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社区公约，不是所谓“自律”——新浪自己也没写成“自律公约”（但它在微博社区管理规定中的第29条这么写道：站方按照社区委员会判定结果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属于用户自律范畴，不代表新浪微博立场。）。这完全就是一个“使用条款”，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使用者和运营者之间的合同。还记得你注册的时候那个“新浪网络服务使用协议”么，那玩意儿就是个合同。理论上讲，注册即表明你同意这个合同，虽然霸王了点，但也是合同。在那个协议中，关于微博只有三个条款（第五部分），这份所谓“公约”，可视为对这个合同三个条款的扩充、解释和说明，但依然是合同，谈不上什么公约。

中国互联网搞过很多名堂的自律公约——线下传统媒体也干——比如我早年做博客的时候就有博客公约。但通常意义上，自律公约都是诸多运营商表示我们要自律，没有用户跳出来说我们要自律。一个很滑稽的比方是：一些报社凑在一起说要自律也就罢了，可一些报社合伙搞了个什么公约，让它们的读者要依据这个公约自律（比如说看完报纸不要随地乱扔），委实有点搞笑。

所以新浪微博社区公约不是自律公约，而是合同。合同是他律的：你违法合同，就得丧失某些权利。争执不下的，还要上仲裁，上法庭，官司输了要被强制执行某些惩罚措施。公约不是这样的。就拿现实生活中的小区业主公约，比如说不乱扔垃圾，不乱停车。你真要违反了，最多也就是被谴责。极端情况下，你得顶着左邻右舍鄙夷的眼光进进出出，但着实没有任何人可以跳出来说：滚，你被取缔住在这个小区的资格！但看看新浪微博这个社区，你违反了公约里的条款，你的下场就有可能是：滚！——这是典型的他律。

其实这事本来就是个新浪运营商修改（或者说扩充）了使用条款，有点像facebook成天在那里修改隐私条款——就是这么个事，非要搞成个大家都衷心拥护的“公约”干什么？另外的，还弄了所谓的社区委员会（普通型、专家型），搞的就像自治社区一样。大张旗鼓地颇有些西方文明社会的样子：公约、自治，社区委员会又有点像陪审员制度，真的是这样的么？

反正我是不信的。

以后删帖、删用户，就多了一件遮羞布了：根据公约，根据自治，根据委员会裁决，搞的好像真不是某些“官方意图”。明明是合同性质的事，非要搞成道德感实足的公约，干吗？避免打官司么？中国现实法律就极少受理这种被删帖被删用户的官司。

强奸就强奸吧，作为P民，也只好闭着眼去自寻快感。但问题是强奸还非要说成是两情相悦，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最后补充说一下：这篇吐槽不是针对新浪运营方的，我善意地理解为：被迫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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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电商的成本一点也不低——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做一个电商怕是比线下开个店的成本低不到哪里去——有两部分的成本它高于线下店。其一是物流费用。消费者去线下店的成本是由消费者自己承担，买到了货也得自己想法子扛回去。但电商则以满多少多少包邮来吸引消费者，实质上就是将原来由消费者承担的成本转嫁到自己头上。第二部分费用在于吆喝。电商“全场3折”起的这条信息，要让足够多的人看到，是需要再次付出成本的。在对外广告上的投入，电商远远比线下店舍得花钱。

电商真正的优势在于“货架是无限的”——这也是安德森笔下的“长尾理论”。平台类这样的电商如果在线下开店，估计十层楼面都打不住（比如天猫就号称有6万个卖家）。每增加一个货品，只是增加一个页面。货品越多，最后所摊薄的宣传成本就越低。这也是线下店之所以不太会如此大规模投入广告的原因之一：摊薄的宣传成本有限。但是，光有货品没有交易显然是完成摊薄宣传成本的任务，电商必须刺激消费者来到自己的网站，并购买货品。最好的路，莫过于价格战了。

不过，中国电商的价格战使得他们的毛利率很低。有媒体近日援引一个电商人士的说法，京东的毛利率不过7-8%。虽然中国电商行业集体以亚马逊为师，但后者的毛利率一直在20%以上（哪怕是最艰难被万夫所指的亏损年代）。对于中国电商而言，追求的似乎更聚焦于“规模”上——也就是销量。而这个规模，直接和公司估值、未来上市有关。

一个公司上市之后，受到的公开市场的压力以及每季都必须发布财报，它动用价格战之前就必须谨慎异常。在中国市场上，稍大一点的上市电商（比如当当），对价格战属于防守性的。而文头所提及的若干平台类电商，无一上市，价格战就是进攻性的。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它们没有上市之前，价格战的对抗，将一直是常态，而不是间歇性的“促销战役”。

电商的价格战会不会让它们自身难以承受最终垮掉？我并不那么悲观。即便是打价格战最凶悍的京东，只要管理没有失控，就不会引发崩盘。几大平台类电商，事实上已经绑架了诸多投资者，已经到了“大而不死”的阶段。PPG全面溃败的原因在于品质失去控制，高管层集体出走，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平台类电商没有这类征兆。

价格战的后果就是加剧垄断的速度，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极高的进入门槛：没有足够的实力（我以为都是亿当量级别的资金），就不要玩平台类。每一轮价格战都会指向这样一个结果：行业洗牌。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哪一天爆出“凡客与某平台类电商合并”的新闻，我是一点不会奇怪的。

—— 《经济观察报》约稿 ——

附注说明一下：

1、报社约稿时，正处于从帝都回魔都的下午，身体且欠佳，有点浑浑噩噩，今日好些后，发现此文写得有些急就章了。

2、此文的重点在于电商（平台类）会出现并购。这是投资人的意志决定的，不是平时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什么创始人什么首席执行官决定的。优土一案，已经足够明白地告诉了这一点：互联网实质是金融推动的。引申说一下，深得互联网喜欢的奥巴马信誓旦旦要打击华尔街，那是不可能的任务。

