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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还是要蹭个热点聊聊。

一

1978年，米歇尔·福柯已经赫赫有名，属于顶流的大知识分子。

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属于学术著作中的畅销书籍，当年就卖了两万册。

1970年，进入法兰西学院担任“思想体系史”讲席教授。这是法国学术体系里的最高层级。

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和1976年的《性史（第一卷）》更是为大众所知，而且有着超高的学术引用率。规训一词，我想你肯定不陌生，几乎可以和福柯划上等号。

在1978年，福柯作为意大利《晚邮报》的特派记者，前后两次去往伊朗，第一次是9月16日至24日，第二次则为11月9日至15日。

而从1978年1月开始，一直到次年1月沙阿流亡，正是那段吸引全球目光的伊斯兰革命。

二

完全不懂波斯语且对伊斯兰宗教几乎没有认知的福柯，用了前后十几天的时间，在和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熟练掌握法语或英语的中上层阶层人士、流亡知识分子（如随后短暂担任总统的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以及具有留欧背景的学生群体进行尚需翻译的交流后，他公开盛赞这场革命。

78年10月，他发表《伊朗人在梦想什么？》，写道：“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要寻找一种我们自文艺复兴和基督教大危机以来就已遗忘其可能性的东西：一种政治灵性。我已经能听到法国人在嘲笑了，但我知道他们错了。” 在这篇文章中，他创造了一个概念：政治灵性。

11月，他发表《神话般的领袖伊朗起义》，做出了对霍梅尼与集体意志的判断：“霍梅尼不是政治家：不会有霍梅尼党，也不会有霍梅尼政府。霍梅尼是绝对集体意志的聚焦点。”

同时，他拔高定性，认为这是反抗全球体系：“这是赤手空拳的人民的起义，他们要摆脱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压在他们这些石油工人和帝国边境农民身上的重负，也就是全世界范围的重负。这或许是反对全球体系的第一次大起义，是最现代的反抗形式，也是最狂热的形式。”

但到了79年5月，革命法庭的大规模处决被曝光后，福柯写了一篇自我辩护式的文章《起义无用吗？》。

在该文中，他明确拒绝为支持初期的反抗行为感到懊悔。他的基本辩护逻辑是：反抗行为与后续国家机器操作无关。

此后，他对此议题保持彻底沉默，直至1984年离世。

三

我在上个月五代十国告诉我们：文科是操作系统级别的存在一文中说，后现代那帮人，管杀不管埋，他们挑战了现代性的“神”，解构了现代性的结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破碎了。

福柯作为后现代思潮中的核心旗手，这个特点非常强烈。

“规训”及其衍生的“全景敞视”（或全景监狱）是在公共语境和人文社科中传播最广、最具辨识度的概念，但福柯的核心思想还是“话语”或“权力/知识”。当代人文社科中任何涉及文本审查、身份建构或知识生产的研究，都可以源自福柯的“话语”理论。

福柯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学者，但是，也仅仅止步于一个书斋式的摆弄高级智力玩具的学者。

他太想让某一个具体事件验证他的后现代理论，以至于走马观花般扫了一眼那场运动，就开始言之凿凿。他连那套宗教话语体系都还没搞明白，就已经开始进行话语、权力、知识的分析了。

他对伊朗革命的不吝赞美，无非是其极度厌恶西方自身的政治制度（或者是他眼里的现代性）的结果。他试图在伊朗寻找摧毁西方现代性的武器。

如果说这场匆忙的异国情调化浪漫化的断言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从他79年为自己辩护后，直到84年都死不认错，不好意思，我确实极度怀疑他的所谓人文精神。他眼里大约只有宏大的精妙的理论（高级智力玩具），并不存在微观的具体的人（血肉与生命）。

正如我一贯极度怀疑萨特一样。

四

后现代作为一种思潮，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鲍德里亚、布尔迪厄、萨义德，等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大名。你必须承认，他们所看到的那些社会缺憾，以及分析起那些缺憾背后的原因，确实头头是道，入木三分。

