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解构与结构:读《恶搞》

恶搞因“红十字会事件”而成为网络名人的郭美美,最近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了一段无论是文法还是词法都破绽百出的中式英语。这引发了网友的围观,好事者还把这段英语翻译成中文。没过多少时间,微博上掀起了各种翻译郭美美微博的狂潮,仅仅一个晚上,就冒出了包括诗经版、唐诗宋词版乃至元曲版的数十种翻译方法,郭美美那条微博被转发20万次以上。如果要说那天晚上是微博用户的一场小小的狂欢,我倒以为殊无夸张之处。

我昔日的一位同学对这个现象表示了不满。她这样写道:“我只是觉得,深深的难过。尤其当女人们也加入进来,一起调笑男人们对一个女性的语言性攻击,这‘被伤害感’蔓延到我身上来了。”——这段话里已经将女性置入,颇有一丝女权的色彩了。

但郭美美这条微博的事,其实和性别——在我看来——关系非常之弱。郭美美三个字其实代表着一份对红十字会的不满和疑云。红十字会官方微博至今还保持这样一个记录:被呸最多的微博(号称10万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不满和疑云,并没有被消解掉。舆论场上所看到的似乎人们不再关注此事,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遗忘了这件事。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翻卷出来。

这起小小的翻译事件,倒是和“恶搞”非常有关联,或者这么说,这是典型的恶搞。读一读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曾一果副教授的《恶搞:反叛与颠覆》,相信对这类恶搞会有更好的理解。

一个文本(包括文字、图片乃至视频)一旦存在于网络上,它就是一个开放性文本,因为网络赋予了大众书写的权利,从而使得恶搞和互联网几乎是同时诞生并一起成长的。开放性文本,在费斯克的笔下,就是所谓“生产者式文本”。曾一果这样写道:

(它)是一种自由、松散型的文本,受众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和介入到这些大众文本中去,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重新拼贴、组合,创造出无数新的大众文本,大众不断参与、介入,深入到这些文本内部,任意肢解文本,也可以将文本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不断生产出新的意义来。

当我们把这段文字投射到郭美美中式英语被恶搞翻译之上,就会发现是多么的契合和富有解释性。在互联网上,任何一段文本都有被解构恶搞的可能——试想一下小胖头像恶搞,连这么一张平常的照片都可以被恶搞成互联网上的知名事件——如果被恶搞对象本身足够知名、足够具有象征性,那么在短期内引发恶搞狂潮,真的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毕竟,中国到今天,已经拥有了愈5亿网民。

整体而言,中国网络人口的年龄层相对于整个中国人口是年轻的,30岁以下网民占据了一半。年轻人对恶搞之类的事的热衷丝毫不奇怪,于是在网络上随处皆可见到恶搞。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又为恶搞推波助澜。在互联网上,亚文化几乎成了主流文化,便是这样的原因。

问题在于,作为互联网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恶搞,我们该如何评价它的意义。在费斯克笔下不乏赞颂的大众文化中,同样有着“粗俗文化”、“消费文化”的阴暗面。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阴暗面并非是虚妄的。

比如说,所谓网络营销策划,就带有为商业目的故意恶搞的痕迹,这一点,一些知名的网络营销策划人士也不否认,甚至出于招揽生意的目的冒认。微博上知名的“杜甫很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恶搞,但它带有炒作目的。新浪微博运营人员在一个网上自承是他们策划出来的事件,而策划这种事件的目的很清楚:保持微博的热度。

恶搞文化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而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消费社会。曾氏说,“在今天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大部分恶搞文化不可避免地贴上了商业标签,是消费时代的一种商业文化”。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但再往下一步,这样的商业文化又是好是坏呢?曾教授很谨慎地并没有下这个判断。

我愿意大胆地往前一步。我注意到,今天大众的媒介素养事实上已经很高了,特别是一批拥有较多听众的意见领袖们,他们并不会很轻易地被一个营销策划所“欺骗”而参与到恶搞中。事实上,商业策划的恶搞案所需要的技巧越来越高,以至于新浪微博搞运营策划直至今日,也就是一个“杜甫很忙”值得一书。网众(这个概念来自于北师的何威老师,指的是社交网络节点上频繁活动的网络用户)喜欢恶搞,但未必会很轻易地就被卷入到商业目的的恶搞中。

一个例子是很好的注解,那就是恶搞过《无极》的胡戈。当年一部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席卷整个中文网络,胡戈由此也一夜成名。但是,当胡戈后续一些所谓恶搞片植入了商业元素后,这些片子就再也达不到《馒头》的知名高度。今天还有几个人能记得胡戈后来的那部《大杀器》呢?

