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年，ofo崩盘的时候，有一家还蛮有名的科技媒体，写了一篇稿子。
这篇稿子很长——所以被不少人认为这就叫深度调查了——用采访了不少基层员工的方式，去复盘ofo为什么会垮。这些员工大致的归因都是高层瞎搞，决策混乱，明知有坑，还要如何如何。
如果用结果倒推，决策肯定是错了。但你要说这些错误都是当时是个人都看得出来的，未免就太轻巧了。
这篇文章有着一种强烈的破鼓万人捶的味道，我个人相当不以为然。它的关键问题在于，找不到了解决策过程的核心关节人员愿意交流，所以复出来的盘，极其笼统。这个被称为新闻采访的突破能力。突破不了怎么办？那就别出稿。
长归长，全是落井下石式的情绪。
我在我服务的基金工作群里转发了这篇文章，在历数了文章问题后，我加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要善待创业者，创业太不容易了。
二
很多年前（都本世纪初了），我从一位年长者那里听到这样一个说法。
柳传志把在中国做企业，比喻成母鸡孵蛋。他说，正常孵鸡蛋的温度是35度的话，这里孵蛋的温度则是37-8度——大意如此吧。
柳传志这是在感慨中国做一家企业的不易。当然话语还是客气的，毕竟只高了两三度。到底情况如何，我想不装外宾的人都应该知道。
所以，中国现时快速通过了一部《民营经济促进法》。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部位阶顶级的法律，懂得大概也都应该懂的吧。
我当时听到的这个说法，其实理解不深刻。这些年混了一阵子创投圈后，感触实在太深。
三
外部环境姑且放一放不谈，就聊一下内部。
我基金的合伙人曾经就资本主义和我做过一些讨论。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可以看到四个阶段：资源驱动型、管理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和金融驱动型。
资源驱动型，时间跨度最长，也就是我们大部分人中学时都会学到的一个概念：原始资本主义，它体现在全球资源的掠夺上，也就是所谓列强用殖民地的方式瓜分全球。
但掠夺总有到掠夺不下去的时候，战争也打了两场，伤亡无数。文明社会对国家主权越来越注重，也不是资本家想怎么掠夺就可以怎么掠夺了。
管理驱动型登场，也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下利用管理效率的提高，获得更大的产出。这个阶段其实在战后是最明显，时间跨度大约在半个世纪左右。
然后迎来了技术驱动型，技术提高效率的路径，比管理提高效率的路径更强。它的标志是电脑的诞生，当然随着基于电脑的互联网，彻底打开了信息时代的大门。创始人本位（大部分都是技术人才）的企业开始出现。
随着技术驱动型的互联网企业开始，金融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前置，大有一种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味道：风险投资风起云涌。
所以，阶段是有四个，虽然肯定时间线上有重叠，但一步一步走过来，节奏大体不会错。
中国互联网企业呢？除了第一种驱动一般不会涉及，后面三个驱动是三线并举的。
这造成了一些混乱，你会发现那些开口VC闭口IPO的企业里，管理混乱并不罕见。
这是他们的实情。
四
早些年，我对互联网企业或者企业家，确实也不大客气。
我曾经把马云比喻过曹操，这不算什么正面的比喻。
我也痛骂过陈彤，痛骂到我后来再看这篇文章，觉得陈彤告我一个名誉权官司他稳赢。
但这些年，也许是年纪大了，火气变小了。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我越来越体会到民营企业的不易——毕竟自己创过业，也深度介入过一些创业，也见过太多的企业灰飞烟灭——我总觉得，极尽激烈文字去批判一家民企，实在没啥意思。
激扬文字，粪土商人，当时还是觉得这就叫骨，这就叫胆。但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当年那种所谓的骨，所谓的胆，不过是幼稚二字。
这不是说互联网企业做错了事，就不能批评。当然能批评，也需要批评。
但有一条线，至少我自己时刻提醒自己：
论迹不论心，杀人不诛心。
五
有朋友说，我也在道德上批评小米。
我还真没有。
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您得演，您得做出这个姿态来。这不是道德，这叫专业，这是公众形象的专业范畴问题。
我深感商业里谈道德是一件挺无聊的事。要么合法合规，要么就是刑法上的所谓“生意”。难道我们要求给企业家们来一个“商风商德”么？
所以我确实从来不用“伟大的企业”或者“伟大的企业家”这种词。伟大二字，和他们没啥关系。我既不会高看他们一眼，也不会拼命要求他们在道德上如何如何。
以前有个词，叫不是蠢就是坏。我也曾经用过。
我现在只会判断，这个做法很蠢，但除非我有足够的扎实的论心证据，我不会这么判断：这个做法很坏。
六
有天晚上，一位做PR的朋友，和我聊起小米最近的各种事件各种操作。
我说了一句：我所有的论述前提，都是假设雷军不是一个坏人。
我从来没见过他，也和他毫无来往，我为什么不能“疑罪从无”呢？
其它CEO，大致如此。
在我批评雷军和小米的文章下，一位关注了我十余年的老财新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我虽然吃不准她意思是我在卖人情，还是说我有人情味，但文章其实没啥火药味，一个老媒体人，是看得懂的。
七
最后叠个甲：这只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旁人论迹也好论心也好，上价值也好，道德批判也好，是旁人的自由。何予我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