3、投资人在上市无望便无法退出的情况下，会推动公司之间的并购以达成换股。如果和某上市公司合并，这种换股就是变向退出。

4、要么上市退出，要么崩盘就认输。最怕吊在中间，而这种吊在中间只会是过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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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谣言的产生、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动力、过程和机制，着重意图论述谣言的根本，其实是人们对各类事务的主观立场。辟谣或制止谣言传播，必须意识到，与谣言的对抗，其实是希望改变人们的立场，而非简单地澄清一个事实便已足够。

关键词：谣言、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辟谣、立场

时隔十五年，泰塔尼克号以3D版重返大屏幕，并进入中国大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不过，十五年前不曾剪去的一个大约有两秒左右的裸露镜头，这一次则没有逃过剪片之手。这件事遭到了网友的恶搞。有网友用广电总局的口吻说：“考虑到3D电影的特殊性，我们担心播放此片段时观众会伸手去摸，打到前排观众的头，造成纠纷。出于建设精神文明社会的考虑，我们决定删除此片段”。这个恶搞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1]，并远渡重洋，传到了导演卡梅隆的耳中。在他出席一场脱口秀节目中，还提到了这个段子，虽然在他口中已经和一开始的段子略有区别（他提到的被剪镜头其实是另外一个事实上没被剪去的场景），但他却反复强调：it’s true（这是真的）。最后，这个脱口秀的视频再次回到中国，在微博上广为散播，引致大量围观。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有趣的谣言案例。但凡对中国官方口径略有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广电总局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用类似的说词来解释剪片的原因。但人们还是乐此不彼地去传播它，以至于一直传到老外的视野中。进一步，我个人推断，以卡梅隆的智慧，也未必真得认为“it’s true”，这么说，无非是在想在脱口秀节目中做这样的暗示：我这个3D片极其逼真。而无论是中国网民的传播，还是卡梅隆的复述，说到底，都和自己的立场有关：前者是借用一个自己都未必相信的段子来表达对广电总局剪片的不满，后者呢，关心自己的票房罢了，这个段子的真实性是第二位的，但它表现出来的自己大作的3D震撼力是第一位的。

谣言的诞生：人际传播

但大多数谣言和这个段子不同，追究一个谣言是如何诞生的，通常是相当困难的事——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谣言也许是个例外。商业上的谣言有时候由于公司的极度在意，不惜代价地去寻找谣言源头，可能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很多情况下，依然不了了之。曾有谣言说，宝洁公司一个著名的商标图释暗含有魔鬼符号，代表着邪恶的力量。宝洁公司与之奋斗多年，最终还是在1985年去除了这个商标以作妥协。而时至今日，谁也不知道，这个谣言究竟出自哪一位的手笔。

我们很难去判断谣言究竟谁制造的，虽然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了四种制造者（谋求一己之利者、哗众取宠者、追求政治利益者、恶意中伤者[2]）却无法精准地指代一个个体甚至是一个组织。不过，我们大致上还是能分析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则谣言。

通常来讲，谣言诞生于人际传播中，由张三告诉李四，李四告诉王五赵六，王五赵六再告知自己的朋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一个传播“谣言”（其实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信息）的人，要么出于或多或少都相信了这个谣言的存在，要么出于娱乐宣泄，总是存在有一个动机。

为什么会相信谣言？第一个原因和知识日益专门化有关。在很多与自然科学有关的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确出于“无知”。国内一个名为果壳的网站专门从事这类辟谣工作，出版有《谣言粉碎机》一书。国外亦有《流言终结者》这样的系列纪录片来澄清谣言。我们的知识日益专门化已经到了即使同一个学科内，不同专业也使人们难以彼此分享所知，更何况一大堆专业名词不免让普通公众云里雾里。

人类根深蒂固的情感，一为恐惧，一为贪婪。无论是恐惧还是贪婪，都会让我们去选择能够满足我们情感的“信息”——当这个信息被证明为不真时，那就是谣言了。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我们其实一点不相信“偶然”，我们总是倾向于去挖掘背后“隐藏的”秩序和因果。这个情况在政治谣言商业谣言中非常常见：一些“消息灵通者”向你解释某个新闻背后的神秘莫测但又逻辑听来是那么回事的原因。虽然凡事有果必有因，但谣言所表达的那个因，却未必真的是那个因。这重要么？其实对于听众（Ta转身立刻会成为传者）而言，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因符合ta的想象。

于是，在人际传播中的谣言，人们其实是先有立场，然后再有传播。自己完全不信的事，传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即便传播，也会加上自己的批判）。某种意义上讲，立场即真相。每个人都似乎在关注究竟什么是真相。但遗憾的是，事实（fact）和真相（truth）其实不是一回事。事实是客观存在，而真相，说到底，是主观看法。

在客观存在和主观立场的对抗中，人们并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特别是：谣言都是非官方的，熟人间口耳相传的，这就意味着，它的“可信性”更高。谣言的人际传播中，还很容易加入传播者自己的解释，于是一个可能本来只包含一对因果关系的解释的谣言，最终被添油加醋了多组因果解释。在这个时候，谣言究竟发源于何地，简直是天知道。

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其实这话一点都不科学和严谨。什么叫智者？正如广电总局那个段子的谣言，传播者未必个个都是蠢笨如牛真得相信广电总局会这么解释，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于传播这个段子。传播中，第一位的是价值观，是立场。

谣言的弥漫：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中的谣言，影响范围非常有限。但一旦进入到媒体时，经由大众传播，立刻就会爆发出来。今天的媒介，已经不再局限于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甚至是门户网站，也包括BBS、博客、微博、SNS这类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式媒介。而之所以把UGC媒介放入大众媒介里一起讨论的原因在于：人们并不是通过生活中的熟人获知消息，即便是通过好友转发出来的消息，信源依然属于一个“陌生人”（虽然可能知道ta的名讳和职业）。

