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的雷军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这是我在看雷军在9.25晚7点直播时,脑海里不断冒出来的书名。

一个小时的演讲,大概可以分为三段:造芯片时的偏执、造车时的偏执、他的偏执唤醒了三十年老友陈年的偏执。

无论是芯片,还是造车,这方面的技术问题我几乎一无所知,因此确实也没这个能力去评价这两项小米核心业务的技术细节。我只是想聊一聊雷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家。

先摆结论:在做企业这个维度上,雷军是一个偏执狂。

而这,是一种企业家精神。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作者安迪格鲁夫,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业内有一个著名的安迪比尔定律,安迪指的就是他(比尔指的是微软的比尔盖茨)。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而paranoid这个词,翻译过来其实是“受迫害妄想症”,也可以翻译为偏执狂症。按照这本书内容的意思,大致就是在说,一个企业家要时时刻刻觉得自己会被颠覆——也就是所谓受迫害。所以,要密切留意各种新技术新可能。一个看上去的庞然大物,被貌似是路边的一个小发明给颠覆掉,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但如果只是这点“居安思危”的常识,这本写于1996年的书,不大可能被奉为经管书籍中的经典。格鲁夫提出了企业家要密切留意的企业六个维度上的“十倍速变化”(10× Change),这一方法论也被我曾服务过的天奇创投基金定为指导思想之一。

格鲁夫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回顾了当初英特尔看似平稳实则危机已现,全力转型的历史,小米其实在经营上同样有过一段“貌似平稳”但其实已显颓势的阶段。

雷军在演讲中提到,2021年决定再做芯片且重注,起点在于2020年的一场十周年反思。

2020年发生了什么呢?从业务上看,小米自从上市后,发展得并不高歌猛进,虽然自2010年创建,18年上市市值3800亿,从零到近4000亿,不过八年的时间,已经可以算高歌猛进了。

资本市场是清醒的。小米上市后,股价最低探到过8.28港币(19年9月),上市时发行价17港币,雷军曾表示过我至少不会让购买小米股票的人亏钱,看来成了一句“大话”。资本市场对小米的定位相当简单:拒绝承认它是互联网公司而是市盈率本身就相对不高的硬件制造公司,甚至是中低端制造公司——毕竟小米一贯走性价比道路,以至于外界认为小米属于得屌丝者得天下的代表。

业务上小米其实也已经显示出了疲态。根据IDC数据,2018年至2020年,小米国内出货量连续下滑,2019年同比减少21%,2020年份额进一步降至个位数。高端市场表现也不尽如人意:2020年6月中国5G手机销量前十榜单中,小米无一机型上榜。

至于国际市场,小米海外销量主力的印度市场,20年出货暴跌近五成,来自OV两家的竞争压力巨大。

就是这么个还算正常但疲态已现的背景下,小米展开了十周年反思。大约从年初启动,持续约半年。其中有15次会议为通宵。

当年8月11日,雷军在北京小米科技园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公布了反思的核心结论:向“硬核科技公司”转型。

对于小米表示想要想高端、硬核转变,资本市场给予了好评。当年7月,股价重回发行价,雷军总算是兑现了承诺。到了12月,市值首次进入千亿美元俱乐部。

在此基础上,21年的雷军,决心再次杀入芯片市场,并与之前的定位中低端的澎湃芯片所不同的是,雷军决定要么不玩,要玩就玩把大的:定位高端芯片。

老实讲,搞硬核没问题,但这么搞是有些偏执的。因为这种投入是一个天文数字,考虑到后来oppo在芯片自研上的撤退,甚至有点逆势而动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长期投入,刚刚缓过来的股价,怕是又要出麻烦。

雷军在25日演讲中对小米当时内部争议的描述时:吵完可以拉黑24小时。可见争吵之激烈。最后他用一种“现在不干若干年后会不会后悔”这样的修辞手法,算是一锤定音。

雷军重注高端芯片能何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回报,是短期无法确定的事。在这个烧钱的操作被实施后,雷军又启动了一项更为烧钱的操作:造车。

作为一个投资者,确实犹豫了。这就是小米股价21-23年整整三年的纠结。

因为这已经不是偏执了,而是进入到“偏执狂”的境界了。

坦率讲,雷军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或者也有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冲动的人。因为无论是手机还是电动车,他入局的时间点都有一丢丢滞后。十倍速可能是真没吃到,但他肯定是一个特别坚持的人,十倍速吃不到,坚持下去,七八倍也不错了。

坚持这两个字,到底好不好,其实只能用结果倒推:好结果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坏结果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但坚持的前提一定是偏执,执拗,不管不顾,不被劝服反倒有本事去劝服别人。

这样好吗?

不好讲。多少人在批评某些企业家“信息茧房”啦、“刚愎自用”啦、“不尊重专业”啦,我实话实说:都是结果倒推。看似在分析为什么没做好的原因,其实全是倒果为因。

反正,雷军这种本来的外行,跨行去造了车,结果市场给了这样一份相当喜人的答卷,无论是业务市场,还是资本市场。

你只能把这种偏执狂,归入“不到长城非好汉”了。

而正如格鲁夫那个书的书名,他从未说过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并非成功归因,而是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个中逻辑,充分、必要、因果、各位自己品吧。

讲到陈年那一part,作为正在看直播的我,是有些小惊讶的。因为我总以为雷军大概最后会讲到,陈年和小米发生了什么关系。

没想到,就是一个偏执的老男人很煽情地讲了另外一个被他的偏执所打动决定也偏执起来的老男人的故事。雷姓老男人一句五十岁正是闯的年龄,把正在做直播的这个陈姓老男人弄得潸然泪下。

