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教育里,儒家都是“道貌岸然”的,而孟子,就越发显得中规中矩了。这位亚圣,就是一副摆起面孔训诫人的模样,这一点,似乎比孔圣人还甚。
感谢熊逸,为我们展示了孟子的真实一面: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和庄子是一样的诙谐。是的,在春秋战国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被后世称为“子”的人,都是极其有个性,也极其有信仰的人。他们也曾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庙里吃冷猪肉的泥雕。至于成为泥雕,那是后世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做的事,和这些子们无关。
与孔圣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孟子》是被公开删节过的。书中关于民本的思想,惹怒了一心要集无上之权威的朱元璋的恼火。不过,有一点朱元璋——包括我们这些后人——所不明白的是,先人不仅仅没有忠君的思想,恐怕爱国都是谈不上的。
先人的国,和我们今天所谓的国,是完全两个概念。儒家的“修齐治平”,只有最后的“平天下”的天下,才略略和我们嘴巴里的“国”是一个概念范畴。春秋时代,很有点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意思的。诸侯们就是企业老板。对企业老板谈什么忠君呢?合则与之谋,不合则“另投明主”。既然我们今人对白领们的反复跳槽不以为意的话,春秋时代的忠君概念的淡泊,就属于可理解的范畴了。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后世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完全是两码子事。君要有君的样子,臣才会有臣的样子。所以,孟子说:
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
到底这句话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拍案而起:这老家伙活到现在,就一定要砍头。
先人们是有政府概念的,但他们没有国家概念。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的确对国家满不在乎。我甚至想,他们应该是最早一批意识到政府和天下不是一回事的人:爱国和爱政府,乃至和爱政府的领袖,是毫无关系的。在他们的视野里,天下的确是有统治者的,但这个统治者(也就是周天子),某种程度上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仿若西方教义中的上帝。尊敬他就够了(尊王)。而真正的治理,那还是政府的事(诸侯)。而对于政府的态度,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了。
于是,孔子在《春秋》里开篇就写道:
春王正月。
无数后世的经学家在那里深究“王”字的微言大义。而我却以为,王者,不过是孔子的信仰罢了。我不是儒学家,但我愿意相信,孔子嘴里的王,和他的王道,其实是一回事。
孔孟都是在力劝诸侯们行王道的,而不是去劝周天子。这就好比今天的人去劝统治者信上帝,而又见过哪个人会去劝上帝行上帝之事呢?
熊逸写下了这两本孟子:《梁惠王章句》和《公孙丑章句》,看上去他还打算写《腾文公章句》(也就是第三本了)。我估计这两本是熊逸的早期作品(应该比他的《春秋大义》来得早)。书中部分段落是有些为诙谐而诙谐的意思的。但总体上,算是个小小的瑕疵吧。
值得一读的书,至少,会让你知道,儒家,并非是我们所被灌输的儒家。
而至于今天的国学复盛,孔孟大兴,笑笑吧,那不是真正的儒家,或者,国学。专门研究印度文化的季羡林被奉为国学大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我没有丝毫轻视和不敬季羡林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