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文有个前提:黑客帝国这种科幻式的ai全面统治世界不考虑。一是这种预设我自己不信,二是就算发生了你也没辙,总不见得现在就不活了。先从ai不会全面统治世界这个前提出发,看看人类还能干点什么,这比较务实。

始于2017年的云谷学校,是一所涵盖幼儿园、小初高三部的15年制的民办学校,由阿里合伙人投资创办。

马云是最重要的创办人,他对学校教育的兴趣与关心,极有可能来自于他创建阿里前作为一名英语老师的经历。

26年开学前一天,马云与阿里和蚂蚁最核心的管理团队(包括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CEO吴泳铭、风险委员会主席邵晓锋、电商事业群CEO蒋凡,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和CEO韩歆毅来到该学校,与校长老师们交流AI话题。既然在学校,自然重点就是AI与教育。

核心管理层“罕见聚齐”,马云等人都发表了一些蛮有趣也颇有洞察或共鸣的看法,而作为一个从教20年的教师,也想结合一下自身聊聊。

这是我构建的一张关于“成长”(有时候你也可以视为学习、或者教育)的结构图。制作这张图的思路起点在于一句很有名不过略显夸张的话: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遍会。人教人其实就是属于“知识/信息”这个框。

很多年以前我半开玩笑地说,人类文明就建构于两个词上:好奇与懒惰。懒惰属于开玩笑式的,意思就是想省力想提效,属于功利层面的。好奇不是开玩笑式的,但很多技术的源头,其实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纯兴趣。笼统来说,都是出于好奇(我怎么样才能更省力一点,也算好奇层面)。

所以,当吴泳铭说,未来人和机器的区别在三样东西:好奇心、共情力和体力。关于好奇心我有极大的共鸣。好奇心最重要的具象表现,就是提出问题。哪怕一开始是一个很蠢的问题。

有些事,是比较浅层的好奇。比如说最近的中东局势,我有个朋友用了AI的深研模式,让其输出了一篇关于三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文章,然后如是说道:“就是给5岁孩子简要的介绍这些宗教的事儿,然后现在基本能改善刚才看诸位的对话,汉字都认识,意思不懂的境况了……”——不仅大人得到了一番普及,孩童也知道个皮毛了。

这类好奇的解决,没有下一环。如果对AI的输出,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多轮互动。但总体说来,都只是信息层面的。

非要打个比方的话,相当于一种“读万卷书”式的练习。就算是读了一百万字,依然还是仅在纯信息层面。当然,所谓“开卷有益”,总是知道比不知道的好。

而真实世界的历练,读万卷书是不够的。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纯接受比特信息,共情力都很难获得真正的培养。

比读万卷书更重要的,是行万里路。我把后四个字理解为在真实世界里去行动——即经历与体验。具体而言,则包括执行一件事、沉浸一个环境,乃至发明创造一个东西,等等。

这种真实的经历与体验,需要知识与信息的指导——到目前为止,ai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比如,一个留学生可以用ai指导自己做一份番茄炒蛋,而完全不用不顾时差地把半夜睡梦中的老父母叫醒。

(2017年,招商银行一支“世界再大,大不过一盘番茄炒蛋 ”的信用卡广告,年轻留学生叫醒半夜三更的父母起来指导他做番茄炒蛋,引发了当时很大的争议。)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纸面信息(今天可以说是比特信息)只是工具。教育也好学习也罢,并不是目的。真实的行动,才是目的。

有些事,还需要行动后进行小结复盘,这个时候又需要外部知识的介入,以校正行动的方向,再次激发好奇,再次行动。

这就是我个人画出的成长路线图。

包括马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承认,AI的冲击很大。在教育成长上,我所注意到的,就是“知识与信息”的获取所带来的冲击。

从口耳宣传的人际传播,到书本记录的大众传播,再到比特世界的数字传播,这个趋势告诉我们,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变得越来越快。

同时,记忆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理解”与“联想”——这是基于理解的举一反三,或者知识点串联。搜索引擎已经让“记忆”迅速显现,而与AI的互动,更是让这种记忆变得唾手可得:你完全可以用一点点边缘性质的信息碎片,从AI中快速获得整块记忆。

死记硬背的意义虽然并不为零,但显然越来越低。需要反复去行动,来夯实对知识记忆的理解。

马云在云谷学校里这么说:

“死记硬背的时间,刷题的时间可以释放出来,用来培养创造力和想象力。孩子们可以有更多时间来玩,来学习音乐、绘画、运动,从中学会分享、学会感受和体验,学会倾听、学会理解…… ”

我对于我自己中小学学习的记忆,与当下的中小学教育很显然有着显著的差别。

当然书本教育课堂学习是重头,但我小时候依然有着大量的所谓“课余时间”。小学里每学期都会实打实拉出去春游秋游(放课一整天),中学里有着重要的以班级为单位的篮球赛事,作为班队主力,校队替补,其实是有些风光的。

