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太空

十二 22 2014

2014年7月下旬,一个名为NIKO EDWARDS的6人新青年艺术团队,计划将气球放飞进太空,并利用GPS进行追踪,拍摄地球。这个创意在向某互联网公司兜售时据称遭后者剽窃。团队发出了一封“少年不可欺”的公开信,引发了中国互联网上的轩然大波。

话说回来,把气球放飞进太空(严格意义上谈不上是太空,只是高空气球,距离地面十公里上下)这种事,的确不是这个团队的首创,即便不说全球光说亚洲,这个团队也不是第一个。但“太空”两个字实在过于炫目,近期又有太多的科幻大片——比如星际穿越——造成该事件围观者众,丝毫不稀奇。

想像中,太空依然离我们很远,似乎是科幻片里的东西。但这次跟着湛庐文化组织的美国游学团,让我见识到,太空,其实,离我们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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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团从洛杉矶出发,驱车进入一片荒漠,到达了一个名为“XCOR AeroSpace”的公司。这家私人公司从99年开始就在研发一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动机。一般而言,火箭发动机只能使用一次,但这家公司决定要制造出熄火后依然可以使用的火箭发动机。想像一下汽车行业就知道了,如果发动机只能使用一次,汽车一定不会成为大规模普及使用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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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这家公司试飞了自己研制的第一款火箭动力飞机,05年又捣鼓出一个活塞泵火箭飞机。明年他们要试飞命名为“山猫”的火箭飞船,一旦成功,就可以开拓“太空旅行”业务:将普通人送上亚轨道进行太空观光。这项业务现在已经预售出价格为10万美元的300张门票,其中有34名中国人,晚餐时XCOR的创始人在我的询问下,透露了这34名中国人中有来自互联网公司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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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OR从事的是太空产业中的一个细分行当:运载工具制造。它不是唯一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公司是维珍。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船二号也即将试飞,这个飞船的运载能力比只能搭载一名观光客的山猫强:它能搭载六个消费者,不过票价则高达25万美元/人。

XCOR刚刚获得了来自海银资本的投资,在湛庐文化这个游学团里,恰恰就有海银资本的投资人王煜全。他对太空产业非常有兴趣,我拉着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大致了解了整个太空产业在美国发展的态势。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大概在十余年前就放开了太空产业的准入,因为它意识到光靠自己,科研成果相当缓慢。产业开放后,不少私人资本涌入,美国太空行当,可以说是一片欣欣向荣。

运载工具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太空舱”。一位在地球上开连锁酒店发了财的美国富豪,动念想把酒店开到太空上去。于是他设立了公司来捣鼓太空舱研制。借助与运载工具企业的合作,太空舱被送上太空后,与既有的空间站对接,就可以开门营业了。王煜全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这个富豪不是很缺钱,像他这种纯风险投资基金,富豪未必愿意合作。

登月也是一门生意,有钢铁侠原型之称发明了特斯拉汽车的马斯克就在这个方向上用力。他的SpaceX公司研制的“龙”太空舱于2012年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后返回地球,是当时轰动全球的大新闻:掌握了航天器发射回收技术的只有四个:美国、俄罗斯、中国,还有埃隆·马斯克。但王煜全认为,马斯克真正的目的是致力于登月或者登上什么其它星球,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是:星际移民。因为他曾经向《卫报》表态:我想死在火星上。

太空货代或运输,也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这类公司并不研发飞行器或太空舱,他们做的是销售代理。荷兰有一家公司就在运作这件事,XCOR的三百张票子,几乎都是它代理销售的。有的公司则操作类似我国长征火箭的货运代理,他们的客户一般都是专门研制卫星的公司。

卫星这个行当是整个太空产业中最为兴盛的一脉,光美国就有十几家卫星公司。卫星现在已经进入到纳米卫星(NanoSat)这个阶段:也就是重量极轻的微型卫星。中国曾于2010年发射成功过两颗小于一公斤的“皮星”(PicoSat),也属于微型卫星。

微型卫星的好处在于重量轻,曾有卫星公司动用一枚火箭一次性发射了28颗卫星。理论上讲,低轨道上部署100颗卫星,就可以形成一张对整个地球表面完成实时监控的“卫星网络”。微型卫星的寿命不长,只有两到三年,坠到大气层中便烧毁,既不会形成太空垃圾,也不会坠落到地面上。

摩托罗拉曾经有过一个野心勃勃的“铱星计划”,目标正是想部署100颗卫星。但那是一个大型卫星的时代,一枚火箭只能推送一颗卫星上天,成本极其巨大,铱星计划后来夭折。但到了今天的微型卫星时代,操作性已经大幅提高。

卫星网络所能达成的地面实时监控,是能完成数据的双向传播的——这一点与所谓的GPS定位并不相同。GPS定位只能让设备持有者知道自己的设备在哪里,而不能知道其他设备在哪里。正是因为这一点,卫星网络对谷歌的无人汽车很有帮助——它能帮助无人驾驶汽车判断周遭事物的状态。谷歌在今年6月,以5亿美元现金收购了一家名为SkyBox的卫星公司——这家公司是四个学生在参加谷歌07年Lunar X Prize后催生出来的。

太空服,这门生意也出现了。还有开始着手准备进行民/商用宇航员培训的,就像开飞机一样,民用飞机的驾驶员,和军用飞机的驾驶员完全是两回事。未来的太空产业,需要大量的宇航员,而当下这些人,大多都是军方人士。

太空产业还有很多可想像的地方,比如在太空中进行“药物提纯”、“矿物冶炼”,这些工作在太空中的效果比在地球上好的多。在太空中种植也是个不错的主意,还有人在琢磨如何发射吸收太阳能的膜到太空中展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太阳能发电站,给地球上的设施供电。有理由相信,在太空产业起步之后,地球上的产业会出现一波迁徙潮:利用运输工具和空间站,将产业搬迁到太空中,比如前述的药品行业、矿产行业。也许到那一天,会出现“太空思维”、“太空+”这样的词吧,哈哈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来了:政府不管吗?比如说天上飞着一堆的卫星在实时监控地面,当地政府怎么想?王煜全的看法是:想管也管不了。太空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领空/土,基本上现在就是谁领先谁说了算。美国动用私人资本力量来获取太空竞赛中的先机,是值得思考的。私人资本会追求效率和速度,这一点,NASA早就明白了。