卡普费雷在他的《谣言》中，引用了Rouquette的一个对信息四种类型的分法[3]，这种分法，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谣言。Rouquette把信息拆解为“人物”和“行动”（通常新闻都会包含这两个要素）。人物被分为“被爱戴者”和“被厌恶者”，行动则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两两组合，成为四种类型。

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值得肯定的事，这算什么新闻，毫无茶余饭后的八卦必要。这几乎是一种同语反复，没有任何“价值”；

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被视为不端的事，这个是一个大大的意外。这种不平衡命题，使得读者大吃一惊，并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说，韩寒代笔，是典型的这类信息。

第三类信息，一个反面人物居然做了一件好事，这也是不平衡命题。但这种不平衡让人们难以忍受，认识上出现不协调，心理上无法慰藉自己。于是添油加醋的动机论、阴谋论会在传播过程中被置放进去：一个罪犯救了一个出车祸的人？哼哼，他大概本来是想趁乱行窃的，结果很多人都到了，他立刻改为施救。

最后一类，否定到否定。一个反面人物做了一件坏事。这十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加强了自身的偏见，最重要的是：证明了自己“我早就和你说过了吧？”之类的先见之明。对于一个一向对韩寒不感冒的人而言，韩寒代笔是最值得传播一下的。

以明星为例——这个群体经常饱受谣言，从来没有没有谣言的明星——ta通常在极其耀眼的镁光灯下，诡异地保持着神秘和朦胧。明星虽然握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但其实是人们在今天这个大众文化时代消费明星。一个明星的谣言，通常符合上述四类信息中的后三类，于是人们加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由于UGC媒体的存在，又能成为媒介平台上的一个传播者，有些微博用户的传播力还不低。如此反复，一个大众传播领域中的谣言就出现了。在消费明星的文化中，“闲言碎语，无需真实”[4]，重要的是：消费，实实在在的消费快乐，一块巨大的集体口香糖（卡普费雷语）。

大众传播机制加速了谣言的攻城略地，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用R=i×a来表示谣言的强度。其中R指代谣言，i指代消息重要性，a表示环境不稳定的程度[5]。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教授则扩充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状况模糊性×技术先进性÷权威公信力÷公民判断力。从张氏的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介技术越发达，对谣言（或未经证实的流言）的传播推动力，是正向的。而特别对于政治谣言、生活谣言（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基于事件重要、状况模糊，进一步推动了谣言的传播。

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远未能消灭谣言，它只是使谣言更加专业化而已[6]

谣言与辟谣：永无止尽的战争

人们一旦开始传播某个谣言，某种程度上已经主观相信了这个谣言。不要被微博上所谓“求证”、“求辟谣”这几个转发时带出来的字眼所迷惑——我以为，这几个字不过是转发者试图免除责任的表达——他们其实已经信了。谣言通常带有揭露秘密的性质，而这一点是如此得不可多得，故而珍贵异常。但谣言与同样很珍贵的黄金不同，后者需要储藏，前者则需要尽快使用掉。若是晚了一步，大家都知道了，再传播“秘密”就没什么意思了。对于视粉丝数十分重要的v字用户而言，这种表演的机会不可多得，又怎能不牢牢抓住呢？但微博运营方对传谣的打击措施十分严厉，“求证”、“求辟谣”司空见惯便不足为奇了。

虽然有微博运营方的严厉打击传谣措施，但总体说来，试图让大众不传谣不信谣，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谣言便会存在一天。谣言和辟谣，在人类的主观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将永远地争斗下去。“谣言远不是有幻觉的人一时神经错乱的行为，而是一个警告的呼声”[7]。

我倒是以为，做一大堆科学的调查问卷来探知民意，倒不如看看非科学的谣言。因为谣言最实在地反映了人们的立场。一个例子是，在美日开战后，一个中国籍的教授登上了一座美国小岛进行旅游。岛上的人都怀疑他是日本间谍。这个怀疑迅速地被传播开来。但与之对应的是，在美日未开战之时，大量的关于日军异动、集结、备战的信息却被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道理很简单：前者人们的确知道美日在战争中，后者则是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开战。

面对谣言，桑斯坦这样写道：“对于政府来说，预防原则没有意义。”[8]罗斯诺和费恩在《流言》一书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大部分人还是同意谣言总是要尽可能消灭的的。国内有学者认为，“政府通常控制大部分的信息，控制或影响各种媒体，同时拥有行政权力，因此在制止谣言方面是相当有效的”[9]。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辟谣其实是在改变人们的立场，故而其实异常艰难。卡普费雷提到了一个实验[10]，颇有借鉴意义。

针对一则“麦当劳用蚯蚓做汉堡包”的谣言，实验设计者找来了一群大学生，分为四组，来进行观察。每一组都安排观看麦当劳的广告，看片中，组中有一个女大学生（实验同谋）站起来大声宣布了这个谣言，然后四组各有各的应对方法：

第一组，“只有谣言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提醒大家不要在看片时说话，即无辟谣。

第二组，“谣言反驳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是无稽之谈，蚯蚓很贵根本不可能用来做汉堡包，农业部调查证实这是谣言，然后请大家看片时不要说话：这里出现了辟谣。

第三组，“谣言加分化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算什么稀奇的事儿。我上周去**饭馆，人拿蚯蚓做了调味汁，好吃极了。好了，大家看片不要说话：这里没有辟谣，但显然有引开注意力的行为。

第四组，“谣言加重新组合组”，在看片结束后，这四组都开始做一份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对麦当劳的看法。但这一组在做问卷之前，还需要回答其它问题，比如经常光顾的麦当劳坐落何处，一年去几次，餐馆有无露天餐座。总之就是围绕麦当劳多问一些问题。

四组分别填完试卷，实验者惊讶的发现，第二组和第一组对麦当劳的好感变化程度是一样的。换而言之，单纯的辟谣看上去作用很轻微。倒是后面两组，好感变化度高于第一组。

第三组和第四组的结果证明了社会心理学创始人阿施的一个思想：人们不会改变对一个事物的认识，而是认识的对象在变化[11]。事物不变，谣言不止。这个思想，是值得辟谣工作者深思的。