尤其是在高中阶段,有高一学军、高二学农、高三学工。几十年后同学聚会,相当多人依然都还记得学农——去乡下种田——期间发生的张三李四的一些著名糗事。

今天的小孩教育,不得不说,这些事儿基本归零。至少我儿子的十二年中小学经历,我从来不记得他有过我小时候那些所谓课外活动。

教育要从纯书本知识获取,转变为行动的增加。

—— 首发 扯氮集 ——

福柯在1978 伊朗

有些事,还是要蹭个热点聊聊。

1978年,米歇尔·福柯已经赫赫有名,属于顶流的大知识分子。

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属于学术著作中的畅销书籍,当年就卖了两万册。

1970年,进入法兰西学院担任“思想体系史”讲席教授。这是法国学术体系里的最高层级。

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和1976年的《性史(第一卷)》更是为大众所知,而且有着超高的学术引用率。规训一词,我想你肯定不陌生,几乎可以和福柯划上等号。

在1978年,福柯作为意大利《晚邮报》的特派记者,前后两次去往伊朗,第一次是9月16日至24日,第二次则为11月9日至15日。

而从1978年1月开始,一直到次年1月沙阿流亡,正是那段吸引全球目光的伊斯兰革命。

完全不懂波斯语且对伊斯兰宗教几乎没有认知的福柯,用了前后十几天的时间,在和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熟练掌握法语或英语的中上层阶层人士、流亡知识分子(如随后短暂担任总统的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以及具有留欧背景的学生群体进行尚需翻译的交流后,他公开盛赞这场革命。

78年10月,他发表《伊朗人在梦想什么?》,写道:“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要寻找一种我们自文艺复兴和基督教大危机以来就已遗忘其可能性的东西:一种政治灵性。我已经能听到法国人在嘲笑了,但我知道他们错了。” 在这篇文章中,他创造了一个概念:政治灵性。

11月,他发表《神话般的领袖伊朗起义》,做出了对霍梅尼与集体意志的判断:“霍梅尼不是政治家:不会有霍梅尼党,也不会有霍梅尼政府。霍梅尼是绝对集体意志的聚焦点。”

同时,他拔高定性,认为这是反抗全球体系:“这是赤手空拳的人民的起义,他们要摆脱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压在他们这些石油工人和帝国边境农民身上的重负,也就是全世界范围的重负。这或许是反对全球体系的第一次大起义,是最现代的反抗形式,也是最狂热的形式。”

但到了79年5月,革命法庭的大规模处决被曝光后,福柯写了一篇自我辩护式的文章《起义无用吗?》。

在该文中,他明确拒绝为支持初期的反抗行为感到懊悔。他的基本辩护逻辑是:反抗行为与后续国家机器操作无关。

此后,他对此议题保持彻底沉默,直至1984年离世。

我在上个月五代十国告诉我们:文科是操作系统级别的存在一文中说,后现代那帮人,管杀不管埋,他们挑战了现代性的“神”,解构了现代性的结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破碎了。

福柯作为后现代思潮中的核心旗手,这个特点非常强烈。

“规训”及其衍生的“全景敞视”(或全景监狱)是在公共语境和人文社科中传播最广、最具辨识度的概念,但福柯的核心思想还是“话语”或“权力/知识”。当代人文社科中任何涉及文本审查、身份建构或知识生产的研究,都可以源自福柯的“话语”理论。

福柯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学者,但是,也仅仅止步于一个书斋式的摆弄高级智力玩具的学者。

他太想让某一个具体事件验证他的后现代理论,以至于走马观花般扫了一眼那场运动,就开始言之凿凿。他连那套宗教话语体系都还没搞明白,就已经开始进行话语、权力、知识的分析了。

他对伊朗革命的不吝赞美,无非是其极度厌恶西方自身的政治制度(或者是他眼里的现代性)的结果。他试图在伊朗寻找摧毁西方现代性的武器。

如果说这场匆忙的异国情调化浪漫化的断言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从他79年为自己辩护后,直到84年都死不认错,不好意思,我确实极度怀疑他的所谓人文精神。他眼里大约只有宏大的精妙的理论(高级智力玩具),并不存在微观的具体的人(血肉与生命)。

正如我一贯极度怀疑萨特一样。

后现代作为一种思潮,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鲍德里亚、布尔迪厄、萨义德,等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大名。你必须承认,他们所看到的那些社会缺憾,以及分析起那些缺憾背后的原因,确实头头是道,入木三分。

然而,他们说了半天,依然只是围绕半杯是空的部分。想让他们拿出怎么让半杯水变成一杯水的法子,着实乏善可陈的很。他们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冲突和矛盾,但他们压根不知道如何去化解。

我会用他们的知识体系去检测观察当今世界的矛盾,但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这套理论。我甚至会认为,这套思想体系,有着一股浓厚的“青春期叛逆”的味儿:到处表达愤世嫉俗,但屁股终究还是得别人帮你给擦了。

扪心自问,大约是商场里摸爬滚打多年的缘故。商业上,悲观者是对的,但乐观者才能成功。因为搞钱从来不是仅仅需要解构,在破坏了之后必须要有创新——重新结构。

发表一个中登暴论:年轻人太沉迷后现代思潮和理论,除非你的目标是做个书斋学者,否则没有什么好处。

革命后,根据伊朗法典,法官基于“法官的知识”(即主观确信与间接证据的推导)进行定罪,男同处死女同先鞭刑第四次要处死,并宽大处理民间宗族对同性恋进行所谓“荣誉处决”时,身为同性恋的福柯,不知作何想。

87年,霍梅尼发布教令,承认性别重置手术的合法性。这不是什么少数群体权益保障,只不过是通过不可逆的器官切除手术,事实上消灭“性别认知与肉体物理状态的错位疾病”。身为同性恋的福柯,又不知作何想。

—— 首发 扯氮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