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这个事儿

非常有名的两个下载站最近宣布要关闭了。一个是“人人影视”,一个是“射手网”。前者一度以提供影视剧下载而著名,后者则并不提供影视剧下载,但提供的是“影视剧字幕”。

人人影视涉嫌盗版侵权,故而它的关闭并不是很奇怪。但射手网仅仅是提供翻译好的字幕下载,并没有影视剧本身的下载,难道也侵权了?

答案很清楚:是的。著作权的财产权项下包括十几种权利,其中“翻译权”赫然在列。换句话说,如果未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对作品进行翻译并大众传播,就是侵权。有些著作权人会放弃财产权中的部分权利(比如放弃翻译权),但一般意义上,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是不会放弃的。All Rights Reserved——这句我们经常看到的话,就表明,著作权人什么权利都没有放弃。

故而,射手网的关闭,极有可能和“侵权”有关。在这个问题的性质上,它和人人影视直接提供影视剧下载,是一样的:涉嫌盗版。

但是,从这两个网站因侵权而达成的后果来看,是截然不同的。

版权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商业问题。大多数的侵权案子,并不是对人身权的诉讼,而是对财产权。

互联网这个多媒体,内容形式无非就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后两者的经营者远远比前两者来得更为重视自己的权利(文字图片中算是重视自己权益的大概只有小说网站,而视频的重视程度又超过音频)。无它,利益相对更大罢了。拍一部5分钟的短剧的成本,远远超过写一篇2千字的文章。更重要的是,由于利益大,视频的买卖金额都是极大的数字——曾经中国电视连续剧被炒卖到过百万一集。如果一家公司足够有钱投入足够多的版权买入,那么,它就可以以版权为武器,驱逐资本不够雄厚的竞争者。视频网站的版权储备,是实打实的资产。而那些天天发发新闻、评论的网站们,从来不会说我储备了多少条新闻、多少篇评论的——压根没把它当资产看。

所以,版权这个事,直白地说,竞争策略。大家都是光棍无产者的时候,没人会把它当回事。有些个人有产了,自然讲有产者的规矩了。人还是那个人,公司还是那个公司,从盗版者到极力主张版权,不是ta道德水平突飞猛进了,而是钱包突飞猛进了。

2009年9月,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在京启动,当时这个联盟的组织成员主要是搜狐、激动和优朋普乐发起,联合百多家权利方,主要控诉对象是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搜狐甚至启动了向优酷索赔5000万到1亿元人民币的官司。过了一个月,该联盟又再次在深圳发动了一次运动,这次控诉的对象主要针对迅雷。

沉寂了数年后,13年年底,这个联盟又动作了,这次的对象是百度和快播。颇为有趣的是,优酷的掌门人(也是土豆的控制人)古永锵坐在了搜狐张朝阳边上,一起来声讨那些万恶的盗版方。而江湖上有所谓“山寨之王”的腾讯公司,在刚刚召开的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也开始大谈“IP”(知识产权)了。

全球对版权立法最严苛的大概就是美国人了,他们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连美国自己的法律学者都觉得有点矫枉过正了,比如莱斯格就专门写书痛批过。不过,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美国初建国时,哪里有什么正版书籍可以看,大部分都是从欧洲盗版过去的。

版权游戏,充分说明,如果一个市场都是光脚的时候,自然野蛮竞争。但凡有几个人穿上鞋时,就会以“鞋子”的名义,要求光脚者出局,要不,你和我一起穿鞋吧,那就看谁有钱买更多的鞋了。

著作权人,其实大多数时候,不是自然人,而是机构。

比如说,很多出版社是出版物(比如图书)的著作权人——至少和写作者同为著作权人。这本书明明是美国人史密斯写的,中国人张三想翻译成中文,史密斯同意即可吗?

不是的。一般而言,史密斯并不会拒绝自己的英文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但史密斯无权单方面决定这个事。如果史密斯够大牌,他还可以有一定的话语权,如果不是那么大牌,这件事基本上是史密斯英文作品的出版社来决定的。

于是,你想翻译成中文的,不是你想就可以的。史密斯英文书的出版社会索要一笔费用,以换取你翻译的授权获得。

在这样的机制下,有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张三觉得史密斯的书很不错,打算翻译。一联系史密斯当时的出版社,后者告诉他,我们已经卖给你们中国的某个出版社了。但你就是遍寻不着这本书的中译本。道理很简单,买方买了以后,就在那里搁着了。

这种情况,在畅销书领域中还不多见,但在严肃的学术书领域中,是极其常见的事。

前文提到的莱斯格这位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对这类事深恶痛绝。他够大牌,于是他出《代码2》这本书的时候,坚持使用“CC授权,创作共用”的方式。现在张三要翻译莱斯格的书,没那个老外出版社什么事儿了,甚至不需要专门去取得莱斯格的同意。因为莱斯格已经放弃“翻译权”了。

我经常会表述对“现有版权制度的痛恨”这种观点,反对者通常就是那么一句话:没有版权制度,你还有啥可看的?

说这话的人,是真心不了解版权制度,连现有的版权制度都不了解。著作权项下的权利,著作权人是可以放弃的。

经过一番改造,这个世界有了“creative commons”这种东西,中文叫“创作共用”。有时候,人们根据旧有的版权的英文CopyRight,把这种新的改造过的版权体系,称之为“CopyLeft”。CopyRight通常紧跟着一句话“All Rights Reserved”(一切权利保留),但CopyLeft却在放弃部分权利,比如:各种财产权(人身权还保留,比如要求署名)。

版权制度对传播而言,是有阻碍作用的。因为通常会需要你付费。但我也不反对,对于著作权人,创造一个作品是有成本的,大家都不付费,至少娱乐产业就基本完蛋。如何平衡著作权人的收益问题和传播的通畅问题,这中间需要一个平衡。而CopyLeft,从目前来看,是一个不错的折衷方案。

我们回到文头的这两个网站来。

人人影视从事的影视剧下载,这对著作权人的伤害太大。假设推到一个极端情况:所有的影视剧,都可以在网站上免费下载,那么影视业就此覆灭,大概不算什么过于夸张的表述。影视剧免费下载是把著作权项下的所有财产权全部给侵占了的。

