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变阵 与 组织的三个支点

合鲸资本的创始合伙人黄维同学有一个常规活动,叫“合鲸夜习班”,安排在每周的某个晚上,邀请一位有一定建树的人士闭门开讲,时长一般在三个小时以上,听众不广,非常小范围的活动。

本周他邀请了梁宁。如果你不知道梁宁的名字,我估计你大概读过《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那是一篇在全网创造8000万阅读的爆文。

梁宁有中关村才女的称号,履历也很丰富。早年在联想干过,后来在腾讯混迹了一段时间,现在有个湖畔大学的产品导师的活,又给百度做顾问。BAT都给她占全了。

梁宁在本周的合鲸夜习班分享了不少内容,其中有一个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我感觉,以她和雷军的密切关系,后者肯定听她说过这样的看法,也会有启发。

这应该是小米此番变阵(大规模调整组织架构)的原因之一。

在梁宁看来,一个优秀的组织,有三个支点,如下图:

(KPI、系统正义、员工安全感)

KPI很好理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KPI的设定。

KPI是目标导向的,结果导向的。

我在读传播学的时候,修过一门“组织传播学”的课,KPI基本类似于泰勒的科学管理。

深入到KPI的本质后,你就会发现,KPI其实是push式,被动态的。

员工由于某些原因——比如害怕被炒鱿鱼或者希望升职加薪——被KPI推动,去完成工作。

KPI这种偏向于科学管理模型的指标设定,非常适合于流水线工厂,但对于需要创新创造的企业而言,KPI不是不要,而是远远不够。

系统正义,也就是在组织内部,从上到下,信奉一些理念。

当在争论时,符合这种理念的看法,容易胜出。

是,你可能会说,企业价值观嘛。

梁宁也用了价值观三个字。

但我不太喜欢这个词。这个词过于大而化之。而且,你很难说,人的价值观和商业组织的价值观,到底有什么关系。

乔布斯也好,扎克伯格也好,他们个人的价值观甚至不如一个普通人。但这不妨碍苹果和Facebook成为优秀的公司。

我更倾向于把这种东西理解为一种组织的追求,英文里有个词,叫mission。也可以理解为组织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上的偏好,你可以理解为路径。

英文中,legitimacy是个不错的词,可以翻译为正当性,也可以翻译为合法性。或者合理、正统,等等。所以,梁宁这个发明,我冒昧地翻译成:system legitimacy。

比如说,腾讯内部有一个著名的词,叫“用户体验”。

在任何一种争论中,祭起用户体验这四个字,有很大的赢面(因为很正义^_^)。争议越大——比如一直吵到马化腾那里,或者吵的全公司乃至全天下皆知——站在用户体验这一方的,赢面越大。

系统正义需要员工认同。无法认同的人,会被清洗出组织。

所以马云会说,再优秀业绩再好的员工,价值观不match,就不适合待在阿里。

为什么要强调系统正义这件事?

当你充分认同组织的系统正义后,你会主动做事。

比如说,一个产品某一个细节,不是太照顾用户体验,如果组织以用户体验为重,你会“主动”地进行优化。这和KPI没什么关系。

组织越大,越需要系统正义。因为大型组织的领袖级高层不太会注意到那么细节的地方,于是很难有KPI传导下来。

即便完全从功利角度出发,一个小员工对一个小细节的修补,因为符合系统正义,存在这种可能会被高层注意到,就算没有得到提拔,留下一个“是我们的人”这样的印象,都是好的结果。

如果说KPI聚焦于“事”,系统正义则聚焦于“人”——人的内心。

所以说,优秀的组织都有宗教感,这话大体是不错的。

系统正义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但不完全等于企业文化。

因为光有KPI和系统正义,依然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小团队思维,创新难以为继。

KPI是目标导向的,系统正义是路径依赖的。只有这两个支点,企业也很难算得上一个优秀的企业。

梁宁提供了第三个支点:员工安全感。

有个段子能为这说法做个注解。

据说张小龙因微信大火后,被提拔为腾讯的SVP,照例要参加深圳的总裁办会议。但张小龙不愿意从广州跑到深圳,明言不想参加。马化腾一急,说那我每次都派个车去接你。

这个段子其实说明了一件事:张小龙的安全感超级强。

安全感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足够自信,认为自己能力一流。一个是老板包容,允许员工做点小出格的事。

安全感缺乏的员工,可能会尽力去完成KPI,也会在系统正义的认同下主动做事。但他们不会逾矩,而是在组织既定的轨道上行动。

但安全感强的员工,则会展示出刺头的一面。而组织内部创新,通常由安全感强的员工发起。因为ta不怕犯错。

一个组织,安全感最强的是创始人。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ta并不担心会被踢出局,所以敢于带头做一些可能会失败的创新。而大部分职业经理人本身的安全感不会那么强。恐惧降职减薪甚至失业,是极为正常的心态。