然而，他们说了半天，依然只是围绕半杯是空的部分。想让他们拿出怎么让半杯水变成一杯水的法子，着实乏善可陈的很。他们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冲突和矛盾，但他们压根不知道如何去化解。

我会用他们的知识体系去检测观察当今世界的矛盾，但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这套理论。我甚至会认为，这套思想体系，有着一股浓厚的“青春期叛逆”的味儿：到处表达愤世嫉俗，但屁股终究还是得别人帮你给擦了。

扪心自问，大约是商场里摸爬滚打多年的缘故。商业上，悲观者是对的，但乐观者才能成功。因为搞钱从来不是仅仅需要解构，在破坏了之后必须要有创新——重新结构。

发表一个中登暴论：年轻人太沉迷后现代思潮和理论，除非你的目标是做个书斋学者，否则没有什么好处。

五

革命后，根据伊朗法典，法官基于“法官的知识”（即主观确信与间接证据的推导）进行定罪，男同处死女同先鞭刑第四次要处死，并宽大处理民间宗族对同性恋进行所谓“荣誉处决”时，身为同性恋的福柯，不知作何想。

87年，霍梅尼发布教令，承认性别重置手术的合法性。这不是什么少数群体权益保障，只不过是通过不可逆的器官切除手术，事实上消灭“性别认知与肉体物理状态的错位疾病”。身为同性恋的福柯，又不知作何想。

—— 首发 扯氮集 ——

一

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这句话出自后晋将领安重荣。他造石敬瑭的反，事败被杀。所以在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中，他并不是任何一国的皇帝或者国主之类。不到百年中，这样拥兵造反的节度使多如牛毛，并不出奇，但他的这句话，道出了这段混乱无比的历史的真相：有枪就是草头王。

安重荣这句话，其实后面还有几个字，“宁有种耶”。这四个字一下子就会让人联想到陈胜吴广造反时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陈吴的话，问题很尖锐答案却是稀碎到近乎没有，所以豪言壮语归豪言壮语但没有可操作性。安重荣则给出了答案：兵强马壮。

我总觉得这话充满了“理工科”式的思维，因为兵强马壮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它具备可观测可度量可证实或证伪——行不行拉出来打一场就知道了——的特点，特别得理工科。

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统治思想，什么“人心所向”，什么“大势所趋”，什么“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什么“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统统见鬼去。只有一件事，且可观测可度量可证伪：兵强马壮。

二

最近《太平年》热播，所谓的十朝元老冯道，也成了舆论中的热点人物。这位做过四朝十代皇帝的大臣，后世对他的评价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一直到北宋初，冯道的形象至少是中性的——甚至有点正面。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基本看重的是冯道在乱世中维持行政系统运转、安抚流民的实际结果。还是喜欢用结果说话，很“理工科”。

但到了北宋中期，风评就变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都痛斥冯道失节。欧阳修定性冯道“不知廉耻”、“士大夫之耻”。这是从道德角度出发，背后是政治稳定性考量。评价标准从“客观社会效用”切换为“主观道德纯洁性”。文科色彩相当浓厚了。

赵宋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又特别防着武将，基本形成了让文科生去节制理工生的态势。虽然领土面积远不能和汉唐媲美，甚至到了元代都只能三朝历史并修，但赵宋确实享国之久，是五代十国完全不能比的。

从欧阳修到司马光这些纯儒，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虽然很难可观测可量化可证伪，但长期而言，又怎么能说“没用”呢？

三

核心的问题是所谓正当性（legitimacy）。

这个词常见于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是人文社科的核心概念，它的涵义在人类思想的衍续中其实非常繁复。

在古代，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都是正当性的注解。在政权的正当性中，你就是没法用兵强马壮这种可度量的东西测量定义，你只能求助于所谓“五德终始”、“天命所归”、“君权神授”、“得民心得天下”这种看着特别大而无当的玄学。得不到玄学这一套的东西的支持，那就叫“得国不正”，得了也走不远。

一旦正当性被建立起来，统治效率大幅提升（当然也就是统治成本下降）。有一种说法就是古代中国老百姓不被逼到饿死是不会造反的，就是统治效率的一个例证。西方人所谓古代中国政治早熟，也就是指这个：很早就懂得构建一整套文科玄学来作为统治思想，且用不同手法选拔人才学习这套文科玄学从而成为官僚系统的一部分。