总体上,美国的太空产业并不是一个行当接一个行当展开的,而是多个行当齐头并进,等到未来的某一天,这些行当会由于各自的成熟忽然就拼出了整个太空产业——这是非常典型的市场驱动的特点。至于这个未来的某一天在何时,王煜全认为,10-20年就够了。

如果真是这样,我这辈子,或许也能亲临太空时代了。

—— 文汇报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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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号要开评论区

十二 19 2014

这事空穴来风,有端倪可循。

一个叫“骑行西藏”的公众账号底下,已经出现了这个模块。这个账号据称是微信团队员工所为,过去经常会在这个账号下看到微信日后会推出的功能(比如阅读量这个功能骑行西藏就是首个测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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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会推出当无可疑。但这里依然个问题,就是评论的显示,以何机制运作?

第一个做法,简单粗暴,就是后台有个开关。公号运营者可以打开评论区,也可以关闭评论区。关闭一条都不显示,打开就全部显示。

第二个做法,由公号运营者决定每条评论是否可以显示。在骑行西藏这个号下,出现了这样一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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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龙这个所谓“让我上评论区吧”,疑似目前评论显示是这么个机制。也有可能是类似博客里的评论审核机制:该用户只要一次通过,以后都通过。

第三个做法,用户A能看到的评论,都是ta的关系链好友。这个机制对技术要求最高,而且保护了一定的隐私。这个做法可能性略大。

微博的运营者曾经吐槽微信的公号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结构:公号运营者能够看见用户反馈,但用户和用户之间,彼此不可见。这种机制非常像伯特的结构洞理论。这位社交网络学者这样写道:

个人在网络的位置比关系的强弱更为重要,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个人的信息、资源与权力。因此,不管关系强弱,如果存在结构洞,那么将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行动者联系起来的第三者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这样能够为自己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回报。因此,个人或组织要想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就必须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占据更多的结构洞,掌握更多的信息。

在过去,很多公号运营者其实相当喜欢这种结构洞,比如说做导购服务的号。订阅者如果被坑了,也不能发个差评以示报复,现在,则隐约出现了这样的可能。而一个差评的确会影响其他用户的判断。

评论区的出现,会适当减轻这种结构洞。所谓适当,就要看这个评论区的机制是什么。

第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其实最终结果,是大量公号会被迫打开开关。因为如果选择“不显示评论”,有“心中有鬼”的嫌疑,会遭到用户退订。

第三种做法,关系链好友可见,依然会一定程度上弭平结构洞。更进一步,当我发现我的关系链好友给了一个差评,导致我对该公号的不满会大概率上增加。

现在看看第二种做法。也是目前看上去最有可能的。

第二种做法加大了公号对自身运营能力的要求:每条评论审核,不是一个真正的个体自媒体号能完全负担的(太过滞后的审核通过,可能会导致评论者不满。在这个一切都要瞬时反馈的碎片时代,人们总是希望你反射弧越短越好)。如果将来微信公号是这样一种评论机制,运营能力的强调,将大幅超过对原创能力的强调。

故而,有两种公号是一个利好。

其一,编辑号。由于内容生产几乎没有成本和精力,它有大把的时间来运营。如果微信的评论显示还能显示公号运营者的回复的话,运营能力的彰显,就更加淋漓尽致了。

其二,机构号。团队机构有人,总是有能力去运营的。

评论区,对个体原创号是一个噩梦。它会裹挟着你去处理评论,要么,在中国今天平均160个人就拥有一个公号的浩瀚账号中,湮灭不见。个体原创号需要机构化、团队化。稍大一点的个体原创号,需要去雇个助理。

地下生意会多一种,除了刷阅读量和增粉以外,出现提供机器人评论服务。

公号这个东西,我现在可以说成是:博客重生了吗?哈哈哈哈

关于微信新功能,还有如下流言,未经核实,仅供参考:

1.公众微信将合并订阅号和服务号;
2.服务号每天可以群发;
3.不限制48小时才能交互;
4.用户对公众号评论可见;(已出现)
5.关系链好友可以看到评论;
6.钱包功能将会把入口浅化;
7.卡包功能也将全面优化提升;
8.新版微信可以分享到QQ;
9.视频通话可分屏;
10. 也许还有其它更多可能。

—— 钛媒体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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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引导型组织 湛庐美国之旅(三)

十二 18 2014

STEM,是美国的一项教育计划。在美国看来,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这四项极其重要,是构成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个于2006年的老布什总统国情咨文中《美国竞争力计划》中提及的教育规划,又被称为“创新教育运动”。

07年,第一代iPhone正式发售,惊艳了整个世界。到了09年,iPhone3GS标志着苹果智能手机完全成熟。这个充满着设计感和艺术感的小家伙,迅速催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美国人意识到,A,Arts(艺术),也是极其重要的。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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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通过工程以及艺术,被我们所感知。它们都以数学元素为基石。右上这句话,其实iPhone是最好的一个范例。这个兼具艺术感和设计感的工程作品,它的背后是科技,它的面前,是我们。

设计,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它与艺术密切相关。

Robert Brunner,一位美国工业设计界中不可忽略的大师级人物,是苹果早中期最为重要的设计师。众所周知,苹果是罕见的真正设计驱动的公司。设计至上,是深深植根于公司文化的传统。

Brunner在苹果公司从89年一直待到1996年,担任过苹果的工业设计总监。他在苹果最大的贡献是将苹果公司内部的绝大部分工业设计人员重组为独立的工业设计部门,统一为全公司各产品线提供设计解决方案。这个做法即便在他离开苹果后,依然被长期沿用下来。

在加入另外一家设计公司之后,07年,Brunner创立了设计公司Ammunition(中文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子弹),从事产品、视觉、交互、包装等设计工作,甚至帮助其它公司制定设计策略。顺便说一句,这个拥有50名员工的Ammunition是罗永浩锤子手机的设计方,主要设计师是一个华人小帅哥。

