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教育里，儒家都是“道貌岸然”的，而孟子，就越发显得中规中矩了。这位亚圣，就是一副摆起面孔训诫人的模样，这一点，似乎比孔圣人还甚。
感谢熊逸，为我们展示了孟子的真实一面：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和庄子是一样的诙谐。是的，在春秋战国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被后世称为“子”的人，都是极其有个性，也极其有信仰的人。他们也曾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庙里吃冷猪肉的泥雕。至于成为泥雕，那是后世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做的事，和这些子们无关。
与孔圣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孟子》是被公开删节过的。书中关于民本的思想，惹怒了一心要集无上之权威的朱元璋的恼火。不过，有一点朱元璋——包括我们这些后人——所不明白的是，先人不仅仅没有忠君的思想，恐怕爱国都是谈不上的。
先人的国，和我们今天所谓的国，是完全两个概念。儒家的“修齐治平”，只有最后的“平天下”的天下，才略略和我们嘴巴里的“国”是一个概念范畴。春秋时代，很有点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意思的。诸侯们就是企业老板。对企业老板谈什么忠君呢？合则与之谋，不合则“另投明主”。既然我们今人对白领们的反复跳槽不以为意的话，春秋时代的忠君概念的淡泊，就属于可理解的范畴了。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后世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完全是两码子事。君要有君的样子，臣才会有臣的样子。所以，孟子说：
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
到底这句话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拍案而起：这老家伙活到现在，就一定要砍头。
先人们是有政府概念的，但他们没有国家概念。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的确对国家满不在乎。我甚至想，他们应该是最早一批意识到政府和天下不是一回事的人：爱国和爱政府，乃至和爱政府的领袖，是毫无关系的。在他们的视野里，天下的确是有统治者的，但这个统治者（也就是周天子），某种程度上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仿若西方教义中的上帝。尊敬他就够了（尊王）。而真正的治理，那还是政府的事（诸侯）。而对于政府的态度，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了。
于是，孔子在《春秋》里开篇就写道：
春王正月。
无数后世的经学家在那里深究“王”字的微言大义。而我却以为，王者，不过是孔子的信仰罢了。我不是儒学家，但我愿意相信，孔子嘴里的王，和他的王道，其实是一回事。
孔孟都是在力劝诸侯们行王道的，而不是去劝周天子。这就好比今天的人去劝统治者信上帝，而又见过哪个人会去劝上帝行上帝之事呢？
熊逸写下了这两本孟子：《梁惠王章句》和《公孙丑章句》，看上去他还打算写《腾文公章句》（也就是第三本了）。我估计这两本是熊逸的早期作品（应该比他的《春秋大义》来得早）。书中部分段落是有些为诙谐而诙谐的意思的。但总体上，算是个小小的瑕疵吧。
值得一读的书，至少，会让你知道，儒家，并非是我们所被灌输的儒家。
而至于今天的国学复盛，孔孟大兴，笑笑吧，那不是真正的儒家，或者，国学。专门研究印度文化的季羡林被奉为国学大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我没有丝毫轻视和不敬季羡林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