恶搞文化的另外一个走向是粗俗化,越粗俗越容易吸引注意力,凤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但问题在于,对粗俗的围观并不等于人们会认同这个粗俗。有人在街上裸奔引起人们停留观看评头论足,并不等于人们都会去裸奔。从凤姐的后续境遇来看,主流价值观至今尚未接受这种粗俗。

大多数成功的恶搞,都是非策划性质的,也缺少有组织的预谋,这一点倒非常像法兰克福代表人物之一本雅明笔下的“灵光”,虽然他的名著的标题是《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这些恶搞当然不能和本雅明的艺术相提并论,但它闪烁出来的人类的智慧,却足可媲美。而这种智慧,恰恰是对某些现实的“反叛与颠覆”。

最后要提及一下的是,《恶搞》这本书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面向的领域都是新媒体上的亚文化。对互联网亚文化有兴趣的人,都或可觅来一观。

—— 刊发于《网络传播》杂志 ——

山寨的精神

《21世纪经济报道》连载式专栏“后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的第十篇。

——————————— 正文的分割线 ——————————————

高考刚刚结束,时下已经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恶搞高考作文,比如收集所谓的零分作文(也不知是真是假),或者重新杜撰。这一恶搞现象甚至得到了平面媒体的注意,最近上海的两家晚报都纷纷做了报道。

在三大网络中,广电网领域中是很少出现恶搞的,这和它的一对多传播模式有关。这个一,是由经过考核的组织所把控的,比如电视台或者电台,在这些由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内容制造团队(或者叫集成团队)为把关人的渠道中,当然很少能看到恶搞现象。最大的恶搞也不过是将一些以恶搞出名的电视剧(例如大话西游)拿来播放一下。而至于另外一端的多,则是一群基本上不能发布内容的纯受众而已(基于广电网上的互联网在下文中会提及)。

电信网中的恶搞就相当频繁了,因为电信网主体完成的是一对一的传播模式,传播的两头,基本以大众为主。特别是在移动运营中,恶搞性质的短信是今天的大众们每天都能碰到的。甚至据说有专门的短信写手来提供内容,并获取稿酬。

而互联网——无论是基于电信网的,还是基于广电网的——在早期,也甚少有恶搞现象的出现,因为当时的互联网也是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专业的(无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内容网站面对基本以接收信息为主的网民。这个早期的互联网是挺吊诡的:互联网的初衷并非是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而是分散节点以确保不存在一个中心给敌人以攻击的目标。

以UGC(用户创造内容)为核心的web2.0概念兴起后,那些原来只泡泡BBS和从来不泡BBS的网民们,忽然就发现,互联网变成“可写的”了:blog就是最典型的一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杂志社编辑,依靠blog,一夜之间成为了天下闻名的“木子美”。随后,一批木子美风格的女性写手出现了,她们挑战主流的价值观、道德观和隐私观,在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的口号的掩护下,真正上演了一出“众生喧哗”。

恶搞的演变,最后就变成了“山寨”,比如美国出来一个facebook.com网站,热得不行,于是国内纷纷拷贝,被称为山寨版facebook。事实上,早年中国互联网对美国网站的拷贝还不是那么得一哄而上,而今天,借助技术的力量,看看国内有多少家网站在模仿时下最时髦的微博网站twitter.com?

有人认为,山寨的精神其实是一种创新的精神,这话谈不上大错。“群众力量是无穷的”,老土归老土,还是至理。但是,这种创新的精神必须有一个可以发挥的土壤,不然,也就纯粹是纸上谈兵罢了。

什么土壤?

生产工具下放。

在广东,其实只需要几个人,稍许掌握点手机的技术知识,就可以立刻成立一家手机制造公司,当然,大量制造的是所谓的“山寨”手机。因为当地已经具备了这个土壤:手机组件一应俱全,而且已经相当产业化。在这样一个生产工具下移的土壤中,做一名手机制造商,当然是轻而易举的。

在媒体中,同样。无论是内容制造,还是平台打造,都已经不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知识。大量可以由用户产生内容的平台出现,大量可以直接生成这些平台的开放源代码程序的出现,使得今天无需多么庞大多么专业的一支队伍,就立刻可以建起一个网站,甚至是网站集群。

人类从一开始的自给自足到后来的分工生产,所谓掌握生产工具的就是有产者的这一说法,在今天,无产有产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了。

既然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内容制造者——只要TA愿意——那么,各种各样的对内容的解读后再生成的内容的出现就毫不奇怪了。坊间流传的便成了恶搞,风靡南北的,便是山寨,而如果持续力够强的,便登堂入室,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流,再等着下一波对它的再生产。如是循环,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生产的“百家齐鸣,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