湛庐文化的“对话最伟大的大脑”美国之旅,第三天,就是来与这位设计大拿进行一次聆听和对话。他的著作《至关重要的设计》已经由湛庐文化译介在中国出版。

管理—》市场—》设计—》工程—》制造—》发布—》销售—》支持,这是Brunner眼中大多数公司所奉行的一个流程。在这个流程中,设计只是其中一环。换而言之,在其它环节,没有设计什么事,即便有什么事,也是一个简单的供应方(比如发布会上设计一个PPT模板)。Brunner个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正如前文所述,Brunner在苹果最大的贡献是组建了一个独立的工业设计部门,统一为全公司提供设计解决方案。Brunner用三顾茅庐的精神请动了乔纳森加入了苹果,后者现在是苹果设计部门的资深副总裁,被称为苹果伟大产品背后的天才。《乔纳森传》中但凡提及Brunner,都洋溢着一股感激和敬佩之情。

在我眼里,与其说他是一个工业设计大师,不如说他是一个工业设计管理大师。他最强悍的地方不是自己去设计一个东西,而是懂得如何把一帮互相不怎么服气的设计师组织起来,共同设计一个东西,而且——这点很重要,还能在整个公司里成为一种核心的驱动力,而不是简单的供给者。

Brunner认为,设计分为两种,其一是“情感性的”,其二是“功能性的”。在我的理解中,一个盛水容器的设计里,出水口应有一定的高度是一种功能性的设计(这个容器能装下的水容量取决于这点),至于其它外观上的东西,都应该属于情感性的。但有时候,出水口设计得比较低,功能性上有所欠缺,但能弥补情感性需求,恐怕消费者也会买单。

其实在某些时候,消费者(尤其是中产以上的消费者)注重情感性设计可能会高于功能性设计。在两者出现冲突时,甚至会偏向于前者。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男士衬衫胸口上的标袋。这个小小的口袋可以满足一个功能需求:比如临时放一下手机,或者放几张钞票/名片等。但依然有很多男士衬衫——尤其是昂贵的衬衫——并不配备这个口袋。一个说法是,衬衫在过去是只有贵族才会穿的东西,贵族出门压根不用自己带东西,要口袋干什么?无标袋的衬衫满足了这样一种情感性需求:高贵。

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功能是更为重要的。Brunner很强调功能的“简约”,也就是方便用户使用。简约的极致就是无需学习。Brunner展示了很多Ammunition公司设计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无需用户学习的东西——比如为支付公司Square设计的收银台Square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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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个设备,那就是为Adobe公司设计的一种用于iPad上的画笔:Adobe ink & slide。考虑到这是专业设计师才会使用的设备,它看上去是需要一份说明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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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ner一一展示了Ammunition成立以来所设计过的一些产品,其中最为人广知的,就是以耳机成名的B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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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s在2014年以30亿美元的价格被苹果收购,这也是苹果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

Brunner认为,Beats的设计理念有两点是其核心:1、音质上的重新定义,beats是专为摇滚乐嘻哈乐这种年轻人设计的,所以它关心的是年轻人对音质的要求而不是行业评论人士的评价。——这大概属于功能性设计的范畴。2、对耳机的重新定义,抛弃了常见的机械化设计。这是一种视觉上的重新设计,让人能感知到“简约”。

Beats除了主打年轻潮人的市场以外,也增加了一个市场:运动市场。于是开发了一个无线蓝牙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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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位于Ammunition官网最顶上位置的是一个智能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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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夜灯售价为99美元,不仅能起到夜灯的效果,还能和手机互联,能够完成一些任务。比如说,当家里的烟雾报警器响起,Leeo会通知你手机上的应用,然后,你可以选择给消防部门打电话。Leeo这个动作的原理在于,烟雾报警器的声音有严格的规定,它只需辨识出报警声就可以了。

这个功能看上去有点无聊——尤其是对于中国家庭来说,但通过侦测声音,来发出指令给到远程持有手机的你,是具有一定想像空间的。比如侦测“窗户玻璃破碎声”,这个可以预防小偷。比如侦测“狗叫声”,这个对有宠物的家庭可能会带来一些需求满足。比如侦测“孩童哭声”,也许….也许有什么新主意吧?

Leeo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太多的高科技成份,仅仅由一个处理器和声音感应器组成,声音感应器能辨识出烟雾报警器的声音,然后“告诉”处理器,处理器再把信息推送到用户的手机 App。

Leeo其实是Brunner创建的一家公司,于今年九月在连产品原型都没有的时候就拿到了3700万美元的投资。

另外一个让我感觉Brunner寄予厚望的,是一个运动摄像头,Polarid Cube,同样售价9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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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西非常小巧,而且操作很简单。Brunner试图通过这个来挑战一下GoPro运动相机,在他眼里,后者实在太复杂了,而且,同样的,机械感十足(看了很多Brunner的设计作品,你会发现,他似乎很讨厌机械感,也不喜欢金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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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Pro已经上市,目前市值超过80亿美元。

Brunner做的Ammunition是一个设计公司,故而他一定需要合作伙伴,他帮助后者来设计产品。

在他的标准里,合作伙伴应该有这三项:

其一,ta能和你共事。Brunner强调设计主导,想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其二,ta所生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市场机会,ta自己有多少资源(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来使得这个机会得以被抓住。换而言之,Brunner其实是希望和ta共同成长,而不是仅仅做一单设计外包的生意。Brunner很关心ta是否能成功。

其三,ta有没有能力做出一个好东西,而且这个好东西,是有其意义的。

Ammunition官网首页上有一个“work”的区域,集中展示了该公司的设计作品。

我翻寻了一番,很遗憾,没有找到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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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未来 湛庐美国之旅(二)

十二 17 2014

Sarwant Singh,全球顶级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的合伙人,曾经写过一本题为《大未来》的书,今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译介出版了中文版本。

讨论未来趋势总是不太讨好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咨询公司来说,因为存在误判的可能。但这件事又不得不去做。因为这个世界总是需要一些规划、一些展望。总体上来说,趋势的判断,越宏观越好。

有一种说法叫做:未来10年内。在这次湛庐文化组织的“对话最伟大的头脑”美国行中,就有人开玩笑说,老美动辄喜欢这个年份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既不是那么近以至于会过于微观,也不会那么远以至于会有点虚无缥缈。10年,很中庸很恰到好处。