为员工打造安全感——或者说,允许犯错,是一个优秀组织的企业文化中必须具备的因子。

这也和人心有关。

小米极大幅度地调整了组织架构,有一点很明显:为年轻人留出空间。新设立的十条业务线,其负责人一半是80后。整个公司的管理层,也都是80后为主。

但这并没有什么,一个组织大力提拔80后早已不是新闻,提拔90后的也多了去。小米的架构调整,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组织部”这个新设的直接向雷军汇报的部门。

本次调整我们全面强化集团总部职能,加强公司价值观传承和组织建设,提升组织效率和活力,强化公司人才梯队建设,发掘更多年轻人才并给予更多提升的机会。同时,对相关业务进行梳理,让组织结构更合理、团队更有战斗力。

在我看来,面向全员的这封邮件的开头第二段的话,几乎就是为“组织部”设立做铺垫的。

大多数公司都有HR部门,小米的组织部应该有HR的职责,但又不完全等同于HR,因为它注重的是“中高层管理干部的聘用、升迁、培训和考核激励等,以及各个部门的组织结构设计和编制审批。”

也就是说,组织部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干部(管理者)而不是普通员工。

小米管理团队80后当道,这意味着相当多的中层、骨干并非雷军当年旗下老部下老员工。而光有业务能力,光有冲杀能力,雷军显然并不满足。

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梁宁想出来的三个支点,雷军是知道的。我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比起业务来,雷军已更重视人心。因为到底业务是人做出来的。

组织部的任务,除了盯着团队长们的KPI之外,恐怕会更看重他们是否具备认同系统正义以主动做事,同时,为他们打造足够的安全感以刺激创新。

对于小米而言,手机制造与售卖,已属于成熟业务,它不再是推动小米高速增长的助推器。小米需要第二根成长曲线,而这条曲线的漂亮与否,其实很难用KPI去驱动了。

最核心的,是人心。

最后留一个问题。

小米的系统正义,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性价比。也就是雷军所谓的“厚道”。

你觉得呢?

—— 首发 扯氮集 ——

本号不接受商业合作,实在死乞白赖想合作,五十万一篇好不?

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天奇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

为什么说滴滴顺风车应该永久关闭

我上一篇推送,说顺风车应该被永久关闭。

从留言看,有不少争议。

微信群聊天,也有很多朋友认为不至于到这样。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滴滴顺风车上暴露出来的疏漏,是可以整改好的(那就不用关闭),还是不可能整改好的(放着无可弥补的隐患置之不理,总是不对的)。

我的结论是后者。

本文详细分析一下为什么是后者。

从昨日我所引述的虎嗅一文来看,这样的细节值得注意:

滴滴顺风车在5月份空姐遇害事件风头过去之后,又重新悄悄将乘客个人信息,从默认隐藏改成了默认公开,此次命案的嫌疑人也有可能是通过重新公开的个人信息来挑选“下手对象”。

为什么要恢复成默认公开?

这一点和成单有关。也就是说,滴滴在默认隐藏乘客个人信息后,发现成单不高,所以才会又悄悄改回默认公开。

从司机端出发,想看一下乘客个人信息,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诉求。因为到底是顺手带人,对乘客进行挑挑拣拣,人皆有之的心态。

退一步说,司机还怕乘客抢ta不是。

所以,默认公开乘客个人信息是能提高成单率的。这就是滴滴的动机。

但随着成单率的提高,安全隐患也就随之而生了。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

滴滴要么面对成单率急速下降,要么选择个人信息默认公开。而这两点,看来不能同时完成。

虎嗅这篇文章至今,已经创造了十万加,有着足够的影响力,滴滴不可能没看见。而面对这一指控,滴滴没有任何说法,可以视为“默认”。

上了顺风车,乘客应该坐在哪里?