但射手网对著作权人的伤害没有那么严重。它只是提供了翻译好的字幕下载。谁也不会认为看完了字幕就等于看完了这部影视剧。同样假设推到一个极端情况:所有的影视剧翻译字幕,都自射手网上有下载,那么影视业就此覆灭,也未免太过夸张。

从商业角度来说,射手网的著作权财产权的伤害结果微乎其微。而它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真有人拿着这个当英语学习文本的。还有一种情景是:看完了一部剧,想写写心得或剧评,有了独立的字幕文件,大概就不需要再回过头去跳着找影视剧里的相应场景了。

在现有的版权制度下,的确,射手网有侵权的嫌疑。但所有的制度都不见得非要永久执行下去。时代的变化而导致制度产生改变,是极其正常的事。

我并不想为射手网喊冤,但我想说的事是,现有版权制度该改改了。一部影视剧为什么还一定要死守着“All Rights Reserved”呢?字幕翻译权这个部分,用“创作共用”有什么不好呢?字幕网民自行翻译免费下载,对影视剧著作权人,又有多么了不得的伤害呢?

至于说,当一切影视剧都正版化了由引进方自行配上字幕后,类似射手网这种网站存在的必要性也就不大了——这个就让市场自行去调节吧。

—— 上海观察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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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视通的内部业务链条

本文写于上周五,本周一百视通和东方明珠已经正式宣布由百视通吸收东方明珠,成为一家新上市公司。新公司已经连续涨停。

以下,主要对新公司内部业务链条做一个梳理。

两家上市公司的合并有一些具体背景。

当SMEG(大文广)和SMG(小文广)合并后,百视通和东方明珠的合并也就迫在眉睫。因为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一个集团下不能有两家具有同业竞争业务的上市公司。而百视通和东方明珠显然具有较大的重叠部分。这是外部动因。

内部动因上,黎瑞刚回归文广后,要下一盘整体的棋——即消灭小巨人之说。小巨人诞生于彼时高层并不完全赞同制播分离之时,黎瑞刚力推的制播分离并不可能在宏观整体上去推动,只能在微观局部层面慢慢演进,自然派生出自成体系的“小巨人”。

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制播分离”之后,宏观整体上进行改变已成为一种可能。黎叔的“做大做强”之心必然被调动起来。而媒体产业,本就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客观规律,合力而不是分力,是媒介融合的题中之义。

以下这张图,是解读新上市公司内部价值链的重要结构图:

smg

一环套一环,互相支撑呼应,而每一环上,本身又可以被拆解为一个小型的产业链条。整个SMG的棋局,都以这根链条为主线,进行布局落子。

内容环分为“研发”、“生产”和“发行”。

模式研发,SMG与全球最大电视节目模式公司Fremantle成立合资公司,进行新类型节目的探索和创造;

内容生产上,东方明珠旗下有“尚世影业”这个内容生产公司。尚世影业前身为上海电视传媒公司(简称上视传媒),成立于2007年,是国有广电集团最早进行转企改制的影视企业,近年来多有商业上颇为成功的电影电视剧产出,截止目前,SMG尚世影业参与宣发的影片票房已经累计超过20亿元,是一个三年复合增长超过60%、去年营收6亿利润8000万的国有影视企业。。另外,今年年头则和华特迪士尼影业宣布签署一项多年期合作协议,介入到合作开发全球大片的内容生产中。

发行则通过“五岸传播”等机构来完成。五岸传播是SMG全资投入的从事国内国际节目发行、节目代理和节目合作的子公司。04年成立时,主要销售来自SMG旗下13家专业电视频道和10套广播频率的版权节目。其后则慢慢发展成为一个覆盖国内发行网络达200多家电视台、海外触达25个国家和地区,新媒体领域的合作伙伴多达20余家的销售网络。08年,五岸传播开始致力于“全国节目交易枢纽”的目标,成为SMG旗下重要的IP(知识产权)商业环节。

云+端部分,即平台+渠道

渠道环则分为三个渠道,来传输内容环上的内容。

分别是:有线电视网络、IPTV和基于互联网电视的OTT。有线电视网络SMG在上海市场具有无可争议的垄断地位,主攻的是“直播”渠道。

IPTV也具有无可争议的垄断地位,大致定位是在“回放”这样的渠道。前两者都有很强的本地市场烙印。

而基于互联网电视的OTT业务,则是新公司重点需要发展的全国性市场。新公司握有互联网电视牌照,如何将这张牌照的商业价值尽可能放大,不仅要善用政策资源,还需要有高超的商业智慧。OTT业务的主要定位在节目播放上是“点播”市场。

新公司还有两个潜在的传播渠道,那就是Xbox和PS游戏机,尤其是Xbox,其实具有联网功能。

百视通与微软达成合作协议,在大陆地区销售后者的Xbox One游戏机,并获得了有关管理部门500万台的销售许可。

东方明珠则与日本索尼公司合作销售PS游戏机。合并后的新公司,将成为全球主流三大游戏机中的两种在华独家销售商和运营商。

基于这些联网设备,新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将其当成一个重要的内容传播渠道。

平台,则是各种内容的依托之地,并通过各种屏(电视机、电脑、手机、pad等)向外传播。新公司成立了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来支撑这些内容的传播。

最后一环则是服务应用环。服务应用环上包括了游戏业务、电商业务、数字营销广告等。

游戏业务正如前文所提及的Xbox One和PS,仅Xbox One一项就可以为SMG带来至少80亿的销售额(SMG获取了200万台的销售代理,以及500万台的合作运营分成)。

电商业务主要依托并入的东方购物(CJ)。04年就开播的东方CJ,目前已经有3成的业务来自于互联网络,2013年销售额超过50亿,净利近5亿。

数字营销,在10月24日的2015年SMG广告盛典上,SMG发布了一个号称国内首款的全平台电视广告实时竞价系统,这个系统由SMG旗下数字营销公司艾德思奇研发。艾德思奇是一家成立于07年的广告技术公司,在移动广告市场中份额领先。今年8月,百视通以1亿美元的价格获得该公司51%的股权。

