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人的传播:舆论的败坏与堕落 有解吗


细心的读者,可以观察到我在写《能让我尊重的新闻媒体 已经不多了》之时,是专指一种媒体的:新闻媒体。

在中国,新闻媒体有特殊的含义。我文中所提及的成都商报和人民日报,都是正宗得不能再正宗的新闻媒体。

不过,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上,一些大型的机构媒体也是新闻媒体。这里面包括的确持有二级新闻牌照的几个门户网站(浪狐易腾讯),也包括一些很有名但未必有什么牌照的流量很大的媒体——通常,它们也是机构化作业的。

方可成在他最新的《刘强东案音视频:机构媒体的堕落与溃败》一文中,再次批判了机构媒体。在音频议题上,我同意他对南都的“堕落与溃败”的断言,但在视频这个议题上,机构媒体们是不是“堕落与溃败”,我仍有所保留。

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我并不想再仅讨论机构媒体或新闻媒体,而是想更进一步,探讨一下舆论的问题。

在今天这个被称为“人对人传播”的时代,舆论可不是单由机构媒体或新闻媒体所造就的。

我把结论先放在这里:悲观到近乎绝望。

媒体其实是一种过滤器。

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信息的中间商”。

比如,方可成文章里所提及的电话音频,作为新闻媒体的南都,的确有责任去做一定的判断工作,并决定要不要公布以及怎么公布。这就是媒体作为过滤器或中间商的职能。

它能不能不去做审慎的判断工作呢?

当然也可以,好处是比较明显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率先爆料的东西,总是有眼球的。但后果也很明显,就是遭到同业的批评。作为一家媒体的总编辑,无论ta心里怎么想,同业压力是有的。倒不是因为ta枉顾了媒体伦理,就会坐牢或什么具体的直接的物质损失,而是同业压力ta必须掂量。

其实媒体数量并不多。在中国的传统媒体鼎盛期,报纸也就两三千份,电视台频道、电台频率,各自也就三千上下的规模。杂志多一点,两到三万份。统共就这么点了。总编辑圈子,不大的。

更何况,媒体圈子的特点是,很多都是这个新闻学院那个新闻学院毕业的(当然也有不是新闻系毕业的),从业者也是这个媒体跳到那个媒体,兜来兜去,拐弯抹角的都有校友啦前同事啦之类的关系。在圈子里,你面子总是要的。

所以,这一节的小结论是:媒体伦理,在实际操作中,其实是靠群体压力成为操作性的。当然我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人就是有情怀有道德。但我想说的是,单纯指望什么人是道德君子,其实是靠不住的。

老牌的机构媒体/新闻媒体,我们当然可以用同业压力来逼迫其回到正轨上。事实上,南都已经撤下了它的报道。

那么,号称月活350万之众的公号呢?还有各种平台上的各种号呢?

我很老实地告诉各位一句:都到了这个数量级了,哪里来什么同业压力。压根就不再是同一个圈子了。

人员也鱼龙混杂,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钛媒体赵何娟在发出那篇充满情绪的战斗檄文之后,我个人并不赞同。但我看到过太多谩骂她的公号文章,有何伦理可言,简直就是触犯刑律的造谣与人身攻击。

但我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方可成,还是我,还是什么大学新闻传播学学者,已经越来越懒得说。

因为已经太多太滥,滥到你已无fuck可说。

说的人总希望被说的还有救:希望你改,我没白说。但这些江湖上的号们,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清楚地知道,拉开文章骂,真的有些白费口舌。

这一节的小结论就是:过滤器作为一个集体本身,也早已没有了过滤之能。

最要命的事是,人对人的传播。

一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传播方式。

刘强东事件中,在私下聊天——比如点对点微信,比如群聊天,比如朋友圈发个圈——都会有些不着边际的猜测与阴谋论,也就是所谓吃瓜。

我扪心自问,如果我第一时间获得那个电话录音音频,我会不会在微信上去转给谁听听?完全可能。我承认我在网络社群里说话,绝不会像写公号那样主观上谨言慎行。

如果真的要求每个人在社交网络中做定向传播(也就是知道聊天对象是谁)时,都像媒体人的标准那样要求自己,那几乎就是在期盼神州遍地皆尧舜,压根不切实际。

事实上,媒体人自己,私下聊天时是最喜欢传播各种流言八卦的群体。他们本来就是社交网络上的活跃分子。

谣言治理的困难就在这里。

每一个普通人,总有ta知识的盲点——事实上,无知还远远大于有知,你让ta发条朋友圈,或者群里聊个天,都万事交叉求证三审三校,可能么?