[1] 这个谣言来自于一位刘姓的网友，在他的人人日志上，详细叙述了他炮制这条谣言的原因，以及他个人观察到的这条谣言的传播过程：http://blog.renren.com/blog/240149916/819939392。在这个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个媒体的微博（V字认证，十数万粉丝）的再传播，是第一个传播引爆点）

[2] 卡斯·R·桑斯坦，《谣言》，张楠迪扬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3]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143-146

[4]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197

[5] 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谣言女神》，顾牧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p.220

[6]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1

[7]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96

[8] 斯·R·桑斯坦，《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的原则》，王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p.57

[9] 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202

[10]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265-268

[11] Asch S.,<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up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E. Maccoby, T. Newcomb, E. Hartley (ed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8, p.174-183

——刊发于当期《新闻记者》，由读书：谣言这篇博客扩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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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用户，按照我的一个友人的说法，就是“孔雀”型用户。这种用户通常属于名人或者某个圈子里的名人，有一定的号召力。一个孔雀型用户的登录，会带来更多的用户，好处显而易见。但孔雀型用户带来的另外一个特征也是社区运营者应该注意到的：TA通常把这个社区当成个人的秀场，摆弄自己的羽毛，以吸引更多的粉丝（围观者）。孔雀型用户其实对社交兴趣很低（不是没有），相对来说，TA更注重的是依托这个社区，把自己的ID锻造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自媒体。

新浪微博凭借名人战略，吸引的就是大把的孔雀型用户。这类用户成为一个社区的主流之后，社区不再是社区，而成为一种媒体：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对于网络社区运营方而言，得到的只是这些孔雀型用户的用户资料，而十倍百倍于他们数量的粉丝群体，面目其实是相当模糊的。社会化媒体最终的商业变现之路还是“广播式”的广告，而这种方式，和门户媒体实质的差别，是不多的。

第二类用户，与孔雀相伴而生，“粉丝”型用户。在粉丝的眼里，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孔雀说了什么，而不是与孔雀互动——虽然一旦孔雀和粉丝互动会得到后者激动兴奋的结果——因为他们很清楚，孔雀怕是忙不过来。粉丝对信息的欲求大于对人的欲求，也成为一个社区结果变成一个社会化媒体的重要动力之一。我完全可以这么说，是孔雀和粉丝的合谋，才会形成一个社会化媒体。孔雀越多，粉丝越多，孔雀就折腾得更起劲，无法判断用户属性的粉丝就越多，媒体化态势就越强。

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第三类用户才是关键。我姑且把它称之为“工具”型用户：TA视这个社区就像自己的电话一样，用以沟通的工具。

事实上，中国最大的网络社区是98年就开始运作的QQ。在QQ群体中，孔雀和粉丝都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海量的视之为沟通工具的用户。QQ聊天领域里，没有秀场，一个从不搭理你的QQ用户，也没有必要存在在你的QQ好友列表里。

社交，按照传播学学术化的表达就是“人际传播”，而张三和李四之所以能展开人际传播的前提是：自我披露。陌生人交往理论谈及的就是这点：人们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披露时展开社交。关系混得越铁的，其实是各自自我披露越多。很难想象两个不做或者甚少做自我披露的人，能够展开长久的社交活动。而自我披露这一点，如果在网络上展开，恰恰成为运营者去获取用户属性的出发点。

不过，QQ并不是以一个网站面目的形象来示人的。虽然QQ用户会进行互相间的自我披露，但他们并不在QQ所提供的一些填空里去输入自己的真实信息（比如姓名）。因为对于一个用户而言，ta要找寻另外一个人，是通过后者告诉ta的QQ号来完成，这一点和facebook相当不同。但正如本专栏前期一篇讨论facebook和QQ差别的文章所指出的，两者的进路大相径庭。作为98年就出发的qq，它等不及所谓精准广告的出现（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连网络广告都是诸多品牌公司将信将疑的东西），它只能把海量用户向其它能够变现的道路上引导，比如游戏。而04年才出现的facebook，则已经面对了一个接受网络广告且对广播式广告有所不满的商家，利用用户自我披露的社会属性展开精准广告，便顺理成章了。

新浪微博借助孔雀型用户鹊起，的确给QQ带来一些麻烦，毕竟用户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微博上多花一分钟，都会导致ta在QQ上少花一分钟。但它事实上并不能动摇QQ的根本。从CNNIC今年1月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我们看到，即时通讯工具在微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居然史无前例地爬到了中国网络应用第一的位置。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点：新应用飞快地攻城略地没什么稀奇的，老牌应用却依然屹立不倒且继续攀升，才是值得注意的。

时下的移动阅读类社区是网络社区中的一个热点，传统巨头网易腾讯依靠自己已有的强大编辑团队，形成自己的社会化媒体，路比较好走，但对于新起的zaker、vivame、鲜果联播之类，社区化运作是一种差异化竞争。如果很关注这个所谓社区的信息，那么多找一点孔雀型用户（这些用户会在这个社区里大量分享ta所关注的信息）是必须的——这也是巨头们会做的事，但如果注重用户基于阅读上的交流，我看倒未必要执着于孔雀。因为孔雀越多，粉丝也就越多。一个用户在社区里扮演粉丝了，ta通常就不再视这个社区为社交工具了，未来的与巨头竞争之路，便将变得艰难起来。

——《IT经理世界》专栏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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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IT圈来说，鲜有不靠风投而成功的创业案例，概因为免费+规模基本上是各种创业故事的特征。风投不是散财童子，每一笔投资都会追求尽可能大的回报：风投A把股权溢价转卖给了风投B，风投B再如是为之，但总有最后一棒的时候，那就是在公开市场上的风投退出。

