费服务,应者云集,用户纷至沓来。但如果要推个收费硬件,基本玩不转,能玩得转,都是些小钱就能购买的东西,比如说随身wifi。我认为,这彰显着中国互联网公司品牌力不强的特点,中国互联网公司公关不力难辞其咎。

免费服务,用户试错成本低,无所谓,拿来用用看,不行就不用。收费产品,用户试错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一个用户,可以成天换新闻客户端,成天换手机?你当ta搞手机测评的吗?让用户愿意冒试错成本的风险,这就需要品牌力。相对来说,国外几个科技巨头,就比较强。谷歌苹果亚马逊,都是能玩硬件的主。

我以前写文章说过这个事,中国网络公关们,动不动就要打口水仗,说对方怎么怎么不好。殊不知两军相争,杀人一万自损八千,把别人说成10分了,在用户心目中,你也就一丘之貉,20分算是给你高的了。道理很简单,对手也会黑过来的。互黑这个事,只会把双方的档次越拉越低,不会越捧越高。

小米这个公司就很聪明,喜欢自吹自擂自卖自夸,说竞争对手不好不是没有,但相对少多了。这个公司算是中国科技公司里品牌力很强的一家。虽然至今有很多米黑,但就算人夸张,0到100亿打个对折,0到50亿美元行了吧?还是做得很优秀,要看到这一点,要服气。

小米是吹得好吗?当然,得看到这个因素。但小米的东西不能算太差吧?有些互联网写评论的人很奇怪,一方面说网民如何如何牛逼,一方面又会说小米尽忽悠。我倒想问一句了,这些买小米手机的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吗?拜托,做人不要太…那个了,好吗?

我对搞品牌的公关的看法,大致就是这样。谈不上看不起,但要说网络公司搞品牌的,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而是我觉得吧,还做得很不够。

接下来说说媒体人这一端,我似乎在文中又看不起媒体人了。嗯,我认一个事:我对写字这个东西的商业价值(注意,是商业价值,不是价值),一向不是很看得起的。我也是个写字的主,我虽然很珍惜我的字,但我一向不觉着这几个字能值多少钱。人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事是最牛逼的事,这个心态还是要的。

媒体人不了解商业——这话很看不起媒体人吗?谈不上吧。过往的媒体模式,不需要媒体人太了解商业,这个道理就像卖车的不见得要会修车吧?我说卖车的不会修车,这话就算看不起卖车的了?哪门子事,不要太敏感。

现在媒体不行了,要转型了,要做新的模式了。我的看法,是要去了解一门生意,了解得越透越好。这个看法不一定对,可以探讨。

至于有些媒体人的啰唣,唉,我不得不说一句,你连自家待的媒体都转成啥样了都不知道,实在是不足以对话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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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还是不走,是一个问题

钛媒体的赵何娟曾经和我说过一个故事。她认识的一位非常资深的纸媒新闻人,在09年的时候就打算离开自己的媒体,不过有一个条件:坚决不做公关。这件事磨啊磨啊,一直没有走成。终于有一天,这位媒体人离开了,去向是:某个网络公司的公关。

聊起这个故事的场景是,我在和赵何娟讨论媒体人(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采编人员,姑且先这么写之,以下如有特别注明,媒体人均指采编人员,也就是记者和编辑)到底会些什么。我的看法是,大多数媒体人啥都不会,只会写报道。一旦媒体产生危机,需要跳船谋生的时候,搞来搞去,发现自己还是只能做公关。所以媒体人这一行,跳槽去做公关的,多到不可胜数。

为什么是公关?

首先看外部,也就是公关这一头的需求方,中国很多企业信奉“公关就是和媒体搞关系”,有媒体人出身的背景,自然会给搞关系添加很多便利。就我所混的互联网圈子,网络企业里大把公关都是前媒体人。企业愿意支付较高的薪水招徕媒体人,是媒体人转行公关的外部动因。

再看内部,也就是作为供给方的媒体人。老实讲一句,很多媒体人并不甘心去做公关,道理也很简单。做媒体人的时候,外出都是被称为“老师”,公关们至少面上都是客客气气的,还有很多可以非常优雅的吃喝拿的机会,上班也相对自由。一旦做了公关,那就得换个角色称其他人为“老师”了,精心伺候别人优雅地吃喝拿了。总体说来,公关(PR)不是市场(MKT/AD),预算相对有限,本质上不是花钱的主。企业招募你是想让你凭借过去的人脉搞关系,而不是凭借企业的钱搞关系。企业公关虽然有甲方之谓,但到底还是一个求人的活。

当然,我也不排除有些媒体人内心深处有所谓“专业主义”、“媒体伦理”之类,感觉上在和过去的自己反其道而行之——学术圈里的确有视新闻与公关为对立专业的人,有一位学界大拿曾经要求校方将某学院的公关专业剥离,因为他认为这是矛盾的——不过我愿意说句得罪人的话:这种言语,听听也就罢了,哈!