另外还有一个旅游产业,自然以上海地标东方明珠为旗帜。这个地方人流如织,确然是非上海居民抵达上海的几乎可以称之为“必经之地”的景点。

上市公司装入前文所述的“尚世影业”、“东方CJ”、“五岸传播”等公司,并未装入SMG旗下各频道,比如“炫动卡通”之类。

报业的方式是采编不上市,经营上市(俗称两张皮)。理论上,电视业可以模仿。

但SMG似乎不愿意这么干。从报业上市的历史表明,两张皮的做法,并未对新业务开拓产生多大的促进作用,反倒是造成集团拼命贡献利润装入上市公司维持股价,造成上市公司本身还是传统业务。

这个做法,目前报业也在反思。SMG,则貌似不愿意重复老路。

黎瑞刚,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国情下的传媒业的默多克。

他主导的SMG,有可能成为东西方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一根重要通道。

—— 界面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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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像广告的全策划过程

很多年前,微博一度禁止过用户上传微信公众账号二维码作为头像。因为有很多人试图通过这个方式,把微博粉丝导成ta微信公众账号的订户。

这其实说明一点,头像具有一定的导流作用,或者说通俗点,广告作用。

不过,似乎很少人意识到这样一点:头像,也许可以卖广告?

也许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头像就像一个人在互联网上的头,自家脑门上贴着个“我是谁”,虽然奇怪,但还算可以接受。但如果脑门上贴着个“可口可乐”,那实在是要钱要疯了。

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一个换微信头像控。几乎一天要换一个头像,以贱以萌为主。如果三天不换头像,大概就是我三天没上微信了。

我甚至为换微信头像找了一条理论依据(我经常喜欢把一些很无聊的事弄得煞有介事):头像如衣服。作为一个文明人,衣服一天一换是必须的,那么,头像也就必须一天一换。

当头像如衣服这个说法冒出来后,头像做广告就走通了:难道没看见那些上场的运动员衣服上到处都是商业公司的LOGO吗?

于是我在朋友圈里喊了一嘴,有没有哪个商家愿意出钱买我这个头像的?每天五千块——这个数字当然是有恶搞性质的,我不太指望有人愿意出这个价。

一个新闻客户端的客户上门了。其实出面和我聊的人,本来就是极好的朋友。经过一番假模假样的谈判,最终以某个很低廉的价格成交。对方发了一个微信红包给我,而我,则把它那个大红特红的LOGO给放到了头像的位置。

很快,很多微信朋友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对我换头像早就见怪不怪,但顶着个商业公司的LOGO,还是颇为稀奇。再说,我一直在叫卖我的头像,我得到了很多询问:你把你的头像成功卖掉了?

这事迅速让圈子里几个人都来了兴致,至少我视野所及,有四个人在叫卖他们的头像。某报业集团旗下甚至有人还组织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复杂的换头像领奖品的活动。

这起恶搞事件越来越有趣了。难道他们都当真了?

我其实从来没当真过。

头像做广告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我虽然那几天一直看似很兴奋地在叫卖,但其实我一点也不认为这算是一种“商业模式”。头像很小,能表达的意思不可能太多。而且头像很难有什么转化率。它无非就是个曝光,让看到的人知道:哦,有这么个玩意儿。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真正意义上的名人,头像放着一个广告,曝光量是够的。这个道理就像有些明星给商业品牌代言一样。但一个名人的头像,你给ta多少银子,ta才会傻不啦叽地顶着你家logo作为自己的头像呢?这件事太掉身份,不是什么名人都干得出来的。

不过,据说卖头像是第一次(我一直没想明白,为啥微博上没人干。也许有人干过,我没看到过罢了),第一次总是会吸引到目光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个客户,是赚到了。

更何况,我玩得兴起,跑很多人底下又是留言评论,又是点赞,有限的几个群里也积极了很多,它的品牌露出,很是充分啊!

哈哈哈哈

头像广告本身很难成为商业模式,但头像广告可以当一场策划事件来做。这场策划,走的是“新形式”这个路子,但如果仅仅是换头像,显然是不够的。

事实上,我虽然研究生专业学的是广告公关,但其实我对泛滥的营销行为是打心里厌恶之至的。今天的营销,永远试图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确厌烦透顶。

将头像变成广告,如果真的大行其道,满眼朋友圈一个又一个商业LOGO,这种画面,委实美到不敢想象。

于是,我打算在鼓动一批人换了头像广告后,再弄一篇文章,把这种营销行为再恶搞一把。整个策划试图走一个“大逆转”的路数,做成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先锋实验。而实验设计者本身,对这个实验是很不屑一顾的。

现在,我缺的,就是一个愿意掏点钱的客户了。

一个搞财经圈自媒体人生意的公司,它愿意和我一起来玩一把这个游戏。它并不介意我后期在那篇策划文章里反戈一击。

在我心目中,我一点也不奇怪它愿意和我合伙做一次行为艺术。这个公司的人我接触过几个,自黑起来有时候怎么黑都敢玩。其实还有两个公司也露出了一丝意愿,但我觉着,后面那篇打耳光文章,他们是很难接受的。

四番传媒研究群里,有两个创业小伙伴想买这个案子,可惜,稍晚一步,客户已经下单,连银子都从支付宝里划过来了。

我们的整个策划里分为两步:1、想办法让300人把他们的头像换成这个公司的LOGO,2、策划一个采访稿,由一个很喜欢写恶搞文案的公号来完成。

我领了50人的任务,于某晚开始发包。换头像的价格不是很高,但也不是什么可以忽略的数字。很快,我手上的份额全部发完,以至于还有人问我要。却不过面子,这笔买卖我做得有点小亏,倒贴了一点小钱出去。

第二天九点,客户鼓动的人和我鼓动的人,准时翻牌子,我还要求我联系的人都得发条图文状态。我的朋友圈是有些小壮观的。

两天过后,一个恶搞文案出炉。在这篇文章中,一共有三个人,其一是公号主人扮演采访者,其二是客户代表,其三就是我。我们套用的是“小明和老师”的段子格式,即采访者先问一个问题,我(或客户)特别正经特别严肃特别当回事地大谈头像广告的意义,然后采访者再提一个很难回答的关于营销的犀利问题,我无言以对,只好大声曰:滚出去(后来在具体文案中,是“你滚粗”)。