虽然很多人说上市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但恐怕很多人都打心眼里认为，上市至少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胜利。可惜这种里程碑式的胜利，在中国互联网圈的中国公开市场上，案例极少。证监会的过会审核制，挡住了很多公司上市的大门。这一重要一环的相对缺失，我以为，是中国创业环境的一个根本弱势。

但这篇文章更想说的，不是创业道路上的这种“结束”，而是想说“开始”。这个开始，和中国高校非常有关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出了名的创业的开始（很多麻省的学生喜欢创业）。它开设有一个“专利池”，任何一个麻省的学生或者校友，可以缴纳一笔费开设一个帐号，然后提交ta设计出来的专利，而任何一个有帐号的麻省学生或者校友，也可以从这个专利池中去购买ta看中的专利，开始创业；当然，买家也可以邀请卖家一起合伙创业。这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头脑很聪明能捣鼓出专利的学生，ta未必适合创业，但ta的捣鼓，是有回报的。而适合创业的，未必能捣鼓出专利来，但通过买卖，一样可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其二，它让早期的资本和智慧的结合，有了一个场所。另外，这里一个“缴纳费用才可以开设帐号”的细节，让麻省的学生都意识到，这是一件严肃的事，虽然是捣鼓，但绝不是瞎捣鼓。

这件事让我感触良多。平心而论，高校不是培养创业家的地方，创业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理论可以教授。但高校聚集着这个社会最聪明思想最活跃的一群人，而且是相对有足够时间的年轻人，高校应该允许他们做点不务正业的事——但这句话，并不等于我说：高校应该鼓励学生创业。

其实我并不是很赞同学生创业，特别是辍学创业。是的，微软的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博士没读完。但如果你没个大学文凭，你能进微软么？你去看看谷歌的高管团队名单，不是个博士怕没其它两下子都不好意思混那里头。更重要的是，一个比尔盖茨起来了，又有多少想成为比尔盖茨的辍学失败者呢？

学生创业，有激情有想法，但却很有可能会因为缺少资本、缺少资源、缺少人脉、缺少成熟心态而失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激情有想法不等于就适合创业，而MIT的专利池，就让有激情有想法可以转化为有行动，但是，未必就是创业。

人都是功利动物，年轻人也不例外，不务正业应该有回报。专利池就给这些不务正业提供了回报的可能。对于社会资本而言，专利池也可以让他们找到最有趣的一些想法，让资本获取增值的可能。

但中国高校，鲜有做这类事的。高校教师们，成天教育学生不要不务正业——这其实是我这个高校老师最不为然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中国高校似乎又有鼓励毕业生创业的态势——这又是我相当不以为然的地方，让我简直怀疑他们其实是想降低失业率。我还想诟病的是，围墙外的社会资本，对校园关心太少，在他们的眼里，学生群体就是他们想做的商业公司的消费群体、工作群体，而全然没有意识到，这里，其实是鲜活思想的宝库。

中国创业环境，在这个“开始”的环节上就走了偏路。要么就是鼓励学生去创业，要么就是培养中规中矩的学生。社会资本呢，也漠视学生的思想。再结合文头提到的风投退出，一头一尾，是中国创业环境之殇。

最后我想说的是，专利池这种事，不见得非要校方来做，这本身，难道不会是一个不错的既有商业价值也有社会价值的创业项目么？。

—— 《创业邦》专栏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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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志图片可点击获得大图）

t.cn是新浪的短链接，通篇页面里除了一个关闭窗口的按钮，再无其它可点物。我特别好奇这个链接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恶意隐患——特别是这两天。经网友@大水手菠菜帮助，可以通过查看页面源代码获知短链接究竟指向哪里。

注意第一个绿色段落，第二行便包含着短链接地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44740126@N07/sets/72157629948937897/with/7135689231/

有兴趣的，就自己点击过去看吧。

这是继“仅自己可见”、“搜索部分移除结果”、“粉不上”等诸多手段后，又发现的一起微创新。

以后谁和我说中国人不搞创新，我要严肃指出：你这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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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先生曾著有《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一文，梳理了国内目前的思潮六种：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思潮、新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马立诚先生则分析为八种，在一篇文章之余，马先生扩充为一本书，是为《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隶属《博源文库》（BTW，这套丛书看起来都是值得一翻的）。

哪八种？邓小平理论与新权威主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

邓小平对今天的社会的作用之大，毋庸置疑。邓小平理论偏向于实用主义和功利哲学，我倒是以为，这和新权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无怪乎当有人给邓小平看相关新权威主义文章时，邓会回答：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新权威主义可以通过《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一书去更多了解，顾昕曾作有《第三条道路：一种稳健的制度变革战略》以作修正。总体来说，内含新权威主义的邓小平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即官方思想）。

老左派坚持三个核心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有制、计划经济。曾经老左的核心人物是邓力群，但最终为邓小平南巡所击退。90年代传有数篇老左著名万言长文：《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95）、《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95）、《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97）、《厉有为意欲何为？》（97）等。进入本世纪后，随着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批判，老左派基本实名上阵，展开第四轮论争。核心人物有刘国光、巩献田（著名的反物权法教授）、马宾、张宏良、梅俏、袁庚华等。本书作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左派人物“对社会弊端痛心疾首、萦怀于心，值得尊重，但是他们开错了药方”。老左派的一些意见，近年来其实是得到比改革之初更多支持和欢迎。民粹主义也从老左这里有不少承袭。

新左派是舶来品，谈论焦点是“社会公正和参与政治”。新左派否定资本主义，否定跨国公司，否定市场拜物教，否定全球化，否定现代性，并主张抵制资本主义。新左派思想比较复杂，但总体来源于西方左翼和后现代理论，也有借鉴老左派思想成分。新左派喜欢操弄海外左翼学者言语，按沈昌文的说法，就是个“邮差”。易中天曾说，新左派的这一套，老左派是玩不来的。但不得不说，旁征博引之下，颇有食洋不化之感。新左派核心人物有汪晖、崔之元、杨斌、陈学明、赵汀阳（从自由派改为新左派）。就我个人而言，国外新左派对一些现实批判很到位，可谓鞭辟入里，但就如何建设的solution，总体是欠佳的。至于国内，呵呵，说难听点，理论深度欠奉，哗众取宠罢了。近年来，新左派有转国家主义之势头。