很多媒体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公关,实在是因为这件事的基本原理和自己原来所操行当有些类似,方向虽然不同,逻辑大致趋同。更有意味的是,有的企业招公关,其实就是想让他们写稿。行内一家非常有名的网络公司被人称为公关第一,其实有件活就是写公关稿。它可以做到面向不同的媒体乃至不同的版面,写好不同角度的稿,供媒体选用。拿了红包还不用费力,而且还不担心撞稿,这事深得一些媒体人的喜欢,自然被吹捧为公关第一。写稿这事,媒体人擅长啊,可不就是那帮前媒体人写的!

为什么不可以不是公关?

因为除了这个,实在是:不会了。

商业媒体里的很多报道,有的还写得颇长,不乏佳作,但依然只触及表面。我和一家财经媒体的人开玩笑说,别看你们一篇又一篇的金融稿子,你旗下的那些资深资浅记者,写起来气吞山河,又有哪个可以跑银行里做个支行行长的?

这和媒体注意的东西有关。总体来说,新闻报道要讲注意力——也就是有无报道价值。报道看重的是“非寻常事和非寻常人”。国外有个学者,把社会上发生的事做了两个维度的切割,拼起来一共是四类:好人好事、好人坏事、坏人坏事、坏人好事。最有报道价值的是好人坏事、坏人好事,因为有违和感,容易吸引眼球。比如说韩寒有无代笔的事,就是典型的“好人坏事”,非常容易受到大吃一惊后的关注。包括时下的文章事件、马航事件,都有这方面的影子。

但商业上,其实真正追求的是“好人好事”:对的人做对的事。商业上希望离奇的故事越少越好,一切要按部就班,不可控的事情发生,对企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媒体人就喜欢关注这点。有时候企业为了刷存在感的需要,也会故意制造点这类事,但总体来说,它们并不喜欢离奇事件。

有一个专营婚介服务的自媒体人和我聊天,提到她早年在媒体做情感方面的内容时,就喜欢做比较另类的人的故事,这样容易吸引眼球。今天她自己真正做这门生意的时候,她反倒喜欢正常的人,因为正常的人更容易满足婚姻需求。我称之为媒体思维和产品思维的对立。媒体思维追求围观需求的看客,产品思维追求实际需求的用户。两者是有极大差异的。

做商业报道的媒体人,大多数压根不懂商业。有些媒体人在某一行混的时间极久,但还是不懂这一行。还有些媒体人是懂的,但执行力比较差。既然混到极懂的份上,想必也混了很久了。但凡混了个七八年的媒体人,执行力是要打个问号的,毕竟过惯了优哉游哉的日子。从企业那头,委任一个媒体人去做实际业务部门的leader,是有些不放心的。

有一家风投基金,曾让我帮忙找个分析师,所提的条件就是最好是个媒体人(能写东西,且有一定的视野),但不要超过三年。不超过三年的原因就在于,混太久的媒体人,基金担心无组织无纪律。哈哈,真的,资深媒体人的确会有这个毛病,而且怪话一堆(也擅长制造怪话),都是一个比一个厉害的负能量中心。

事实上,企业的公关对企业自身运作,并不太了然,大多数都是面上的东西。虽然有所谓《公关第一广告第二》这种给公关人打鸡血的书,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公关的位置真心不是那么重要的。产品是1,公关是0,产品不好不能满足需求,一切白搭。公关的作用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对企业的影响,有限。

对于同样不太了解商业深层运作手法的媒体人而言,公关的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选择。

有没有例外?

当然有,也不少。

比如说前商业价值的主笔夏勇峰,现在是小米科技的生态链产品总监。

比如说前天下网商的主编许维,现在是企业社交软件明道的销售副总裁。

比如说前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曾航,现在是游戏公司触控科技的战略总监。

嗯,都不是搞公关的,呵呵。而且都有个特点:年轻人,媒体行当的采编资历大致不超过五年,实在是谈不上“资深”二字。

不过细说起这三个案例,还是有些区别的。夏勇峰北航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毕业,本身不是一个什么学媒体学新闻的,具有收敛的理工科思维,他离开媒体所做的转弯,是最大的。许维弯度略小一些,销售和传播密切相关,但明道的销售对象是机构,可以说并不靠大众传播做销售。而曾航的弯度最小,战略这个事,是需要媒体思维的。媒体本身就喜欢聊这种趋势性的东西。