在老男人到底是个什么物种上,我还是很有些欣赏雷军的:这哥们几乎算是一个代言人。

因为,我从来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掌握在当时的中老年人手中的。我甚至发明出了“媚青”这种词来表示对某种潮流的大大的不以为然。

偏执的雷军,还是很扬眉吐气的。

—— 首发 扯氮集 ——

论迹不论心 杀人不诛心

当年,ofo崩盘的时候,有一家还蛮有名的科技媒体,写了一篇稿子。

这篇稿子很长——所以被不少人认为这就叫深度调查了——用采访了不少基层员工的方式,去复盘ofo为什么会垮。这些员工大致的归因都是高层瞎搞,决策混乱,明知有坑,还要如何如何。

如果用结果倒推,决策肯定是错了。但你要说这些错误都是当时是个人都看得出来的,未免就太轻巧了。

这篇文章有着一种强烈的破鼓万人捶的味道,我个人相当不以为然。它的关键问题在于,找不到了解决策过程的核心关节人员愿意交流,所以复出来的盘,极其笼统。这个被称为新闻采访的突破能力。突破不了怎么办?那就别出稿。

长归长,全是落井下石式的情绪。

我在我服务的基金工作群里转发了这篇文章,在历数了文章问题后,我加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要善待创业者,创业太不容易了。

很多年前(都本世纪初了),我从一位年长者那里听到这样一个说法。

柳传志把在中国做企业,比喻成母鸡孵蛋。他说,正常孵鸡蛋的温度是35度的话,这里孵蛋的温度则是37-8度——大意如此吧。

柳传志这是在感慨中国做一家企业的不易。当然话语还是客气的,毕竟只高了两三度。到底情况如何,我想不装外宾的人都应该知道。

所以,中国现时快速通过了一部《民营经济促进法》。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部位阶顶级的法律,懂得大概也都应该懂的吧。

我当时听到的这个说法,其实理解不深刻。这些年混了一阵子创投圈后,感触实在太深。

外部环境姑且放一放不谈,就聊一下内部。

我基金的合伙人曾经就资本主义和我做过一些讨论。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可以看到四个阶段:资源驱动型、管理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和金融驱动型。

资源驱动型,时间跨度最长,也就是我们大部分人中学时都会学到的一个概念:原始资本主义,它体现在全球资源的掠夺上,也就是所谓列强用殖民地的方式瓜分全球。

但掠夺总有到掠夺不下去的时候,战争也打了两场,伤亡无数。文明社会对国家主权越来越注重,也不是资本家想怎么掠夺就可以怎么掠夺了。

管理驱动型登场,也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下利用管理效率的提高,获得更大的产出。这个阶段其实在战后是最明显,时间跨度大约在半个世纪左右。

然后迎来了技术驱动型,技术提高效率的路径,比管理提高效率的路径更强。它的标志是电脑的诞生,当然随着基于电脑的互联网,彻底打开了信息时代的大门。创始人本位(大部分都是技术人才)的企业开始出现。

随着技术驱动型的互联网企业开始,金融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前置,大有一种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味道:风险投资风起云涌。

所以,阶段是有四个,虽然肯定时间线上有重叠,但一步一步走过来,节奏大体不会错。

中国互联网企业呢?除了第一种驱动一般不会涉及,后面三个驱动是三线并举的。

这造成了一些混乱,你会发现那些开口VC闭口IPO的企业里,管理混乱并不罕见。

这是他们的实情。

早些年,我对互联网企业或者企业家,确实也不大客气。

我曾经把马云比喻过曹操,这不算什么正面的比喻。

我也痛骂过陈彤,痛骂到我后来再看这篇文章,觉得陈彤告我一个名誉权官司他稳赢。

但这些年,也许是年纪大了,火气变小了。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我越来越体会到民营企业的不易——毕竟自己创过业,也深度介入过一些创业,也见过太多的企业灰飞烟灭——我总觉得,极尽激烈文字去批判一家民企,实在没啥意思。

激扬文字,粪土商人,当时还是觉得这就叫骨,这就叫胆。但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当年那种所谓的骨,所谓的胆,不过是幼稚二字。

这不是说互联网企业做错了事,就不能批评。当然能批评,也需要批评。

但有一条线,至少我自己时刻提醒自己:

论迹不论心,杀人不诛心。

有朋友说,我也在道德上批评小米。

我还真没有。

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您得演,您得做出这个姿态来。这不是道德,这叫专业,这是公众形象的专业范畴问题。

我深感商业里谈道德是一件挺无聊的事。要么合法合规,要么就是刑法上的所谓“生意”。难道我们要求给企业家们来一个“商风商德”么?

所以我确实从来不用“伟大的企业”或者“伟大的企业家”这种词。伟大二字,和他们没啥关系。我既不会高看他们一眼,也不会拼命要求他们在道德上如何如何。

以前有个词,叫不是蠢就是坏。我也曾经用过。

我现在只会判断,这个做法很蠢,但除非我有足够的扎实的论心证据,我不会这么判断:这个做法很坏。

有天晚上,一位做PR的朋友,和我聊起小米最近的各种事件各种操作。

我说了一句:我所有的论述前提,都是假设雷军不是一个坏人。

我从来没见过他,也和他毫无来往,我为什么不能“疑罪从无”呢?

其它CEO,大致如此。

在我批评雷军和小米的文章下,一位关注了我十余年的老财新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我虽然吃不准她意思是我在卖人情,还是说我有人情味,但文章其实没啥火药味,一个老媒体人,是看得懂的。

最后叠个甲:这只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旁人论迹也好论心也好,上价值也好,道德批判也好,是旁人的自由。何予我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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