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就是过往大肆批判的“修正主义”，属于改良派而非暴力革命派。事实上，恩格斯在临终之前也开始赞同这种主张，有“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此话留世。民主社会主义注重思想多元化、繁荣经济、实行宪政民主、福利政策。最后一点相当重要，是区别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分界线。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扎根于最大的两个人性：一为贪婪，二为恐惧。自由主义鼓励竞争，极端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助长贪婪。民主社会主义则用高福利，使得人们再无恐惧之忧。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人物有李洪林、王若水、胡绳、李锐、杜光、王占阳、胡星斗、谢韬、华炳啸等。就具体操作性而言，我以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自由主义，马立诚在本书中用<自由是个新道统>来拟本节题目，因为徐友渔曾说“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自由主义深深扎根于“个人主义”，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光是今天的，古代一样）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对的。著名的孔融让梨一直流传到今天（看看最近微博上有关这一小事件的讨论）。在我的视野里，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学者是很少的，微博上不少人标榜自己是自由派，委实是个自由做秀派。自由主义在知识界的盛行，也只是在知识界里而已。一旦这些知识界的人上台手握权柄，就立刻不会“自由主义”了。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论述，中国人行为做事，多以他人判断为标准。在这样的深层结构作用下，自由主义的确具有极大的异质性。自由主义核心人物有徐友渔、刘军宁（他在先秦诸子找自由道统，其实是徒劳的）、任剑涛等。资中筠作有《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想把古代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嫁接，我以为是有些牵强的。中国这个社会，让自由主义深深扎入人心的土壤相当贫瘠，虽然大家都在说“自由，是个好东西”。

民族主义近年来有点狂飙突进，特别是互联网刚刚开始的时候，民族主义在网上一度非常盛行。最近一两年倒是略略有些不如以前的火爆（比如骂之曰爱国脑残）。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其实缺乏价值内核。著名的民族主义作品有《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作者摩罗从自由派转场，在当时让很多人眼镜碎了一地，许纪霖则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内在定力的虚无主义者）、《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C型包围》等。民族主义同样可以吸引眼球，但不像新左派那样深文周纳，是另一种老左文章的版本：情绪说话。

民粹主义，这是继民族主义式微后的另一种情绪化思潮，特别是最近一两年非常明显。民粹的价值观空心化比民族主义更甚，基本上奉行“强弱互争，弱者必然是对的。”民粹诉求极端平民主义，以“精英”为贬义词，政治上反对代议制民主，要求“大民主”，经济上要求均贫富，鼓吹道德高于法律，对从底层崛起的传奇型、道德型、魅力型的克里斯码领袖特别崇拜。民粹主义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可以依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三大特点。在我看来，民粹是人性恐惧一面到了相当程度后的后果，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微博上民粹言论，多如牛毛。

新儒家，这个其实非常搞，基本上属于乌托邦，立志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蒋庆甚至还为这个空想的国家设计了完整的一套政治体系。新儒家出过一件很有名的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郑家栋居然去做了蛇头而获刑，大大有违儒家的“修身”之说。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秋风居然转会入新儒家，着实让我的眼镜碎了一地。

本书最后还有两个附录，特别推荐看第三个部分“相关链接”。留意第286页正文倒数第三行的一句话——也许是审核编辑睡着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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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女装比男装似乎更赚钱，因为女性的消费欲望远远比男性来得强——这句话能说明一二：“对于一个女性来说，衣橱里永远少一件衣服”。但与它的先行者PPG相似的是，凡客也是做男装起家的。

总体来说，男装的花样没有女装来得多。比如PPG就是靠一款衬衫迅速打开局面，吸引到巨资投入。花样不多，就意味着能够“量产”。能够“量产”，就意味着更容易“规模化”。互联网是一种规模经济，越是容易成规模的服务，就越容易迅速走上超速发展的道路。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网络服务所证明。

另外一个切入男装的理由在于，男性的消费过程，比女性简单。虽然缺少数据证明，但个人根据常识的推断，在淘宝上展开包邮谈判的女性，恐怕比男性多得多。于是，一个面向男性的电子商务网站，所需要配备的客服人员，理论上应该比面向女性的来得少。

制式产品+简单的消费过程，成为电子商务的最先进入者。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男装上。比如，书籍就是典型的制式产品+简单消费过程。国际电商巨头亚马逊，就是以卖书卖出名气卖出规模来的。

有读者会提到，为什么在淘宝里，女装是最大的大头呢？事实的确如此，淘宝最大交易额的品类是女装，2010年的比例占到12.1%。而男装，不过4.1%而已。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的是，男性既然不喜欢复杂的消费过程，那么淘宝那种类似摆摊式的集市，需要相对复杂的消费过程，对他们本身吸引力就不大。如果有品牌方面的保证，男性是很愿意进行电子商务消费的。来自淘宝商城（现在叫天猫了）的数据告诉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男装的比例占到8.5%，仅次于占据11%比例的女装。

在07年凡客创建之时，淘宝商城连个独立域名都没有，在当时的情况下，做男装的有名电商并不多——事实上，电商元年（一种对电商大发展的时间称谓）有说是2010年的，有说是2011年的，但很少有人认为是2007年。先驱者PPG以男装入手，迅速做大了规模，凡客效仿且竭力弥补PPG长于营销短于品控的弱点，倒也成就了一番事业。陈年所谓“不做女装”，我个人倒是以为，并不见得是为了迷惑其它电商运营者安他们的心，更多的，是对整个市场的评估：我做男装，这个市场已经够大了。