美国行,我们来到了Frost & Sullivan的总部,聆听他们的副总裁兼合伙人Kumar讲述他眼中的“Mega Trends”(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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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是Kumar眼中的未来十二个国际性的大趋势。在这张图中,他只是罗列了十二个趋势而已,但并不存在排序。这十二个趋势分别是:城镇化(尤其是巨型城市越来越多)、智慧绿色产业、Y一代为基础的社会化趋势和分享经济、连接与融合、传统产业改造(鼠标加水泥)、零度创新、新能源、超越金砖五国的下一个游戏规则、未来基础设施、健康医疗、移动性、新商业模式。与此相应的是未来在互联生活、大数据、智慧城市、可穿戴计算、分享经济、循环经济、3D打印技术、资源关联、个人机器人技术等方面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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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写着“Mega Trend Matrix,Global,2025”的图才是这十二个趋势的位置排序(看,未来10年吧?)。横轴是确定性从弱到强,纵轴是全球经济中的应用度从弱到强。Innovating to Zero是一个两者兼弱的一个大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只是现在的确定性和应用性还比较差而已。

所谓Innovating to Zero(零度创新)的意思就是:能将各种失误、错误降低至最小乃至于0的创新。有些领域是零容忍的,比如医疗行业。谁都不能接受由于误诊误操作而带来的亲人死亡。

Urbanization(城镇化),这是一项最为右上的大趋势,也就是说,它的确定性最强,全球应用度也最广。在上一幅图里,Kumar用“as a customer”(将城镇视为一个客户)来形容这个趋势。

为什么城镇化是一个最右上的趋势?

因为它几乎是创新之源。

回到昨儿提到的Steven Johnson来。

这位大拿有个相当有意思的观点:大城市有利于创意。因为大城市所形成的“液态网络”足够大,从而导致“信息外溢”会相当可观。

在一个低密度、混乱的网络系统里,好创意出现以后就消失了。而在一个城市密度较高的社会网络里,好创意很容易得到流传于扩散。—— Johnson如是说。

城镇化是创新之始,也是未来依旧会流行的一种趋势。

智能城市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智能城市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城市不仅仅是一个资源供给者,同时,它也是一个需求者。从非城镇迈向城镇,本身就是一个需求的满足过程。

基于城镇化,其它十一个趋势纷纷涌现。

Future of Mobility,移动的未来。

我们的随团翻译一开始译错了这个词,他以为Kumar要大谈一番移动互联网。

事实上,Kumar要谈的是:人进行移动时的解决方案。

我曾经在过去的文章里提过,在马车时代你问任何一个人,大致都不会得到这样的需求:我需要一台汽车。他见都没见过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讲出来。由此,很多人以为需求是调研不出来的。

但其实马车也好,汽车也好,都不是一个人的真正需求。真正的需求是:更快速更舒适更方便也更安全的移动。至于什么东西能完成,那只不过是一种解决方案。

Kumar要讲的,就是这个未来。也许,未来我们根本不需要买车了(必须承认,车这个字就意味着脑洞还未大开,谁知道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就是一种无需购买的汽车。

我很好奇为什么谷歌会想做一个无人驾驶汽车。这件事很有需求吗?

谷歌的回答是:

其一,每年有100万人死于车祸,8-9成是因为驾驶不当造成。而死亡者,大多是青少年。机器可能会大幅降低驾驶不当,从而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谷歌汽车已经跑了160万公里,只发生过别人追它尾的事故。

其二,驾车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其它事(比如很多女生有上班车上化妆的习惯),从而更节省时间,也会大幅降低事故率。

其三,大多数现存的有人驾驶汽车,大量的时间是停着,而不是在路上开着。既消耗城市土地(停车场),又消耗汽车本身。无人驾驶汽车,使得短租成为可能。你完全可以“租”一台车到某地,过一会儿再“租”一台车回去。谷歌汽车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行驶,而不是停靠。

就在我聆听这场讲演时,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抵达了谷歌公司,兴致勃勃地坐上了谷歌无人汽车。据称,这是第一位坐上这台车的中国人。

这算是一种“移动的未来”。这已经不是一个个体的直接的需求,而是一个整个城镇乃至整个社会的需求。

也许,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比如:太空旅行。

无人汽车其本身,技术已经很可靠。但应用度还不够广。比较关键的问题是,汽车和周遭环境的适配。比如,无人汽车是不太可能识别警察的手势的(有时候会出现明明红灯但警察让你通过的情境)。

但Connectivity and Convergence已经高居右上角。

机器和机器,人和机器,人和人正在连接,连接之后产生聚合。大量的互相连接之后,就有可能出现“涌现”——多个要素组成系统后,出现了系统组成前单个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质,这个性质并不存在于任何单个要素当中,而是系统在低层次构成高层次时才表现出来(这是来自百度百科的定义)。

一个名为Synn Labs的机构,专门生产“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广告片,它的视频在Youtube上大大有名。

不过这个创意十足的机构,只有一个全职员工,自封了CEO。其它人,都是兼职者。他们依靠connectivity走到了一起,然后产生了convergence。

大范围上,整合全球资源,已经不再是一个空话。

互联网的出现,弥平了地域。海银资本的王煜全认为,这将造成两个后果:1、单个个体是在和全球竞争,ta必须尽可能地拔高ta的长板,以独特优势胜出。2、做不了有独特优势的人,则可以寻求第二条道路:整合者。

这非常像一个木桶。每一块板都需要长板,但同时,别忘了桶箍。有些板子略短也就算了,少一两块也不会太碍事,但桶箍,万万缺不得。

所以,connectivity只是一个现象,convergence,才是真正的未来。

我个人非常喜欢Kumar的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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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箍,是需要很高超的技巧的,以及,多角度思维能力。

充满创意的聚合,才会驱动出全新的解决方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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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的诞生 湛庐美国之旅(一)

十二 16 2014

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满打满算,今年20周年。

商业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并不比美国的弱小多少。阿里巴巴集团在美上市,市值超过了2000亿美元。这绝不是一家小公司——这块上市的资产并不包括以支付宝为核心的蚂蚁小微,以及从事物流信息的菜鸟网络。如果这三块加一起,怕是不弱于3500亿美元的谷歌。