在过去,任何一个自然人,哪怕是名人,没有媒体,ta的声量是很小的。而媒体基于同业压力其实会过滤这个人的声音。

在今天,不要说名人,普通人的声量都有可能很猛。一传十十传百,是跨越时间空间的。

而且,越是负面的东西,传播得越快。

当我们还义正辞严地痛骂机构媒体/新闻媒体,痛骂各种下三路的号们,面对这样一个人对人的传播环境,我们能说什么?

这一节的小结论就是:过滤器,没有了。

而人性,总有不堪的一面,总有恶趣味的一面。

前天,我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参加了一档广播节目《市民与社会》

这个节目有call in的部分。

一位女听众打进来一个电话,说了她的一个故事:

她正好和她的孩子由于某种原因,处于一种略带冷战感的状态。她看到了十七岁少年的跳桥视频,一开始并没有怎么当回事。然后,她的孩子拿着手机过来,让她看这个视频。她说了一句看过了,还是没太放心上。但当她抬头看了一眼小孩,从眼神中似乎读出了什么,那一瞬间,整个背寒毛倒竖了起来。

我理解她那个刹那的恐惧。

我当时其实万分纠结。这个视频其实不是什么机构媒体/新闻媒体去拍摄的,不知道是谁通过什么手段得到了这个视频,扔到网上。其实不需要媒体这种过滤器的传播,这个视频同样可以传得到处都是,最终被小孩看到。

人对人的传播,过滤器全部在于普通人。有些人,基于某些原因,会知道审慎,但有些人不会。有些人,基于工作或学习的关系,不会中这种谣言去传播。但总有那种谣言,ta会误信。

误信谣言,其实和智商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人对人传播平台的一个节点。

我在节目中提到,大学应该将媒介素养设置为公共课通识课,每一个大学生,要像学习毛概马经邓论一样学习媒介素养。

这可能可以提高一点我们在人对人传播平台上的行为和认知。

但我自己其实也知道,这个法子近乎于没有法子的法子。

道理很简单:

中国,上大学的比例,超过10%了么?

一位相当有名很有建树的传播学学者在四番群里说了一句:目前传统权威瓦解以后 尚没有更好的替代机制。

也许你有。

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

—— 首发 扯氮集 ——

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天奇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

能让我尊重的新闻媒体 已经不多了


先显摆的一件事:内容创业四个字我是提出者之一。

这源于我和新榜创始人徐达内就“自媒体”、“自媒体人”到底是什么定义的争吵。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叫内容创业、内容创业者总行了吧?——自媒体、自媒体人的定义,至今还是乱成一锅粥。

但这两年,我越来越不愿意聊这个话题,文章写得越来越少,各种场子也去得频率非常低。

这也导致了被邀请的概率在降低,形成了一个循环。

我老爸似乎有点着急,他和我说:这点名气不要丢了,你还是要多写点。

但其实我对内容创业非常失望。

这么多年下来,风险投资也好,国家拨款也好,说上千亿资金砸在里头,恐怕还说少了。

但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行业?

上我就不说了,下,有这样四个字:自甘堕落。

媒体对于自杀事件的报道,是有很多规范的。

比如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不要渲染。

作为社会守望者,媒体报道自杀是应该的,但同时,有研究表明,自杀这件事会有传染的可能。所以有底线的媒体,不会渲染细节。

据果壳网报道,“2011年,由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安内堡公共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心理治疗中心、美国心理疾病联盟等几家组织牵头,联合十余家组织的诸多专家,综合世界范围内关于自杀问题的研究,给出了一套自杀报道推荐方式”,其中提到:50余项国际研究表明,某些形式的媒体报道会增加易感人群自杀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报道自杀不叫吃人血馒头。但有无渲染细节,就是吃没吃人血馒头的标准线。

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是,这两年,按照国内的标准定义,正经媒体,这条底线,早已扔到了爪哇国去。

以上海一位未成年人跳桥的自杀新闻报道为例,我们的媒体,都做了什么?