但随之而来的电商大投入，风险投资一窝蜂地进入之后，一切都变了。对于一个电商网站而言，规模，远远比盈利重要。事实上，很多人对企业有种误解：一个有利润的企业才是好的企业。可在实际操作中，一个有现金流的企业才是好的企业。

投资，和“收入”在这一点是一样的：都能提供正向的现金流。一个企业操盘者，当TA明白在短期内无法做到盈利之时（或者能做到盈利，但只是微利），类似的博弈便产生了：究竟是做盈利贡献出来的正现金流，还是做投资出来的正现金流？

凡客选择了后者，逻辑在这里变得顺理成章：扩大品类。只有扩大品类，才能做大交易额，才能形成更大的规模，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而女装这个一向是交易额巨大的品类，当然会纳入凡客的视线中。

扩大品类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提高客单价，也就是让消费者在一次消费过程中多买几样东西——这在相对较高的物流环境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提高客单价不仅有助于规模，还有助于盈利，所谓的摊薄物流成本。

在所谓的电商元年中，扩大品类成了众多电商的共同选择，无论是当当卓越还是京东凡客，纷纷涉足五花八门的交易品种。我并不认为扩大品类是错的，但扩大品类扩大到凡客牌拖把的地步，很明显就是“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了。

从博弈的角度讲，规模是一个很好的保证自己不死的武器。当投资商投入足够多的金钱时，让它壮士断腕认赔出局，是不太容易的。规模在，管理没有失控，暂不盈利的企业结果死掉了的情形并不多见——因为它绑架了足够多的投资者。亚马逊也是撑足规模，死挺了好几年才迎来盈利的时间点。即便退一万步讲，当投资人认为这个局已经很难再往下做的时候，通常的选择是出售或者与其它企业合并。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主事人，未必就一无所有了。

互联网的商务交易，与线下不同的是，它的货品成列是无限的（再大的商场，也有空间限制），多一个商品或品类，无非就是多几张页面。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当某个电商跳出来说：某某产品我们坚决不做，大抵是不必相信的——即便考虑采购的因素它自己不做，也会找合作者共同经营的。Timing问题而已。

—— 结束的分割线 ——

本文为《21世纪商业评论》的专栏文章，刊发于2012年3月15日那一期。这个专栏的名字叫《大佬与大话》，专门收集TMT圈子商业领袖的一些“大话”。但本专栏的目的并非是指责这些大佬说话不算话，或者是开空头支票。我们都知道，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时间点变了，自然计划要变。本专栏的目的就是“复盘”，来分析一下这个时间点究竟怎么变了导致大佬们的话变成了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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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后来的结果如何，在中国博客史上，方兴东博士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也无论blog这个词究竟是该叫博客还是叫网志，前者总是更为人所熟知——以至于仿twitter的服务被称为“微博客”，简称微博。但方兴东05年的豪言壮语，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超越新浪的梦想，生生地被新浪出手博客而击碎。

互联网评论家、雷锋网创始人林军在他的新作《十亿美金的教训》里提及了十个中国互联网著名的失败案例，但没有收录方兴东的博客中国。原因在于林氏并不觉得博客会是一个即便做好了就有十亿美金机会的商业形态。不过，我在同意林氏这个观点之余，博客中国的失败案例实在是值得好好咀嚼的，因为它对于后来者是有很强的标本意味的。

虽然有很多评论直指方兴东管理的失败，但我不想就“管理”二字多说什么。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博客中国的失败并非因为管理，而根在于“模式”。我的分析从两点出发：

其一、所谓的大教堂变为大集市。这两个“大”都是方兴东的发明，是对话语场的形容。前者指代的是少数人说多数人听（很像教堂布道），后者则指代所有人都可以说（很像菜场的喧哗）。这个形容大致是确然的，中国的博客在全盛时期，有一亿之多。但问题是，人们并不见得习惯大集市里的吵吵嚷嚷，人类的本性是要避开混乱，而喜欢规则的。

方兴东在05年就认为新浪是可以被超越的。彼时新浪全年业绩近2亿美元，而网易不过6千余万，搜狐1亿出头一点，可谓执牛耳者。但方兴东认为新浪的大教堂模式压制了人们的表达欲望，这种模式必不长久。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方兴东的药方却错了，他试图用大集市的方式来挑战并超越大教堂，运营到后来，博客中国不得不也转向大教堂模式，因为人们的注意力毕竟是围绕名博转的。这就成了博客中国致命的噩梦，因为新浪一伸手，轻轻松松地就把名博给吸了过去。

最终超越大教堂模式的，其实是百度。这家05年只有4000万美元营收的公司，今天已经一年23亿入账。Web2.0风起云涌的运动，使得网络出现了更多站点，迎来了第二次信息大爆炸，也就使得搜索引擎这一用于快速信息定位的工具本广为接受。去中心化的确推倒了门户这个中心，但却建立起了另外一个中心：搜索引擎。

故而，大集市只是对大教堂的一种修正，而且这种修正，很诡异的，必然会回到大教堂来。博客中国，为新浪做了一回嫁衣。

第二点，其实更关键：博客中国是水平的。所谓8-80岁的人，都可以写博客、看博客，看似覆盖面极广，实则没有受众区隔。创建一个水平供给的服务，是相当容易被巨头打垮的。

很多人诟病国内的互联网创业环境，认为创新者做了点市场普及和教育后，巨头仰仗着自己有钱有用户就轻松地摘了一把果子。腾讯被称为全网公敌，不无这个因素。对此现象，你可以痛心疾首，也可以悲愤莫名，但在商言商，却是不得不正视的。在桌面互联网上，百度做信息、腾讯做关系、阿里做消费，再加上尚有诸如新浪搜狐网易盛大等其它巨头，基本上已经覆盖了互联网今天能想到的所有领域，一个水平覆盖的服务，想要脱颖而出，何其困难。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个后起大公司，会很巧合地发现，它们都是垂直类起步的：京东的3C、当当卓越的图书、人人的校友录、360的安全。