一个对乘客比较安全的选择是:坐在后排。因为司机在车厢里,对后排乘客很难做什么事。

赵姑娘遇害这件事,我总疑心她坐在前排。因为她一开始还能拿手机向亲友用微信的方式求救,但后来手机被关机。中间有可能是嫌凶以某种方式威胁赵姑娘交出手机。坐在后排,被威胁的可能性小。

但对司机比较安全的选择是:乘客坐在前排。同样的,司机也有理由担心乘客对自己不利。

另外还有一种心态是,顺风车是帮忙性质,乘客坐后排,对司机不够尊重和礼貌。这种司机的心态,也属正常。

那么,在顺风车情况下,孤身一人的乘客,到底坐前排还是后排,才是最好的选择?——请注意,这个问题不仅是针对乘客的,也是针对司机的。

不少自媒体已经对本案的时间线进行梳理,一个基本事实是,假定滴滴和警方都积极投入到求助中,乘客赵姑娘也已经遭遇不幸。

王志安王局在今天的一场交流会中提到,我们有两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罪案能告破,但这个诉求是比较低级的比较基础的。更高一级的诉求是:我们希望罪案数量能尽可能降低。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中合理的诉求。

虽然我们知道,不可能完全杜绝,但我们总要尽最大努力,去修补可能有的漏洞。

很不幸,顺风车作为一种模式,天然就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却很难弥补。

当我们发现飞机或者汽车或者其他什么交通运输工具,存在一个致命缺陷,虽然引发事故的概率很低,但我们恐怕也不会视而不见,放任这个工具继续被使用,然后说:这是小概率事件,随便它去吧。

现在有个问题是:如果永久关闭了顺风车,这一大块需求该怎么办。

我首先要说,顺风车不是需求。需求是出行,或者说比较舒适的出行才是需求。顺风车只是满足需求的手段。

我以为,整个针对互联网叫车用车的政策是错的。这个是政府的锅,不是滴滴的锅。

其实政策是严控专车/快车,而对顺风车持放任态度——他们甚至并不把顺风车归入网约车范畴。

而对于网约车所谓本地户口本地牌照,所谓排量要求,都是极为莫名其妙的管制措施。

这种措施下,只会让本可以成为网约车的车辆,成为变相的顺风车,或者索性就是黑车。

放开对所谓网约车那种不当的限制,才会使得供给能增加,才能将车资予以降低。而不是用顺风车的方式,来完成“比较舒适的出行”。

当然,我知道,可能放开限制后的专车/快车,价格比顺风车还是要高。但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当公共交通都是摆设么?

而公共交通不完善,显然就又是政府的锅。

类似滴滴这样的公司,大多只能在所谓手机APP上做一些改良,对司机进入门槛进行一下把关。但这远远不够。

有人提及国外uber的情况: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五分钟到了现场——写作者还特意强调这个时间。

以中国的警力配置(中国每10万人只有120个警察,相比之下,美国有245个,英国有307个,俄国有246个,日本有197个),我很怀疑我们能做到五分钟赶到现场。

应该对进行营运的车辆本身,做一些适合营运的改造,以做事先防范。

这一点,我在昨日的文章已经提及,比如加装防护栏以既保护司机也限制司机,放置破窗锤使得乘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破窗向他人呼救。

这些措施,在顺风车上很难实现,所以也是顺风车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而这种缺陷,显然比今天的出租车、专车/快车大——不用和我提没有互联网时代的出租车是什么样的。这种讨论有刻舟求剑的意味。

我在财新APP上读到一篇援引自海淀法院的办案札记(发布日期为2018年5月14日),文章提及多个顺风车抢劫杀人案。有兴趣的可以找来一读,我相信网上其它地方也有。

今天,在浙江地区要求下线顺风车之后,滴滴宣布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个什么期限。

有媒体称,滴滴在顺风车上一年斩获利润8个亿。倒也不奇怪,因为这个业务,滴滴没有车辆和人员的硬开销,规模越大,利润就越高,这是带有互联网经济特点的。

而滴滴顺风车规模现在做到什么规模了,可以点击这篇来获取相关信息。

另外一点对于滴滴尤为重要。

顺风车可能是滴滴最后一个带有共享经济特点的业务。砍掉这条业务线,滴滴基本上就是一个出租车公司。

所以当有朋友问我,滴滴如果永久取消顺风车,估值会受到多大影响?

我的回答是:大概要砍掉一半吧。

所以,顺风车业务,绝不是什么“一个公益性的拼车平台”——2016年,时任滴滴顺风车总经理的黄洁莉曾这样表示。这是个谎言。

一些延伸阅读:

从Facebook到滴滴出行:平台的黑化,作者方可成。

互联网顺风时代结束,作者胡涵。

还有一本我早些时候推荐过的书:

这本书对共享经济扒皮扒得非常狠,我基本上也是受此书影响,对共享经济的态度有所改变的。

最后我还想发表一个观点:

我以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程维保持沉默都是不对的。尤其是前两天他的一个专访刚刚被推出,虽然这种专访也是早些时候都开始做的,但公众——甚至是你滴滴自家的员工——看到的是,高光时刻你来了,至暗时刻你倒溜了。

有没有一点担当?

—— 首发 扯氮集 ——

本号不接受商业合作,实在死乞白赖想合作,五十万一篇好不?

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天奇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