这个恶搞文案我寄予厚望。一方面,客户品牌露出会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一方面,我对头像广告的不屑一顾也希望在其中体现。我希望阅读者能够看到,营销业者那种丧心病狂的试图在你面前7*24小时晃悠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但这篇文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任何一种营销行为,都需要一个配套的测量方法,这就是所谓的ROI(Return on Investment)。

在我的媒体转型研究里,我发现传统媒体的日趋下滑,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那种CPM的测量方式,越来越多的广告主不能接受。广告主现在喜欢CPC、CPA、CPS这种测量方式,而不是含含糊糊的CPM。门户的衰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门户依然在坚持CPM售卖。

但头像广告,连CPM都很难做到。朋友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即便我们加以link,都有可能你屏蔽我或我屏蔽你。即便不屏蔽,朋友圈里都未必能刷到你的状态。我发包出去中有那么几位,钱是要赚的,话是不想给别人说的。我注意到自从他们换了头像后,就尽可能地在那里避免发言,生怕自己的朋友要说ta——老实讲,这种心理,也算正常。

我基本上并不指望头像广告能覆盖到多少人——这实在太难计算了。但那篇策划文稿,倒还算是有个阅读数字。我本指望这篇文章能有大几万阅读的水准。经过一阵子猛推后,还是可怜兮兮的不到一万。

这事让我很沮丧。我检讨了一下,问题出在标题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魔鬼夜访魏武挥先生”,坏就坏在魏武挥三个字上了。魏武挥只是一个圈子里的小名人,毫无公众的阅读兴趣可能。这个标题如果改成“拿头像换广告是怎么做到的”、“拿头像换银子可行吗”、“你所不知道的头像赚钱故事”,也许会好些?另外,配图也有些问题,缺少看点。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痛恨过微信公号文章的不可改动。

总体说来,策划最后一环没有到位,精心设计的大逆转落空,殊为可恨。就客户而言,它能看到的CPM就是这近一万的阅读量,加上一些不可计算但似乎还算有的头像品牌露出,根据它所投入的银子,大致算是一个平庸的ROI,不算亏,但肯定不算赚。

至少比起第一个客户来,不算赚。

本文并不算这个策划中的一环,你看,我写到现在,你都不知道客户是谁。

是吧?

—— 钛媒体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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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议事规则

一直以来,我觉得很多群很没有意思,耗流量、拖慢手机、浪费时间,都是我感到的没意思的地方。大约一个月前,我下定了决心,一个晚上退群若干。我接受了某位朋友的提议,退群的时候改了个id叫“建国”(这个id很普通),然后有些朋友一大早起来,就看到很多条“建国退出了群聊”。这个小花招对很多比较大的大群挺有用,因为一时间的确很难发现,建国究竟是谁?

哈哈哈,纯属玩笑。做个开场引子。

我在退群过程中,甚至还退出了“四番传媒研究院”这个我个人认为非常有价值的群。后来被拉了回去,我自觉退得有些过了头,这个四番群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留下。

四番群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交代一些背景。

江湖上曾经有个潘姓媒体人,在自媒体刚开始呈喷的时候,十分有好奇心和钻研精神,他建了一个群,取其姓“潘”而命名为“三番”。群中颇有一些自媒体大咖。后某日由于某事件,某科技媒体赵姓创始人退群,我退群,潘某当即拉我和赵又建一群,取名“四番”。群建后,拉入某众筹项目陈姓创始人(这位陈某死活不承认他的创业项目是众筹项目)。四番于当晚建立,群创始人潘、赵、陈和我。

潘某继续将热情投注于他的三番群,我则开始慢慢运营四番群。因为四番是他创立的,于是他被推为“陛下”、“皇上”之类的称号。而我由于大名和曹操极有关联,故被称为“丞相”,潘某自然有时候就被呼为“汉献帝”。而赵某因在江湖有“女神”称号,故而四番群设立一枚宗教信仰代表。总结下来,四番群就是:虚君共和、政教分离。十分有现代文明政权的气派,哈哈哈哈。

好了,啰嗦了那么久,讲讲这个群的一些运营手法,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不段子不鸡汤不调情”。这是任何一个新加入的群员会被告知的群规。这三个不其实有其意义所在。

段子这个东西,经常会发现,张三分享的他以为是刚刚出炉的段子,其实是个“坟帖”(很老的段子)。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段子被扔进群里后,这个群有很长时间的沉默时间。又或者,扔出几个哈哈、嘿嘿的字符或图释。我对往群里扔段子这事,相当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议事群应该有的态度。

鸡汤。四番群好歹都是一些有知识的人,鸡汤这个东西很适合亲戚群,它会拉低议事群的品位。故而也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现在说说调情这个事。江湖中网络调情其实很常见,但调情毕竟不是真的要干什么,只是逞逞口舌之快的“口炮党”。但调情非常讲究一个分寸,很熟的人可以调得深入一些,不太熟的要适可而止。这对调情双方都有要求:懂得调到什么程度为止。而且就调情的围观者起哄者来说,也需要一个火候把握。一开始是调情,调着调着,话赶话,弄得都下不来台,也不是不常见的事。就一个议事群来说,调情这件事大部分时候是不恰当的。

但四番群群规里还强调了一点:可八卦。八卦是调动群员参与讨论的最好利器。八卦与段子、鸡汤、调情是完全不同的。八卦本质上就是未经证实的流言,群员在八卦一件事的时候,会补充出很多细节。有些八卦的讨论,其实会讨论出极有价值的东西。

群员的增加也是很重要的。四番群自四个互相认识的人起步,基本上一周才增加一个新人。这个慢吞吞的节奏一开始还被陛下降旨责怪。当然,汉献帝的旨意,在曹丞相眼里,是可有可无的。这个节奏的要诀在于:要让新群员和老群员慢慢混熟后,才适合再加新人。很多朋友建群就是一秒钟里拉起了几十个人,这些人有可能互相认识,也有可能不认识,但通常会有很强的隔阂感,其实意义不大(有些群一下子建起来是因为共同参加一个活动,线下都在互相接触,所以例外)。