我第一时间,媒体上,是从《成都商报》的公号上看到的视频。成都商报是一家超过25年历史的媒体。

在《痛心!因与母亲发生口角,17岁男生跳桥身亡,母亲阻止未果》这篇报道中,起手就是一个视频(现在视频已经在腾讯视频平台上下架,但你依然可以看到那个嵌入框)。

视频是最典型的反映细节。

成都商报还唯恐你可能看视频不方便,又截取视频做了两个动图。第一个动图展示当事人的一跳,第二个动图展示当事人母亲的悲伤痛悔。

成都商报不仅要反映细节,还要突出细节,这种操作,在我看来,就是“渲染”。

这样的伦理败坏与底线突破,并不罕见。

再来看看这家媒体的报道:【荐读】17岁男孩母亲面前跳桥自杀!父母教育出了啥问题?

这家媒体没有嵌入视频,但嵌入一张图片和三张动图。

成都商报是一家地方媒体,这家媒体,可是我过去说过的:光芒四射引领潮流。

简短的文字报道之后,这家媒体笔锋一转,开始大谈青少年教育问题、父母问题。

前财新CTO、数可视创始人黄志敏在朋友圈如是说:

(本截屏已获黄志敏先生授权)

亦可参考“17岁男孩事件”请停止胡说八道

国内堂堂顶级媒体,就是这种胡说八道,还特么要荐读。

黄志敏说,没人有能力调查。

今天太多事件,太多媒体都是在站队,通过站队来裹挟受众情绪,成就十万加。事实?不好说没人关心事实,但媒体没耐心去做事实。

有些伎俩,我这种码字的“内行”一看就懂。

这种伎俩叫“脑补法”。

用一些键盘就可以发现的事实——我的确有时候蛮同情百度,多少公号是靠百度这个生产工具,但百度在公号圈子里骂它是政治正确——然后加以罗列。前后的相关因果,全靠观众脑补想象。

这就像张三和李四讲:这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李四很惊讶:那是什么样的?

张三一脸高深莫测:不好细讲,你懂的。

李四只好做出一幅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原来是这样!!

我多年以前有个“朋友”就喜欢玩这种调调,后来我微信转世,这种人我都是懒得加回来的。

而一众媒体们,玩这种调调,当然有某种意志之外的自我审查的考虑,但一脸高深莫测换来一众恍然大悟的装逼犯,也就欺负欺负外行。

事实上,张三就是个雪诺:you know nothing

还出来装什么逼。

除了屡屡突破伦理底线,拼凑片段事实进行脑补,今天还盛行一种特别偷懒的蹭热点大法——注意,追热点没问题,但如果是偷懒,那就叫“蹭”。

够不到核心走周边。

比如说,用采访公司基层员工来进行所谓公司复盘。

这种手法,都是偷懒手法,也是掩盖自家媒体能力不足的手法。

偏偏很多人吃这套,吃这套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外行看看热闹,也许是内行知道法门但自己也只能这么玩。

品评一家媒体真正的实力,不仅在于它写了什么,更在于它没写什么。

品评一个记者真正的实力,不仅要看ta报道了什么,还要看ta没采访到谁。

但我必须要说的事是,有时候也不能苛责媒体太甚。不是媒体太弱,是媒体们的对手,比如公关,太狡猾。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本文不再过多延展。

我只能说,媒体对手们的魔高一丈,媒体自家的道高一尺,有点赶不上了。

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多少996的奋力拼搏,这个内容生态,换来了什么?

当然也不是乌鸦全是黑的。

周五上午我课毕去赶飞机参加一个场子,周六一大早赶回下午上课,如此匆匆,竟然因为飞机晚点,没有见上财新高昱一面讨论一番,殊为遗憾。

但终究令人纠结万分的事情是:财新到今天不赚钱。

—— 首发  扯氮集 ——

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天奇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