从隋唐发端，到宋明清都一直维持的科举制度，从来是不考实务能力的——那是吏的事。文章做得锦绣就能做好官？这个问题确实粗看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当你明白，优秀的脑袋成了统治思想的信奉者和维护者时，官僚机器就可以至少不那么短期地转起来了。

四

文科搞的那套东西，就是社会的操作系统（OS），从五代十国到赵宋，是从显性的“物理暴力计算”（兵强马壮）转向隐性的“社会契约构建”（士大夫共治）。而社会契约的共建，需要一些所谓的公理。共建后形成的操作系统，是社会各部门运作的重要支柱。

在理科领域，公理算是一种无需证明的假设，从公理出发，建构知识体系。文科同样有公理，有无需证明的假设。古代有古代的公理，当代有当地的公理。

比如，“自由意志”是当代极为重要的公理。如果这个公理经过一系列的科学验证被证伪后（经验告诉我们，人可能真得不像各位想象得那么自由，我这人平时从来不吃鱼，真得是我自由的选择么？），整个社会会全部崩塌——所有的法律将不复存在。否认自由意志，就是否认承担责任。

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没有操作系统的时期，完全就是硬件对决，碰撞结果惊人：政权频繁更迭，乱世人命不如狗。

赵宋吸取教训，构建并安装了一套操作系统。但它当然也有它的问题，文官制度作为这套操作系统的原生软件体系，过度臃肿，发展到最后占用了所有内存，硬件性能就被锁死，被更强硬的外部势力或物理对抗，或物理摧毁。

但这些外部势力，所谓辽金汉化很深，就是他们同样采纳了宋的操作系统，而蒙古人拒绝汉化，不大肯用这套操作系统，这就胡虏无百年之运了。

五

文科所建构的这些公理，我有时候愿意称之为社会运作的ground rules。它的不可证伪性，甚至你可以称之为一种“幻觉”，或者中性点说：想象的共识。

这套东西极度重要，怎么拔高都不过分。

我有一个信仰“数学是一切”的朋友，认为今天所有的无法测量的问题，都是算力和算法不够所致。只要算力到位，算法优秀，数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我对他这个观点并不否认，但我认为，数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是不经济的，是没有效率的。

而构建共识——文绉绉地说叫主体间虚构的共识——才是经济的效率的。

美国开国时的独立宣言的序言劈头写道：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就叫ground rules。这帮美国人还挺老实，或者也可以说霸道：这些道理不证自明，别再啰嗦了。

六

Ground rues不是一成不变的。

孔子有句名言，我个人这些年越来越推崇：祭神如神在。这个如字是多么精妙。

圣人神道设教，他不知道神不存在？当然知道。但他必须要做得“如”神在，就好像确实在。ground rules并不科学，生而平等压根不是什么经验事实（美国建国时存在严重的奴隶制和性别歧视），也不是数学公理（无法从自然界推导）。它是一句反事实的规范性口号，是一个政治宣言，其目的就是确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人类历史数千年，神在不断切换，从以前的君权神授到今天的天赋人权。这些都不是经验事实也不是数学公理，但是，如字必须一以贯之。

每个时代都需要它们的“神”。而当代社会的问题是，后现代那帮文科生，挑战了现代性的“神”。他们解构了现代性的结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破碎了。

但后现代的文科生们，管杀不管埋，解构一切却不负责结构出一个新的“神”来。这是我认为当下人类面临的诸多根本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操作系统出bug了，蓝屏频次明显增高。

七

所以，文科，是统治术。

而它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两点：

其一、统治术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学，所以太多人根本用不上，显得很没用；

其二、祭神如神在，这个“神”在变。从前现代主义的“神”到“现代主义的“神”（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上帝死了人站起来了），切换完毕。而后现代弑了现代的“神”之后，并没有构建出当代的“神”。

文科，确实是应该羞愧的。

所以，我有时候都会很难理解：超级对齐派到底想对齐个啥？

—— 首发 扯氮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