群员增加秉承了三番的一个规则:需要老群员表态,一票否决不得入。因为怕仇人。张三和李四有仇,李四进来后,张三自然说话质量和频率会大降——李四亦然。

群员不宜太多,五百人的群议事是没什么太好的东西的。四番群的商定规则是“四十人”,也就是微信群的默认人数。故而,四番群运作至今,已经人满。—— 我个人觉得四十人少了些,不过四番群虚君共和,这个人数是大事,一人反对即否决。我两次提议扩群,均被否决,只好算了。

很长一段时间不发言的群员要被踢出。这有点不近人情,但很有必要,即便貌似得罪什么人也要去做。因为群员总额被限定为一个小数字后,就必须要有腾位置的可能。

群员要有一定的相同背景和一些兴趣爱好交集。四番群入群时的群员都是媒体人,不过后来由于跳槽的关系,现在也不是纯媒体人群,但大致上对媒体话题都是有兴趣的。一个组织只能拉一个人这点很重要。两个人由于都是来自一个组织,其实说话未必见的能放得开。

要有一些“黑话”。黑话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了某个程度上出现的符号再造,以证明关系为“强”——恋人之间的昵称就是一种黑话。黑话有自然生成的,也有故意去制造的。四番群除了陛下和丞相、女神外,还封了一些官出去,有少府、中书、少保、湘帅、国公等,这就是黑话。

群员要有线下接触的可能。越线上,越线下。线下接触会大大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四番群经常会出现线下自发的饭局。四番群中颇有几个人是满世界乱窜的,这大大增加了群的粘着度。最近四番群要有组织地搞一些活动/讲座。请关注本号后续的广告。

往群里扔文章是很常见的一个行为,尤其对于自媒体人来说。我以前混迹很多群的时候,会见到微信面板上一排一模一样的最新话语:一个人往群里扔了ta一篇文章。我极其不以为然这种行为(我自己从来不干)。这篇文章是群里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群员写的,想说这篇文章胡说八道都不好意思说,除了阿谀奉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会留下?

但这不是硬规矩。一来有可能在议事中,某群友说这个话题我以前写过文章,扔出来分享一下,这是可以接受的。另外一个可以接受的是:你扔了一篇自家的文章,再补扔一个红包,这样大家都很happy,是吧?

现在来说说广告。四番群是有一些创业者的,自家的创业项目,往群里扔上一扔,请大家帮忙散播,这个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接受。但这里有个度。作为一个群员来说,怎么看待你所参与的群。平日里洞见观点贡献几乎没有,扔广告就不怎么适当了。一轮广告扔完后,群的核心运营者(四番群里就是我啦),应该隔天重申一下尽量克制广告。这个恶人没法子,得当。

最后就是红包。红包能在短期内迅速提升群的活跃度,这一点任何一个有群经历的人都能感知到。一个群应该有那么几个不怎么在乎银子的所谓“壕”,间或扔点红包,是提升群粘着度的利器。人一多就会肯定会有矛盾,四番群运作至今,四个群创始人都退过群,被拉回后扔个红包表示歉意,大大增加群的活跃度。

不过,我个人对滴滴红包这种东西,也是很不以为然的,哈哈哈哈。

议事群本质上是一个带有功利目的的同好群:既需要贡献出价值,又能增加人的关系亲密度。故而,议事群应该有其运作的逻辑和规则,以上,大抵就是四番群的一些运作经验,供分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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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门槛绝非市场经济真意

近日,媒体报道说,国家网信办将出台APP应用程序发展管理办法。媒体援引网信办副主任彭波的话说,目前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依法治网是最基础的工程,又是最艰巨的任务,需尽快“补课”。

APP目前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比较让人头疼的是两个:其一是对手机权限的无理由索要,比如有些媒体类新闻客户端,要走了包括读取通讯录、短信等所有等手机权限。如果管理不当,发生用户隐私数据泄露并非危言耸听。其二是静默安装,在用户不知情或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一些应用会“偷偷地”下载并安装其它应用。前一个问题在一些大型公司制作的应用上都有出现,后一个问题,则常见于一些小公司所制作的应用。

另外,一些应用商店会对平台上供用户下载的应用植入“私货”,比如加入内置广告条,这其实是侵犯了应用开发者的权益。还有应用商店擅自扩大应用所要权限,并设置后门,收集下载用户的私隐数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对APP进行管理,这样的想法,我一点也没有异议。事实上,在中国市场份额最高的安卓生态里,应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局面,是该收拾一下了。

问题在于,怎么管?

很多媒体稿件里都提到了某位北京法律专家的看法。这位专家认为,APP门槛太低,需要提高入门门槛。而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能苟同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桌面互联网的中国管控制度。大致上分为三级。最低的一级叫“备案”,备案备案,就是报备即可。它不是审核制,而且对于报备者本身没有要求,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然后是“许可”,即ICP经营许可证。这属于“审批”制,对申请者提出了一些资质上的要求。最后一级是各种特殊证照,比如从事新闻业务的要有刊载资格,从事视频业务的要有视听许可证,等等。

在中国,备案是最为普遍的情况,很多网站都只有一个备案证,并不影响其合法的内容发布和运作。在桌面互联网上,没有什么刻意提高门槛以防止所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手法,所以中国互联网还算欣欣向荣地发展了二十年。我们不仅要看到BAT这种金字塔顶的公司,中国有近280万独立域名网站,大部分中小网站,才是中国桌面互联网的发展基石。

现在到了移动互联网,我们能不能参考桌面互联网相对成熟的那套体系呢?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在中国的实际国情下,我并不反对一个APP的开发者需要获得一个备案资质,但正如“报备”制度本身的涵义,这不应该是一个什么有门槛的事。

移动互联网生态也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市场经济的一个要义在于:尽可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自由竞争,鼓励小微组织乃至个人创业。人都实名报备了,有什么理由还非得弄什么门槛让他们不得其门而入呢?