但我们总觉得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还是缺少了什么。

C2C,Copy To China这顶帽子我们戴了很多年了。我们不是没有创新,但似乎总是在微创新这个层面上打转。

总觉得这个国度的高科技商业很发达,但依然缺少“涌现”(Emergence)。

有必要和美国高科技的思想(而不是具象的某个事物)做交流。这方面,这两年颇有一些公司在努力。从百度的BigTalk到腾讯的WE大会,纷纷邀请了美国科技思想家、发明家来到中国。也有像湛庐文化的这样出版机构,专门组织国人前往美国去和这些人现场交流。

应湛庐之邀,我这次随团参加了他们第三期名为“对话最伟大的大脑”的一次旅程,近距离接触十余名美国高科技界思想界顶尖大咖,所听所思,颇有感触,聊以录之。

锤子科技的罗永浩最近做了一次关于理想主义的个人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这家手机制造公司在今年的4月已经宣布完成了B轮融资,估值10个亿(老罗当时打趣说请大家叫他罗十亿)。锤子科技创建于2012年,也就是用了两年的时间,从0变成10个亿(人民币)。

美国有一家叫XCOR AeroSpace的公司,这家公司一直在钻研这项技术: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动机,这意味着它的发动机可以在空中熄火然后再度启动。一位很有名的投资人说,最近打算投资这家公司,估值2个亿美元。这家公司成立于1999年,它花了十五年的时间,2个亿(考虑到在美国的美元,和在中国的人民币其实差不多。即便算成人民币,也不过比锤子高了两成)。

这件事让我颇有些感慨。

罗永浩鼓吹“理想主义”,说要做有情怀的手机。我个人用过以及到现在还在用锤子手机,这部手机不错,但我不觉得他做的是有多理想的事。这个世界并不缺少手机公司,甚至可以说远远供大于求。

真正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司应该是XCOR这种类型的:埋头好多年,琢磨一个看上去失败概率极高而且商业上短期回报并不见得有多牛的项目。火箭发动机用于太空旅行,这是一件听上去很美妙的事,不过实话讲一句,大规模商业化由此获得丰厚利润,怕不是一年两年的事。

不过,我一点也不想责怪罗永浩的理想主义,虽然他只是在做一件太多人都在干的事。可反过来想一想,真得有点让我好奇的是,美国制造安卓手机有名的公司就一家:摩托罗拉,最近还给卖了。美国这个诞生了iPhone、诞生了Android的国家,怎么就没有中华酷联小米魅族锤子等等等等这种拿着android做个rom然后大造特造智能手机的公司呢?谷歌自己倒是弄了个nexus,但这玩意儿,与其说是个一个product,不如说是谷歌用来测试android系统的sample机。

美国人在干嘛?他们好像在捣鼓太空旅行,在捣鼓基因序列,在捣鼓行为心理。哦,不是我们不捣鼓,而是实在不能算是一种捣鼓出了的“现象”。

如果只有一个中国公司拿着android做个rom造手机,似乎还可以说这个人想象力不够。但如果那么多公司都在干着这件其实一点都不酷的事时,我们得好好问一下整个环境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切,源自于创新。

创新,则来自于创意。

这种看似人脑中灵光一闪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事有点玄乎,玄乎到似乎在努力复制一种看似完全不可复制的东西。

不过喜欢科学(可观察可重复可试错的一种方法论)的美国人还是试图去破解这个玄乎的议题。有数字化未来十大科技思想家之一称号的Steven Johnson,就是其中一位。

这位四十来岁的美国式“自媒体人”前后出了九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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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0年这本被译成中文,由湛庐文化引进出版,中文名为《伟大创意的诞生》,是一本讲创意是如何发生的书——请注意,作者只是归纳了过去创意诞生的种种模式,并不等于说,做好书中提及的这七种模式,伟大创意必然诞生。Steven Johnson更像是在开列必要条件,但并不等于是充要条件。

Steven Johnson开列的七个模式中,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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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如何产生重大突破,是很多人都喜欢研究的话题。Arthur Koestler写过一本《创造的艺术》,Thomas Kuhn写过《科学革命的结构》,Johnson则认为:

缓慢的灵感。

Johnson说灵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说法和我们中国人所谓“厚积薄发”非常像。但问题在于,厚积这件事,我们允许不允许?

Johnson列举了三个伟大创意的例子:

达尔文的进化论、蒂姆伯纳斯-李的万维网、克利什纳伯哈拉特的谷歌新闻。

达尔文虽然曾经自述过他的进化论受到马尔萨斯的启发形成了一种“顿悟”,但一个叫Howard Gruber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了达尔文的大量笔记后得出结论,1837年达尔文就已经在笔记里详细记录了大量的基本知识点,而马尔萨斯顿悟发生在38年的九月。

本节题图是伯纳斯的一台电脑,这台电脑上跑着的就是当时整个万维网,所以伯纳斯写上了一句:这台机器是服务器,千万不要关。伯纳斯李用了10年的时间来孕育一个关于如何创立超文本信息平台的灵感。他自述到:我在创立万维网的过程中,没有经历过“灵光一现”的顿悟时刻。

现任雅虎总裁的梅耶尔在谷歌工作过,她认为,谷歌推出的所有新产品超过50%来自于“20%创新时间”项目(谷歌一个允许员工每4个小时完成公司项目之余花1个小时研究自己的创新项目)所产生的研发灵感。谷歌新闻就是其中一例。伯哈拉特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捣鼓了一个名为StoryRank的东西,一年后,谷歌新闻正式发布。

但这三个伟大创意的背后,都是“允许缓慢”,这一点至关重要。达尔文、伯纳斯、伯哈拉特可以说都是“业余”捣鼓出了伟大创意,达尔文是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的,伯纳斯在欧洲李子物理实验室工作,伯哈拉特则得益于谷歌的20%创新时间。

厚积薄发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数千年前就知道了,但比厚积薄发更重要的是:允许你慢悠悠地去厚积一些看似没有任何短期利益的事。这种允许,本身就要承担着极高的失败率而带来的所谓“浪费”。这在我看来,很难算是一种“算计”,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三观问题的深层逻辑,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观念——无论是组织的还是个体的文化观念:鼓励一点不符合成功学原理的“瞎”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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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网络。

