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

本文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是连载式专栏“后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 之二十六。编辑改名为“远离集体”,我觉得不是很恰当——看来,我以后得重视起标题这档子事。

在大量的类似政治学的研究中,都提到了现代民主是怎么诞生的,有两个要素很重要,其一为个人主义,其二为隐私。个人主义将“君权神授”这种观点转变为权力来自于每个人,而隐私,则将政府能行为的公共领域受到了限制。当个人主义和隐私这两种观念成为人的意识之后,现代民主,就水到渠成了(我的这个专栏是谈论媒体问题,所以对于最后一段而言,我承认,语焉不详,故而这里再做个说明)。

再顺便说一下关于这个严老板的提案,这就是典型的要扩大政府公权力的提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现代民主”上的努力,还需要时日。权贵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金权和政权以及神权是结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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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会上某严姓政协委员关于“关闭社会网吧,政府办公共网吧”的提案,将“网吧”这个名词再一次推上了媒体的议程设置中。我无意对这个提案评头论足,倒是忽然唤起了我对网吧这个事实上存在但在媒体上已经很久不曾露面的事物的兴趣。

中国人上网的三大地点,按照比例排序分别是家庭、网吧和单位(办公场所)。最后一个上网地点——单位——基本上网络是用于工作的(即使是偷菜,也不太可能连偷好几个小时的菜)。家庭上网应该是工作娱乐两不误的,而至于网吧,主要是娱乐为主。很难想象网吧会成为商用或者写文章的主要场所。

迄今为止,CNNIC已经连续做了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最早一次涉及到网吧的报告是第三次,即1999年1月发布的,当时的数字是:3%。此后,网吧使用率开始上升,趋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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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注意,第一个时间点是2005年7月出具的网吧使用率:25.3%,这是首次网吧使用率超过学校排名第三。第二个时间点是2007年7月,网吧使用率37.2%,超过工作场所排名第二。而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网游产业的大致走向是:2002年由盛大传奇发端标志着中国网游产业进入兴盛,05年4月《魔兽世界》进入中国,07年是最多网游公司上市的年份(当年有4家)。

网吧的主要作用显然是用于娱乐的,而这一条从01年开始的逐步上升的曲线,侧面反应的是,中国互联网的娱乐化应用不断深化。到了09年1月份,达到史上最高点:42.4%(这个数字说明,中国网民有一半至少去过网吧)。之后,拐点出现了。

拐点出现的原因是家庭上网与日俱增,从09年1月起,到最近的第25次调查,连续四次的数字分别是:74.1%、78.4%、80.2%、83.2%。而在第25次调查中,主要上网地点为家中的网民更高达了97%。很显然,互联网,已经完整地渗透到一个有上网习惯的人的生活中,而不是作为某种带有特殊符号的活动。

网吧是具有一种特殊行为性质的符号。在大多数人的行为中,“去网吧”就像“去商店购物”或“去电影院看电影”一样,是一种社会化的仪式。在通常的人际对话中,当张三问李四“昨儿你在干嘛?”,李四会回答“我去网吧了”(如果他去网吧的话)或者“我就在家哪都没去”(如果他在家上了一会儿网很有可能做如此回答)。一个将上网地点主要放在家里的人,上网对TA而言,在意识中,上网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远超过上网是一个需要特殊标记的行为。

网吧作为上网地点的使用率下降,和上网费用以及电脑价格的下降有关,但它的结果是,侧面反映出互联网家庭化个人化的一个现实,而不再是一种社交活动(现实生活中的)。

网络使用家庭化个人化,当然并不意味着就告别娱乐化,但有一个趋势也是明显的,就是工具化。为了查一下“靐”这个字到底是怎么念的,很难想象会特地去跑一趟网吧,但在家中,上网查一下不是什么费力气的活。而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的强大性,远远超过了我们文明史上的任何一次发明,我们对它的依赖便会象滚雪球般得越来越大,最终让它成为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和娱乐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段会选择不同的娱乐。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娱乐没什么不可抛弃的,但工具,依赖度远远高于娱乐品。