对于一个市场的管理,有三种手段:事先设立门槛、事中日常监管、事后惩罚体系。一个很偷懒的思维就是高高竖起门槛,然后以为进来的都是好人,天下太平,以至于日常监管疏忽不力或用运动式手法。而对违规者的惩罚,更是不能惩罚到位,导致违规成本极低,自然违规现象此起彼伏。在我看来,极有必要加大惩罚力度,直至对违规者实施“禁入”惩罚。门槛竖高,不仅只能有利于寡头垄断,甚至有可能滋生出以权谋私的贪腐现象。

移动互联网发展至今,不过四五年,已经出现了“结构化”的现象。易观最新统计表明,活跃用户最多的TOP10应用里,BAT占了九席,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搜狗输入法,而它从股权结构上也可以说成是腾讯的亲戚(腾讯入股公司)。桌面互联网用了十几年才形成七雄垄断现象,难道移动互联网区区数年就已经结构化,是正常的吗?是可以嘉许的吗?如今还要提高门槛,岂非做实了这种寡头垄断?做死了市场这盆水?

提高门槛其实是很无为的管理思维,市场管理者就看几个硬指标(比如企业属性、企业注册资金、企业从业人员),符合了就给过门槛。这远远谈不上有为和担当。倒是对日常监管乃至违规处罚,甚为考验管理者的智慧与勤勉。中国桌面互联网二十年发展,倒是证明了管理者的勤勉是一点不缺的。

故而,提高门槛的管理思维,可以休矣!

—— 腾讯科技/大家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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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电商化路径考

在传统媒体转型大潮中,所谓“电商化”是一个很多媒体都很关注和重视的方向。因为从逻辑上而言是成立的:当一篇文章/一张照片在介绍某种好玩有趣的事物时,读者的确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念头:哪里有卖?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让读者成为购买的消费者,媒体就可以从中获取利润。

国际时尚媒体巨头纷纷涉足这个路径,比如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康泰纳仕集团。它曾经前后做过7次对初创类电商企业的投资,旗下多本时尚刊物都有自己的在线商店,如女性时尚杂志 Glamour运作的 Glamstore 网店,男性杂志 GQ与奢侈品百货 Nordstrom 合作推出的购物网站 NordstromMen.com。

赫斯特出版集团旗下Harper’s Bazaar(它的中文版杂志《时尚芭莎》在我国大大有名)与奢侈品电商 Yoox 合作,共同打造了电商网站 ShopBazaar.com,主要售卖奢侈品百货,也包括一些独立设计师的商品。

在中国,时尚媒体同样有一股电商化的风潮。《时尚芭莎》通过与银泰百货集团的合作,做了一个芭莎风格的网购衣橱。《ELLE 世界时装之苑》的官方网站 ELLESHOP、《瑞丽》杂志旗下的瑞丽女性网以及《mina 米娜》杂志的官方商城久尚网等均是媒体电商化的体现。

除了时尚刊物以外,其它类型的媒体也在试水。比如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曾有一个都市报媒体人告诉我,他们的报纸有一期整版做了雾霾的文章,底下配了一个卖空气清洁器的广告,仅仅一个晚上,卖家就成交了上千单。空气清洁器价格不菲,总流水相当可观。

小结下来,媒体电商化,是有几种操作手法的。第一个,肯定和阿里巴巴有关。

释放营销潜力

阿里的想法是让媒体作为一个电商行业的营销出口,其实也就是用阿里丰富的商品与媒体的既有流量(无论是传统的发行还是线上的数字端)进行一次合谋。体现这一想法的,就是今年推出的“码上淘”项目。

坦白讲,这个项目阿里是先砸钱进去的:报纸读者只要对报纸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的动作,阿里就要支付给媒体,而且阿里还要对读者提供类似集分宝、淘金币这种用于线上折扣的积分型工具。这种先砸钱进去的行为势必使得阿里对合作媒体是有选择的,于是进入到码上淘项目里的媒体并不是太多,到目前为止是50余家。码上淘现下是在测试期,观测报纸上的扫码行为和真正完成消费的转化关系(这里还有不同时段,比如工作日与假日的区别)。预计今年的双十一后,阿里将向报纸提供销售流水的分成。

站在阿里的角度,线上一年50-60亿的阿里妈妈的现金分享告诉它汇聚淘外流量是有效的,它希望把码上淘做成一个媒体版的阿里妈妈(现在先定义为纸上的阿里妈妈)。故而它关心的是媒体如何充分挖掘它流量的营销价值。码上淘项目的核心是二维码,只要一个媒体能够带来消费流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阿里和九个城市的地铁媒体都有着合作意向。

站在媒体的角度,码上淘这种项目使得它几乎可以不用关心电商行业的三大环节(供应链、物流和支付),它要做的事就是如何把二维码传播出去。这种操作手法短期内的确可以见效,尤其是已被列入存量的“报刊发行量”。纸媒专门为码上淘多印数版版面,都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

不过,长期而言,媒体至少还必须关心“商品”——这不是关心供应链,而是要关心什么商品更容易得到用户扫码和下单购买。商品和内容文章之间的匹配关系也要做好。换而言之,这不仅仅是一个广告项目,还是一个运营项目。

但是码上淘项目对媒体电商的支撑只是一部分,因为它最重要的支撑介质纸媒,是谁都知道正在没落的。而新的支撑介质数字媒体,一时里APP、网站都不再是最流行的东西。媒体一定会把目光投放到时下最火爆的社交网络上。而在这个领域,媒体可能的玩法还有其它种。

口袋通平台上的故事

拜阿里巴巴所赐,杭州可以说是中国电商行业的中心。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城市中,诞生了一个名为“口袋通”的创业项目。官方对这个项目的描述是:“口袋通是基于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和工具的微电商解决方案服务商”。

这个项目的创业历史其实并不长,满打满算,不到2年,创始人正是前阿里的员工。这个平台上已经汇聚了大量媒体的“微电商”,数目愈5000家,包括:传统纸媒(报纸、杂志、商业DM、广播、电视)、媒体类网站、自媒体等。传媒一脉有,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大部分品牌、杭州日报集团、浙江省内大部分电台媒体、央视旗下电商平台、云南湖南等若干卫视,网站媒体比较知名的有雪球(嗯,就是那个炒美股的网站,卖卖周边)、宝宝树、亿邦动力等,自媒体则包括罗辑思维、育儿百科等。

在蜂拥而来的媒体电商中,不乏做得风生水起者。销售额目前排在前三位的是央广购物、湖南卫视《我是大美人》、罗辑思维,日均峰值可以达到几十万流水的规模。

我并没有太大的意愿来讨论口袋通这个服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微电商解决方案服务商”——它本身不是什么媒体电商——但有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5000多家媒体会选择这个出身两年都不到的平台来展开它们的电商化之路,其中,还不乏业绩喜人者?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5000多家媒体不是直接选择上淘宝开个店,还要跑它那里做个什么“微电商”?