随行的导师,海银资本投资人王煜全讲了一个他的发现:传统大公司主宰新产品推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产品,是小公司推出的——而它们,存在极大的可能去替换那些大公司们。

这个时代是怎么造就的呢?王煜全认为,和80年代的《拜杜法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项法案使私人公司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通过制度安排,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于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商业运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励,由此加快了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

在这项法案的出台下,大量的投资人或者产业专家,会进入到高校去和搞科研的科学家们洽谈交流。在交流的氛围中,迸发出一些创意,然后使得“CEO+科学家”双长制的公司结构得以可能。而这种结构——因为专利是科学家发明的——使得大量的中小初创公司能产生全新的产品。因为拜杜法案允许公司享有即便是联邦资助而产生的专利的独家商业权益。

这种交流,属于Johnson所说的“液态网络”,他举了早期欧洲咖啡馆的例子来说明液态网络:杂七杂八的各路人马都汇聚在一起,由于每个人所从事的行业不同,思考问题的逻辑也大相径庭。在碰撞中,产生了大量的新的想法——这被称为信息外溢(information spillover)。欧洲咖啡馆文化也受到过哈贝马斯的注意,他甚至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

液态网络是近乎于全开放的,它一直可以开放到越过咖啡馆,在一个社会网络里流传与扩散中间诞生的思想与创意,被后来者所利用。但Johnson强调的是,这不叫群体智慧,而依然是群众当中的某个个体的独立智慧。并非网络本身很聪明,而是因为个体与网络相连接而变得更加聪明。

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中国人的社会,对失败是很不宽容的,成王败寇四个字很好地描绘了败字的下场:寇。对失败的不宽容,导致了对看似无直接意义的事的不宽容。捣鼓这个,你能成什么吗?

我们有拜杜法案这样的东西吗?我们只有某地大学一位副校长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而被捕。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的确在商业上发展很快,但是不是借助了某些特别因素呢?比如中国人口之庞大形成的人口红利,比如某些技术的存在使得我们C2C得以成为一种可操作“捷“径?

但我们的确要认识到,缺乏Johnson提出的那七个模块,我们依然有被远远甩下的可能。

我一点也不想责怪中国的手机厂商们一窝蜂地去制造android为核的智能手机,也不想责怪资本对这种其实质无甚根本创新的项目的支持。如果连这个都要责怪他们,那就太不宽容了。

要责怪的,是其它的东西。

—— 上海观察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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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最伟大的大脑 湛庐美国之旅

十二 15 2014

应专攻译介的湛庐文化邀请,我在本月月头踏上了一场名为“对话最伟大的大脑”的美国之旅,行程十天(有鉴于本人国内有事,提前了两日归国)。所谓对话最伟大的大脑,就是和十余名美国的思想家、企业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成立于05年的湛庐文化做译介书近10年,手上有大把这类人的资源,这个活动已历三期,看着还有继续再搞下去的计划,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大概是半年一次的频率。

在这个出国游学团中,有几位让我印象深刻。

比如有一位是专门做眼科手术的大夫,现在已经创业做眼科医院,经常会挑战讲师——尤其是在一场介绍健康快车的分享会上。

还有一位做苹果设备国内代理售卖的,两根烟的功夫,和我讲述了他对小米的看法,颇有洞见。

一位搞投资的天使投资人,刚下飞机上大巴,就和我来了一场观念上的碰撞。

一位其实我也有点搞不太清楚他究竟在捣鼓什么的创业者,英文极溜,据说还会西班牙文,看来有语言天赋。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好友。在“支付”这个话题上,对我启发非常大。

有一个有些逆生长的团内称为“神仙姐姐”的咖餐老板,从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弄来了一个技术总监做合伙人,在捣鼓一个B端的O2O项目。我一向以为中国互联网在企业端应用程度比在个人端弱得多,这个项目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还有一个搞游戏的,同桌吃饭数次,才知道这家伙就是当年极其有名的“血狮”游戏的创始人。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项目,迅速拉近了当年咒骂过的我和他的距离。这人脑后也有反骨,比眼科大夫更喜欢挑战那些伟大的大脑,我喜欢。

这个团被分为三组,各组配导师一名,主要责任是和讲者对话,并主持晚课对当日内容再做一些背景性和延展性介绍。有些讲者所从事的行业是相当前沿的领域,湛庐生怕团员理解有困难。导师的任务就是拉低内容的level,以利理解。我觉着这个做法相当贴心。三名导师分别是:知名营销业者孙路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终身教授彭凯平,海银资本投资人王煜全。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常年混迹美国,对该国了解颇深。

我和王煜全沟通数次,收获极多。我甚至可以说,在他这里,是我所获最大的——当然,那些讲者们所启发的议题、相关背景知识是这些收获的基础。

讲者们,也就是“伟大的大脑”们,讲了些什么,我后面会出系列文章。

这里按下不表。

这几年,国人外出考察游学极多,有去欧洲的,有去以色列的,有去日本的,大部分还是前往美国。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比较浅层:美国的硅谷当然是创新之地,美国的互联网当然是领先之地。按照彭凯平教授就文化心理学的说法,中国人又好学又具冒险精神,去往最先进的国家直接获取信息,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第二个原因比较深层,这是王煜全的看法。他以日本经济为例。当日本经济出现衰退时,国际化布局做得好的企业,受影响冲击远比未有布局的企业来的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个奇迹能否再持续三十年,谁也不知道。国际化布局不失为一种未雨绸缪的做法。

不过,各种团有各种团的玩法。我只参加过这种,不好比较。但我知道湛庐这个团的特点,写出来给大家参考下。

你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是有些说不出来的“圈外感”的。美国人都知道中国人现在有钱,也知道中国市场很大,但对中国人依然是一个本能的排斥,尤其是一些财大气粗的中国企业一跑去就想收购别人,很遭人反感。这个事其实并不奇怪,毕竟连皮肤颜色都不一样,想要融进那个圈子,很难。