媒体人还有去做投资的,这里面最成功的的案例之一大概就是熊晓鸽了,这位学新传的研究生曾经做过电子导报的主任编辑,后来成了著名投资机构IDG的重要人物,至今仍有很强的媒体情结(比如在母校设立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也投资过媒体)。不过,另外有一种声音认为,跑某个行当的媒体人忽然摇身一变成为这个行当的投资经理,大体就是该行当迎来泡沫期的重要标准之一,回顾一下互联网史、电商史,也不无三分道理。

更多离开媒体的人,选择的是创业。仅就互联网圈和科技圈,这方面的例子就极多了。知名度大到例如刘洲伟离开21,小到一个财经媒体里的小销售独立门户去做袜子生意,不胜枚举。

创业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没人有资格说你行不行——转道企业去弄个差使,还得企业方面点头。媒体人其实是蛮容易创业的,因为到底看得多。但媒体人创业犯错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执行力当然是个问题,但更要命的事在于,很多看似逻辑成立的事,一踏进去,就发现水极深。这方面,无论是创业家的牛文文,还是腾讯负责开放平台的徐志斌,都向我有过类似的表述。

媒体人创业去做和媒体相关的事,是很多的,比如21的左志坚做的拇指阅读,就是一个与书籍有关的生意,书籍说到底还是媒体。中企李岷的虎嗅、财新赵何娟的钛媒体、一财骆轶航的pingwest,都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媒体属性极强的创业项目。上一个纸媒工作在商业价值的阳淼,搞了一个山寨发布会,也和媒体有极大的关联。沪媒的一位媒体人黄维,很早就离开媒体一门心思搞移动营销,还整出了一个上市公司。营销这个事儿,也是和媒体打交道的。

媒体人创业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具备“产品思维”:满足实际需求而不是满足看客。左志坚一直在慢慢打磨他的拇指阅读,以至于有时候我甚至会认为他步子好慢。赵何娟亦声称要做几个满足实际需求的产品,可以继续观察之。李岷弄出了一个“文集”的产品,就我个人而言,倒是满足我的需求(不知道是否满足他人的)。连一开始以标准自媒体形象示人的“罗辑思维”的罗振宇,最近也开始谋划“社群电商”,据说要卖罗振宇牌月饼、罗振宇牌水饺了——只要人一掏钱,这事就不是看客那么简单咯。

媒体人的另外一脉,就是搞经营的,转行相对容易很多。做经营本来就是做生意。不过做经营的人,一般知名度不高,属于闷声大发财的那种,不太受到公众关注罢了。

最后一个问题:可以不走吗?

依然有人选择了继续坚守。后面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实在走不了,没人要啊,创业又不敢。其二是相信媒体依然有价值,事尚可为。

我基本同意媒体有价值且有商业价值:1、媒体是刚需,离开媒体普通人的视野只有100米;2、媒体的毛利很高,属于白粉生意,毛利在5-6成的,比比皆是;3、在中国,媒体这一行可能会有制度红利。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鼓励制作出版、制作播出分离是写在文件上的。

从当前的媒体运作趋势来看,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把媒体当手段做的,都还赚了点钱,把媒体当目的做的,都还在那里苦哈哈的。所谓当手段,就是媒体是某一个商业的扩音器,这方面,创业家是最好的例子:它是创业服务的一个喇叭,牛文文本身是靠创业服务来赚钱的。

既有的媒体模式正在瓦解,瓦解的根源在于广告对位置把控的力度在下降。过去,广告附着于一段好的文本(视音频)之上,它与文本之间的位置紧密到受众不可撼动。媒体作为一个商业模式,本身成立。但在今天,位置的强制性正在被消融,受众拥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具让广告从那个位置上离去——从这点意义上出发,我认为那些屏蔽视频广告的浏览器也好插件也好,是符合大趋势的。而且,内容在被层层转发时,原本附着在该内容上的广告,早就已经不见。微信公众账号里,太多这样的例子,即便是该媒体自己的内容,又有几个会把原来的广告附着在公众账号里一并转出去的?

当广告的位置强制性被剥夺以后,媒体的商业模式就受到了极大的考验,能否成功从这里突围出来,目前并没有看到好的解决方案,于是产生了另外一条路径:我做一门生意,把媒体当喇叭。这条路径的前提是:我非常了解这个生意,甚至都可以不怎么了解媒体,但必须了解这门生意。

是的,的确媒体人可以不离开媒体,但它有个前提:你必须了解一门生意。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只好在那里艰难苦守,等到在媒体既有模式崩溃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模式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可能很遥远,遥远到你已经无法静候下去。

—— 腾讯大家 供稿 本篇之前有一篇,之后还有两篇 分别在不同媒体刊发 但其实是可以看成一个系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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