这需要从传播中的“关系”说起。早期媒体主要靠的是订阅(报纸杂志),订阅其实已经代表了一种信任关系。但随着网媒兴起后,大量的人通过互联网上获取媒体的内容输出,这同样能有传播抵达的效果,但恰恰“信任关系”被抽离。网民的阅读大多是随机漫步式的,在网络上经由门户发生的传播,是一种表意性传播(单篇内容的信息抵达),而不是一种目的性传播(媒体作为一个单位的信任获取)。

微博、微信这两微兴起后,给媒体们的“目的性传播”带来了一定的复兴:用户需要通过关注来获取信息,而这种关注和以前的“订阅”所隐含的信任关系一般无二。更进一步的,两微都具有通过社交属性进行链条传播的属性,而这种基于或强或弱的社交属性,都有一定的信任关系。媒体将两微等社交平台作为电商突破口,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

但在两微——尤其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店有很多的技术活,包括商品管理、订单管理、交易系统、会员系统等等程序开发和搭建,口袋通提供的是这种类似“基础建设”的输出,对于媒体来说,属于可合作的对象,而自身要做的则可以更聚焦:经营和用户之间的关系。这个事情对媒体来说,有的属于较为擅长,有的则属于可以学习,因为关系是通过内容来完成的。内容,对媒体一点都不陌生。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的是,口袋通平台上目前业绩较为优秀的媒体,都是本身有足够影响力的,无论是央广购物,还是罗辑思维,包括《我是大美人》。它们可以采取的手法是把两微之外的流量向两微中导入(罗辑思维自身就在两微上有很大流量)。口袋通提供的仅仅是技术支撑,而电商的三大环节:供应链、物流和支付,口袋通能完成的是最后一项的接入,至于前两项,都要媒体自己去组织。

这的确比码上淘来的复杂。不过,还有更复杂的玩法,伴随着更进一步的深入,媒体已经开始成为电商本身。

YOHO!电商的媒体逻辑

继续深化电商路径的媒体并不少。比如现代快报主营酒水类、保健品类、票券类产品的“快报易购”(前身是它的团购站快团)、京华时报主营卖菜的“京华亿家网”、华西都市报主营农产品的“八小时购物网”、南方都市报的“南都乐购”等等,一些靠着地铁为发行主渠道的地铁类纸媒也在尝试。不过,它们毕竟还是媒体获取收入的方向之一,而YOHO!这个媒体做的电商化,几乎就把它自己做成了一个电商。

2005年成立的YOHO!拥有《YOHO!潮流志》和《YOHO!女生志》两份时尚杂志媒体,2008就开始试水电商业务,到了12年,据公司自己声称已经盈利,13年流水突破5亿元、盈利4000万元。

出身于当当网C2C事业部总经理的YOHO!副总裁钮丛笑认为电商就两个关键环节:流量和供应链。流量能够保证足够的潜在客流,而供应链能保证用户消费体验(包括价格、送货等)。而在他看来,这两者,媒体都具备一些优势。

供应链上,由于媒体一直与品牌方做广告及公关的合作,可能可以获得不错的供货渠道。YOHO!先后获得过NIKE和Wrangler的支持,也与明星产品比如周笔畅的begins和陈冠希的CLOT展开过合作。媒体能跳过很多中间环节从供应商处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拿货,这是供应链上的优势。

另外一个优势来自于“眼光”,毕竟媒体的采编团队对内容有很好的理解,也见多识广,大致明白潮流走向。这份眼光为“买手模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一般垂直细分的电商网站,做的都是买手模式。

流量角度来说,媒体是极其擅长制造话题和搞线下活动的,对内容制作的得心应手也使得媒体在流量获取上可以保持一个稳健增长的态势。

但这些优势真正要发挥出来,其实是需要整个组织结构重造的。YOHO!作为一个市场化媒体和小型媒体,这种重构相对阻力会小很多。YOHO!抛弃了发行、采编、广告这种体系而使用“推广部门、内容部门、电商部门”这种完全配合电商的业务链体系,并根据这个体系分配人手。事实上,有很多电商公司,也在使用这种业务链体系。

对于很多承载新闻职能的纸媒集团来说,这一步非常难以跨越过去,倒是YOHO!这类纯消费媒体,转身容易很多,它的内容,本来就是为经营服务的。

本来生活的媒体思维

像YOHO!这类媒体朝着电商方向过渡的同时,其实电商也在向媒体化的态势进军。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就是小米。小米的创始人之一黎万强最近拼命鼓吹企业自媒体,引起了太多电商的兴趣。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自己掌握一个很强的媒体,就意味着有着稳定的流量入口,也就意味着更高的利润,以及不依赖平台的独立地位。

阿里IPO时披露出来的近5成的净利润率证明了流量到底有多值钱,因为阿里平台的主要收入是帮助淘内商家导入流量所得的广告收入。而像小米这种品类单一的依靠互联网发售产品的公司,居然对阿里毫无依赖,这让太多的电商信服了小米的观点:自己要媒体化。

以“褚橙”一炮而红的本来生活网是电商媒体化的一个经典范例,因为这个电商的创始团队大多出身于媒体,他们太明白该如何引爆舆论关注了。而且,他们的媒体化不仅仅是做做内容那么简单,更进一步,他们把商品本身,搞成了媒体。