这种带有某些商业目的的旅游团,一般分为三类。政府组织的商务团、以旅游为主的旅行团、结交有关系有资源有人脉的KOL的游学团。按照王煜全的说法,第三种团,相对靠谱些。

政府组织的商务团,其实在美国用处不大。中国企业家很重视和政府的关系,政府招呼一声都会来。但美国则不是。美国企业家对政府基本上不怎么在乎——除非他特别重视中国市场——美国政府对美国商人的影响力,其实很有限。

全世界任何民族,都是关系社会。找到真正有影响力人士为你提供信任度式的背书,合作起来就会少走弯路。美国,同样是一个KOL的社会。

成为KOL的一种方法,就是“畅销书作者”。写畅销书的人有两类,其一是专业知识分子,比如顶尖媒体的作者(这次湛庐活动中邀请了一位纽约时报的科技记者)、著作等身的学院派教授(这次湛庐活动中颇多这类人),其二是已经建功立业的企业家(这次湛庐活动中邀请了一位已经退休的前万豪集团全球业务总裁)。这些人,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人物,有见识有社交影响力,是中国人与美国人进行沟通的最好管道之一:中国人有资本有学习精神有创业欲望,他们有经验有人脉有威望,是很好的mentor(导师)。

Media Lab,《数字化生存》一书作者尼葛洛庞帝教授创立,MIT的知名学术研发机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于社会募集:全球100—150个产业联盟会员。

它一年的经费大概是4000万美元,看上去很庞大,但其实不然。Media Lab内部有20-30个小组,平摊到单个小组,金额其实很小:也就是个天使投资的规模。

但Media Lab的诸个小组,从事的都是最顶尖最前沿的技术研发。以天使投资的眼光来看,未来的回报,极其巨大。国内目前已经有华为和海尔涉足,但依然涉足者很少。

彭特兰教授,一直在鼓吹可穿戴设备,其实他搞的是人际关系及互动研究,可穿戴设备可以帮助他的研究获取大量数据。他是Media Lab旗下的一个小组的负责人:人类动力实验室主任。

湛庐正在捣鼓彭特兰教授的一本书的译介,我个人的判断是,后续的“对话大脑”活动,彭特兰教授有可能是大脑之一。

我应湛庐的邀请参加这个让我脑洞大开的活动,帮它说两句好话也很正常。关键是,这个活动的确有它自己的特点。

每一期都是不同的“大脑”。湛庐做译介十年,手上这种大脑很多,能做到每期都不重复。故而第三期里的团员,有好几个是一期二期的参与者,有重复购买客户,说明这事对他有价值。

湛庐有可能是掌握最多这类美国畅销书作者的机构,无论是百度的Big Talk,还是腾讯的WE大会,背后都有些湛庐的影子:帮助邀请。

团员通过这个活动得以和一些美国主流人士勾搭,最终完成合作,也有先例。比如在某期活动中,一位团员就建立了和安踏的业务合作关系。

最值得玩味的事是,湛庐搞这个事,从商业角度而言,是一个很坏的商业模式:毛利率极低且复制性差。我知道它的收费标准,也大致知道美国这十来天机酒的成本和讲者的开销,算下来很少赚钱,而且无法通过规模化形成未来的毛利空间。

所以,这事,是有些情怀在里头的,至少是长期战略目标而不是战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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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的问题

十二 09 2014

其实,用“帝国”来形容一个大企业,有很多地方是类似的,比如关于它的机构组织形式。总体上来说,企业是“集权主义”的,因为民主制度在效率上很有欠缺,而企业特别注重效率以至于到了效率就是生命的地步,故而企业里很难展开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在一个企业的重大决策上,有时候甚至是“极权”的:就听一个人的。

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有过两次惊心动魄的“二世而亡”的事件,一起是秦二世,一起是隋炀帝。秦隋两个帝国都是在乱世中崛起且盛极一时,但只传到第二代就立刻灭亡(严格意义上,秦二世和隋炀帝后面还有,但通常都认为帝国毁灭在他们的手里)。而它们之后,无论是强汉还是盛唐,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骄傲。看来,二世而亡,殷鉴不远,后来者着实吸取了不少教训。

汉唐两个帝国的后续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汉帝国的二代是守成之主(汉惠帝),然后传文景,基本上秉持黄老的“无为而治”,直至汉武帝,才开始正式开疆辟土,以有为替无为。也就是说,汉帝国最辉煌的时刻,汉武帝本人,和汉朝创始人汉高祖距离很远。而唐帝国,则完全出现了一个变乱:玄武门之变。唐太宗至少不是他老爸死死认定的继承人。

说完了历史,我们回过头来看企业。以科技业中相当有名的两个公司为例,一为微软,一为苹果。两个公司的二代,都是创始人钦定的继承者,与创始人之间,关系密切。

互联网中“迷失”的微软

鲍尔默在舆论上是贬大于褒的人物,主要的原因在于所谓“失去的十年”,微软在移动领域中缺少亮点,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但从财务数字上看,鲍尔默在任期间,年营收增长四倍,年利润增长十倍。这个销售出身的精力充沛的微软掌门人,将PC上的微软的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不是该死的移动互联网,鲍尔默一定属于可以功成身退的人物。在传统意义上,一家刚刚创建了一个全新市场(微软和英特尔的联盟一手打造出了个人微机市场)在早期就碰到了另外一个全新市场并不多见。鲍尔默有点倒霉。

不过,微软的困顿,其实从桌面互联网时代就开始了。虽然比尔盖茨早在1995年就出版了《未来之路》,但微软面对互联网,是有些落后于潮流的。后来依靠颇具争议的windows捆绑IE,总算是赶上了互联网大势,但它售卖产品的商业模式,其实和互联网格格不入:互联网是一桩基于免费的生意。

鲍尔默以销售见长,他最大的功绩在于包括操作系统在内的软件销售。销售的实质是一种双方交易模式,而互联网的免费模式则是三方:用户(免费)、客户(收费)、公司自己。在微软多年发展的历程上,windows以及office的销售团队立下了汗马功劳。鲍尔默很难去改变这种路径,事实上,他自己都很难改变自己。

到了移动互联网,连操作系统都是免费的了,销售力见长的微软,再一次遇到了危机。如果说桌面互联网时代,根本的操作系统还是需要售卖的话,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windows这个操作系统就被抛弃了。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微软再也不可能通过在系统上捆绑一个什么核心软件来打翻身仗了。