网络的家庭化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一起坐在电脑前”,正相反,在家庭中,电视机是可以共乐的,而电脑则是相当私人化的东西。我所指的家庭化,仅仅是指在家庭中使用。这种使用是极其私人的。正如印刷技术推动书籍大量产生使得读书成为一种私人活动一样,上网也会如此。而大范围的读书普及催生了个人主义,有理由相信,上网同样会催生类似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

大量的上网活动之后,势必关注自己的隐私问题。这两年,一方面家庭上网的使用率上升,另外一方面电子商务也如火如荼。我们不能说家庭上网是因为大家要在网上买卖东西造成的,但我们可以说,电子商务的发达加强了人们对隐私的关注,从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弃网吧作为主要上网地点。另外一种需要关注隐私的场合是:在网上与他人进行互动。互动就要求参与者注册帐号,填写密码。当“互联网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的时代过去之后,今天对隐私的重视,成为了有互联网以来最受关注的时刻。

而个人主义和隐私两者加起来,就是一种对集体生活的疏离。相对于中国长达数千年的集体生活,这种疏离,将会对这个社会的进程,起到一种很难察觉但却是无比深远的影响。

新媒体与伪民主

这篇日志的写作冲动来源于kirr的日志:精英推荐模式和民主型网络。那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讨论民主问题,但是,那篇日志关于民主的部分,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很多人认为,新媒体的到来,就意味着用户(受众)掌握了阅读这个不阅读那个的权利。大众不再是由“被某些力量操控的”媒体喂养的了,大众本身,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于是乎,大众获得了解放,民主,被大大促进。

在讨论新媒体是否能促进民主之前,我们必须审慎地来分析究竟什么是民主。当然,你我都有平等的说话权利,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件。但是,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大众,应该具有一些共识。没有共识的社会,是分崩离析的社会,根本谈不上民主。

大众如何达成共识?是躲在电脑前面用rss进行blog的阅读吗?不是。大众对于社会的体验,“偶遇”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比如说,我在看一张报纸,我的兴趣是阅读IT信息,但我“偶遇”了一条讲述重庆钉子户的信息(对不起,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在起初,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主动想知道重庆钉子户的信息)。于是我介入了进去,参与了讨论。这就是“偶遇”的力量。如果我对重庆钉子户毫不感兴趣,我可以离开。康德对自由的定义并非是我想做什么。而是如果我不想做什么,我就可以不做什么。

当阅读什么的权利完全交到受众的手中时(也就是排除偶遇),那么,将形成小团队思维。道理很简单:单个受众会拒绝他不认同的信息。小团队思维是非常危险的,这不是通向民主的桥梁,而是通向原教旨主义的必经之路。Miller在《组织传播学》中提到小团队思维的缺陷,具体在第160页,这里不再展开。小团队思维会导致群体极化,即团队成员(不一定是有组织的团队)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互动中,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便是激进的原教旨主义。

一旦形成各个小团队思维,那么言论市场将被割裂。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当这个要件被去除后,民主,便是伪民主。台湾,是最好的例子。

新媒体会促进民主这个观点另外一个错误是,它将民主(政治主权)和消费(消费者主权)弄混了。选票就是选票,金钱不是选票。一家广受欢迎的报纸未必是民主的有力支持者。我前面说过,民主的一大要件是:你我平等的说话。换句话说:以理服人。而消费者主权不是以理服人的。消费者主权是一种彻头彻脑的权利,我可以不花这个钱。而政治主权,某种意义上,它更是一种义务。当公民放弃这个权利,或者说,不履行这种义务时,社会也不再是民主社会。比如,我从来不认为,美国是什么民主社会。

新媒体的确是有作用的,但高调地赞美它,或者激烈地抨击它,都为时过早。它有它的弱点。至少,一味鼓吹“受众掌握了阅读什么的权利”对于意识形态上的积极作用,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