褚橙营销中的一个被反复提及的例子是:褚橙的包装盒。这个盒子上印有标语,有些充满回味,有些则让人会心一笑。褚橙限于季节关系和产量有限,有那么一点饥渴营销的味道。当消费者获得一盒褚橙后,将包装盒在社交网络上晒出来满足ta的虚荣心理之外,包装盒上有趣的话语,也使得太多旁观者愿意转发。

比如本来生活网专门送了韩寒一个特大的褚橙,在包装盒印有“世界有你一个就够了”——这句话暗合韩寒正在操办的媒体“一个”,韩寒大为受用,韩寒的粉丝也大为受用。把商品本身作为一个媒体,并让大众将其传播出去,本来生活网可谓深谙其中窍门。

小结

从目前的媒体电商化态势来看,基本上总体还在试水、探路阶段。媒体做流量是有优势的,这毫无疑问。但在其它几个环节上,媒体依然要战战兢兢地小心尝试。一个是供应链管理,这会直接影响利润率,互联网上价格剿杀比比皆是,供应链管理得不好,价格就毫无优势。这一点,一小部分媒体操作得还算成功,大部分尚在摸索。

第二点则更高级:会员管理体系,也就是如何让新客户变成老客户。这其实甚至都是很多原生的电商的难题:一旦离开广告力促,流水会马上显著下降,大量的成本花在获新上(包括YOHO!,也幸亏它的客单价相对较高,才能冲抵这块成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在探索之中。

至于是导购,还是开店,甚至是全盘电商化,则取决于媒体自身的实际情况。我个人并不认为,这里有多大的优劣之分。

媒体的电商化之路,还在筚路蓝缕,奋力前行中。

—— 中国报业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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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成功的秘密:读《YC创业营》

23517521-1_u_1 格雷厄姆和他的YC创业加速器(Y Combinator)鼎鼎大名。格雷厄姆在把他的创业项目Viaweb以5000万美元卖给了雅虎之七年后,将Viaweb的创业伙伴们重新聚集,打造了YC。从05年到14年,YC一共投资了564家创业公司,这些公司总估值144亿美元,融资20亿美元(其中最成功的是07年8月投资的Dropbox,目前估值接近百亿美元),格雷厄姆已经成了美国互联网世界里的当之无愧的导师型大腕。

很多人把YC看成一个创业孵化器,但格雷厄姆并不认同。本书作者斯特罗斯这样写道:“YC从项目之初就不打算为创业公司提供工作空间,格雷厄姆强烈反对孵化器这个词”——不过,如果仅仅是不提供办公室就不是孵化器,这个理解未免浅薄。最重要的是随后的这句话:“格雷厄姆相信,创业者的独立思维会在由孵化器严密监管下的工作空间中受到严重的束缚,而这种独立思维的能力却正是创业者取得成功所必须的。他在为YC选择创业者时也会将其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按照本书的说法,格雷厄姆对加速器也很敏感,他简称YC就是一个种子基金)

的确,这本书与其说是给做早期投资的人看的,不如说是更面向于创业者。它以格雷厄姆的眼光,说出了创业在早期阶段成功的秘密。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独立思维能力”以外,格雷厄姆还有这样一些准则:

创业需要一个好的创业环境,所以格雷厄姆反复要求,想要获得YC的投资,就得来硅谷住上三个月。书中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两个牛津的学生在英国创业时,得到了当地媒体的反复报道和吹捧。当这两位自视甚高的创业者来到硅谷之后,发现自己实在是太普通了。一群天才般的但又有偏执性格的人聚集在一起,对自己的创业其实帮助很大。

创业的环境重点在于:创业在这个环境中不是一件稀奇事,反而,如果有一技之长,却不去创业,倒是很奇怪。这里还包括投融资的活跃——不是单单有钱,而是投融资一脉,有大量的有丰富经验的投资客。这本书不仅提到了YC,还提到了类似500 Starups、SV Angel、Techstars这样的加速器(或孵化器或种子基金,随便你叫什么)。有了这样一群人和他们代表的资本,整个创业环境,才算成熟起来。

第三点,格雷厄姆近乎于偏执: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创始人,必须有黑客(或者说技术高手)。考虑到YC投的都是互联网项目,要一个技术派创始人很重要。而两个以上的创始人,其实说明格雷厄姆是深知人性的。创业的道路并不好走,沮丧其实远远超过亢奋,所体味到的挫折远远大于成就。两个以上的创始人,有助于他们的互相支撑。而大多数人以为的性格互补,其实格雷厄姆并不太关切。

虽然格雷厄姆很喜欢技术出身的创始人,但他并不喜欢宅男,YC希望创始人要么就是在写代码,要么就是在和用户沟通。沟通并不是仅仅为获取用户需求,而且还在培养创业者面临挫折时的坚忍度。网上一句名言:胸怀,是被撑大的,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棒的注脚。在这本书第101页上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允许我原文照录:

“有些创业者会坐在公寓里看着无人问津的网站流量数据或在APP Store上默默无闻的移动应用的下载数据,但他们却无法切身感受到被拒绝的痛苦。当你就坐在目标用户三米之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面对金钱的刺激都不愿意尝试你的创业项目时(作者注:比如下载应用可获得折扣券之类),这种对拒绝的感受就会更个人化。”

除了对人有这么上述四点要求以外,格雷厄姆和他的YC似乎完全不在意创业者改变他们的创业项目。这倒是有点投资界“投的是人”的意思,在YC创业营里,创业者改变自己想法的,比比皆是。有的是发现市场不对,有的是发现创业营里有比自己更强的人在操盘这个项目,还有的则是团队成员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及时刹车自己的项目,丝毫不用觉得可耻。我倒是以为,美国比中国更强的一个地方在于:他们更懂得容忍失败。失败这件事,和面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书中还以章节的方式列出了很多创业者应该知道的法则,不过我在本文中还是愿意再提一条:快速发布——第一版产品应该让你感到羞愧。拜“极致”理念所赐,很多中国的创业者都有一种“完美”的期待,好像不拿出一个完美的产品,就羞于见人,或者,更实际一点考虑:动用的人脉关系帮自己推广是不是效用不能起到最大?

“快速发布就是制作出有需求的产品的不二法门”——如何理解这句奇奇怪怪的话,请翻阅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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