本来微软可以通过改造windows系统来适应移动设备风起云涌的大趋势,但windows是为桌面而生,也为桌面而困。早期的windows mobile完全不能适应移动设备的要求,而后来的windows phone系统依然显得不够“移动”。

事实上,它多年的盟友intel也遇到了麻烦。这家芯片公司垄断了PC和 笔记本,但在移动设备上,却碰到了以前手下败将ARM的猛烈进攻。ARM是一个输出芯片解决方案的公司,很多芯片制造商都在使用这个架构,比如大名鼎鼎的高通。ARM的架构可能性能上不如intel,但它对电力消耗更少,而移动设备,电力续航能力是核心中的核心。在PC端,intel拿下了8成的市场,而在移动端,ARM架构的芯片则反过来拿下了8成的市场。硬件盟友的失利,也使得微软竞争力不足,以至于最终数十年的wintel联盟已经摇摇欲坠。

一家以操作系统崛起的科技公司,最终败于操作系统。

库克真的带动苹果到了一个新高点?

库克至少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毁誉参半。批评他的人认为,这个搞供应链出身的人完全在吃乔布斯的老本,在乔布斯身后,并没有像乔布斯那样,拿出从iPod到iPhone到iPad这样连续的让世界惊艳的产品:他一个都没拿出来。他倒是拿出了新玩意儿:Apple Watch,但至今不知道是否能“改变手表业”。赞赏他的人则更多的从财务数字说话,最新一期财报显示,苹果公司实现净利润达85亿美元,同比增长12.71%;当季营业收入421亿美元,同比增长幅度达到12.2%。而公司股价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上涨超过24%。

到目前为止,库克依然忠实地执行着乔布斯路线:软硬合体。硬件上,长年浸淫于供应链的库克,自然得心应手。软件上,乔布斯那种凯恩斯主义风格(严格管理),仍然是苹果的本质。乔布斯过世数年,这些核心特点,被库克完美地继承下来。

不过,似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点:苹果公司的业绩依然主要靠iPhone,宛如微软的一路增长,主要靠的还是比尔盖茨打下的视窗基石。库克比鲍尔默幸运得多,至少在可见的未来里,好像不太会出现继桌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之后的所谓第三种互联网。

从内在角度而言,库克和鲍尔默是差不多的。但他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截然不同。08年比尔盖茨正式退休,由鲍尔默接替。后者正好遇到了移动互联网的前夜。09年6月,苹果发布了iPhone3GS这个已趋成熟的移动设备,引爆了整个移动互联网。鲍尔默这个二代,无法改变体量已经非常大的微软,其实并不奇怪。

而库克,在11年乔布斯过世后执掌苹果,并没有碰到外部环境的巨大变迁。他忠实执行乔布斯路线,继续深化苹果在移动市场上的地位,恰好符合了正在蒸蒸日上的移动互联网。同样是忠实执行,库克和鲍尔默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

要求库克做一个全新的颠覆式产品,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必要。他的那种保守符合时代需要,只是,苹果就再也不是一个让人惊艳的公司,虽然有点可惜,但这是符合商业规律的。

选择二代与二代的宿命

与帝国创始人挑选接班人所不同的是,企业创始人的接班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自己的直系后代(这被称为家族企业),要么就是创始人极其欣赏的功臣。微软和苹果都不是第一种,那么,在所谓欣赏的功臣(或当年一起的创业小伙伴)身上就会出现一个现象:这位功臣很难是野心勃勃的主。鲍尔默和库克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工作努力,精力充沛,但并不算那种有极强想象力的野心。他们能将创始人奠基的事业推到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但他们却很难去另辟一个全新的市场。如果他们有这种野心以及能力,或许,他们早就离开微软/苹果,去打造自己的事业了。故而,无论是微软,还是苹果,想要出现一个石破惊天的二代,几乎是不可能的。

外聘行不行?理论上讲,也不太可能。创始人还在的时候,商业组织通常发展得很不错,而且遍地都是一起打下江山的功臣元老,内部提拔出来的都不一定能够服众,更何况从外部空降一个CEO。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和帝国还是有些不同。企业创始人之后的领袖,缺少帝国那种血缘合法性,二代领袖的权威,基本上属于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官僚阶层的权威”,很难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库克上台后的第一场苹果大会,苹果诸个山头的大佬们,轮番上场讲演,完全不是乔布斯时代老乔一人讲到底的态势,就是一个明证。乔布斯不需要和别人妥协什么,但库克需要。

今天的高科技企业,包括谷歌、脸谱等等在内的一时风头无两的企业,迟早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而这类问题,是它们的前辈们很难碰到的。借助金融投资和互联网高科技的力量,一个企业有可能在创始人阶段,就已经做到了“巅峰”的地步,创始人的继承者,一来没有血缘权威,二来没有魅力权威,无可避免地,将滑落到官僚权威上。而这条道路,通常是不断强化创始人留下的基业,而很难去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因为后者,实在需要那种在企业内部君临天下的强力领导态势。又因为金融投资和互联网高科技的力量,使得竞争者有可能会迅速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将它们挤压出去。微软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苹果会不会?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

二代,一般意义上是守成的主,既要强化前辈打下来的江山,又要发现新的机会,并做小规模的投入和卡位。为什么不能大规模进入呢?这涉及到企业内部政治问题。功臣元老们都会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地盘,新业务很有可能对他们产生冲击而遭到他们的各种对抗。在我看来,企业内部也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杯酒释兵权”的过程,而二代,本身就是功臣中的一员,这种事情做起来,并不好弄。

企业不是历史上的帝国,横跨数百年的企业不是没有,但到底是非常少的少数,大型企业更是很难做到这点。有统计表明,最近四十年来一直能处在TOP10的高科技企业其实只有一家:IBM,大部分的当年的巨头企业,迅速没落,那是极其常见的事。也许这已经成为了规律,而打破规律,总是需要一些变态因素和因缘巧合。企业二代能碰到这种因素和机缘,天然就概率不高,也许,三代四代,有可能吧!

—— 刊发于 中欧商业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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