故而当有人说，新浪做微博，还不是因为起步者出于某种原因挂掉而导致成功的——这个说法一点也不靠谱。可以说，即便当年饭否叽歪没有出事，在新浪高压下，一样没有机会。Follow5的关张，是很好的例子。水平服务，在中国的桌面互联网上，很难有机会。

有人说，博客这个东西，在商业实践上，已经被证明为失败，这话的意思是，它不可能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商业公司——这一点我同意。但我更想说的是，水平服务，一说起来就可以引到“平台”、“渠道”，更可以激发创业者的美好梦想，但着实是需要谨慎再谨慎的。

那么，微博呢？呵呵。

—— 结束的分割线 ——

本文为《21世纪商业评论》的专栏文章，刊发于2012年4月15日那一期。这个专栏的名字叫《大佬与大话》，专门收集TMT圈子商业领袖的一些“大话”。但本专栏的目的并非是指责这些大佬说话不算话，或者是开空头支票。我们都知道，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时间点变了，自然计划要变。本专栏的目的就是“复盘”，来分析一下这个时间点究竟怎么变了导致大佬们的话变成了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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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信息，我们曾经暴露在网上，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不希望这种信息依然存在，但大大小小的转发、转载、截图，已经使得我们无法自主地去删除这些信息。我们的信用卡交易记录——唔，的确是我们产生的——但我们同样无法做主把它删去，于是黑客和网络罪犯就有机可乘。说到底，互联网犯罪不就是盗取信息么？而另外一方面，软件已经偷偷地接管了一些删除权，比如在未经我们许可的情况下，有些“我们的”信息，被删除了。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保存”这件事变得极为容易，从来没有一种媒介设备能够像电脑那样无微不至地进行保存各种信息。但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保存到这个份上么？

微软曾经出过一款软件，名为Microsoft Money，这其实是一个记账软件，它允许你把每天的收支情况都记录下来，并输出你的消费习惯。我用过这个软件，不得不惊讶于我的有些消费习惯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在出租车这件事上花费了那许多银子。唔，看来这个软件很好，很有助于理财。但一个小小的不便是，每一笔收支情况都需要我手动输入，久而久之，我也懒得再摆弄这个软件了。有趣的结果是：我并没有任何个人财务恶化的迹象。

当然，我不排除有些人的确有记账的习惯，但Microsoft Money好像并非是一款很知名的软件——至少，它和微软的名声是完全不相称的。这款软件卖得不好，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人们对这类软件的需求并不那么渴望。技术总是尽可能得精确，但人类的生活，有时候模糊一点其实损失并不巨大，但精确并保存的结果是：一旦被不法利用，损失远远超过你的所得。

问题在于你是否可以控制删除。我第一次使用Money这个软件的时候，互联网还远不流行（至少在中国不流行），我也可以在软件中删除所有的记录，且毫不担心微软是不是偷偷地在传我的数据——可怜那个拨号上网的时代，电脑大部分是处在Offline的时刻。只要数据留在本地且我能控制，这种软件的坏处也很有限。但随着电脑联网的时间越来越多，云服务的越来越昌盛，今天微软再搞这种Money软件，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试用的了，因为一旦数据上传，删除的权力，便不在我手。

“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信息。一个数字法则被称为“顿巴数”，即著名的150法则。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顿巴认为人能处理的关系不超过148对——姑且算成150个吧。人对关系的态度非常像熊掰玉米，今天加一个关系进来，就会对原有的关系慢慢疏远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但如果加上价值判断：这样好吗？就见仁见智了。

互联网界搞SNS（这里指的是广义的sns，即social network service）的，都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事。于是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服务，来让你突破顿巴数的限制。早期的MSN还恪守着这个原则（你只能有150个连接），后来随着sns服务越来越红火，MSN便放弃了这个看似很教条很书呆子的规则。在各种SNS服务上，从IM聊天工具，到社交网站，超越150组关系的用户，多了去了。有一些和手机绑定的服务，比如移动飞信，还允许你在所谓好友的生日那天，自动地给这位朋友发一条祝福短信，以表示我对你是很关心的。这种关心，在我的视野里，不过是“技术虚伪主义”罢了。

一点点的技术虚伪倒也无妨，但人类对关系的处理，有些是自然淡忘，有些却是刻意抹去。比如前男友（或前女友），比如曾经的事业同伴却由于某种缘故而大吵一场分道扬镳。基本上，人们并不想恢复这种关系，但技术的确“保存”了你曾经的关系，并很自作聪明地，将它还原出来，这就是Q+的圈子。

Q圈推出的时候，微博上颇有一些用户惊呼“太强大了”，这四个字未必都是褒义词，而是带有一种恐惧的色彩。人脑已经“抹去”的信息，却让技术给你还原了出来。过往人们对腾讯的担心仅仅是聊天记录的泄露，3Q大战时上升到对电脑本机所有文件的扫描，而在Q圈这一刻，人们才发现，腾讯对人的关系，也同样十分乐意保存。所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Q圈，才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监控。

这里我并不想指责腾讯太多，网络服务商对保存这件事是有瘾的，即便文头所提到的谷歌，虽然它的董事长也意识到了无删除按钮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谷歌有一个名为“社交关系及内容”的网页，记载着你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及由于某些服务而生成的关系。它虽然没有像Q圈那样在G圈里立刻给你展示出来而产生震撼，但要说它没有记录，那可是天方夜谭了。

不信你在谷歌搜索框里试试？当你得到一个搜索结果页后，把自己的网断了，然后点击一个结果链接，注意一下地址栏吧，看看都发生了什么？呵呵，谷歌在记录你的这次点击——假定你点击的是一个情色页面，对不起，即便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有过这个动作，一段小小的程序，默默地记录了下来，且，你无法删除。

—— 《IT经理世界》当期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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