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媒介环境学

我一直有个观点，在学术界，一个人的学术声望是由ta的学生决定的。比如说，孔子的思想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孔子自己努力去锻造，还不如说是他的孔门诸贤的功劳。而放在媒介环境学里，麦克卢汉在学术界的如日中天，则是由波斯曼（Postman，又译波兹曼）打造的。

我前面已经大致提到了波斯曼是如何得鼎鼎大名，说他一手开创了媒介环境学这个流派是没有错的。如果说，传播学集大成者是拉斯韦尔的话，传播学中的媒介环境学的集大成者就是尼尔波斯曼。是他紧紧抓住了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乱麻一团的词语。一方面可以说，他45年的学术生涯雄辩地说明了他自己作为作家、教师、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才干，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说，他把自己毕生的学术精力用来使麦克卢汉的探索合法化，给这些探索提供坚实的基础，澄清并延伸麦克卢汉的探索。

首先是一名教育家其次是一名传播学学者的波斯曼一生著作25本，其中独著13本，合著10本，合编2本（波斯曼拒绝使用电脑写作，故而全部是打字机打的）。本文是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中文本44页，超过了第一章绪论的42页），主旨就是简要分析他的著作，并梳理他的关键理念。

<第八章 尼尔波斯曼与媒介环境学的兴起> 作者：托马斯 金卡雷利（Thomas F. Gencarelli）

波斯曼出身于一个英语教师，他的第一本书是为美国英语教师学会电视研究委员会负责的一个项目所撰写的《电视和英语教学》。这本书研究了如何通过电视来向学生进行英语教育，因为1961年电视在美国风头正盛。这本书促使波斯曼对媒介产生了重大的兴趣，并且，某种意义上，他之后的学术道路和这本书的主旨背道而驰。

随后问世的《语言学：教学革命》（1966年）几乎是对《电视和英语教学》的反动。后者试图把电视融入英语教学，而这本书显然是要倒退一步：重点是教学用的首要媒介，以口语、书面和印刷形式表现的口语。这本书波斯曼首次回答他之后不断回头论述的问题：语言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再现现实——用科日布斯基的话来说，语言如何并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去给现实“绘制地图”？与此同时，语言作为现实和经验的中介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脱离现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斯曼作为一个传播学学者，他所谓的媒介，并非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指的大众媒介。事实上，他认为，媒介就是技术——语言，也是一种技术）

波斯曼第一次将媒介环境作为核心来论述的一本书是《美国的语言：关于语义环境退化的报告》。在这本由22篇论文汇集而成的论文集中，波斯曼在序言里略带霸气地提醒大众：人借助并通过语言给他赖以生存的现实编码，同样明显的是，语言是人得天独厚的生存工具，而且是任何层次上的工具——但有一个条件，他要知道语言是自己的工具，他要时常核查语言产生的后果。

波斯曼认为，语言并不是和环境明显区别、与环境分离的东西，而是环境的一部分，正如人是环境的一部分一样。语言凭借其本质就构成或创造了环境。我们和自己创造的世界共存，利用语言去创造世界。正如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一样，我们试图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塑造这个世界，并又在各方面受这个人造环境的影响。

确立波斯曼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教育理论家身份的书是《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1969），这本书洛阳纸贵，风靡全国（40年过去了，这本书今天在Amazon上依然保持第25155的销售排行）。从这本书开始，波斯曼经常引用麦克卢汉的思想和警语，它强调并证明了，不仅语言研究而且一切媒介研究要成为新教育里至关重要的教育（说实话，就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无处不媒介的世界，大学本科关于媒介素养的课程居然不是通识课，让我极度费解）。

《软性的革命：以学生为主动力的教育改革提案》几乎可以认为是波斯曼向麦克卢汉的致敬之作，这本书编排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按摩》很类似：没有目录、索引、参考文献，使用不同型号字体和大量配图以及卡通图片，有时候一页就是一章等。就在这样一本看上去很风趣的书里，波斯曼正式引入了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以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它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其中包含的“生态”（注：英文中media ecology的ecology的译法是生态）一词指的是环境研究——研究环境的结果、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环境构成我们耳闻目睹的事物的结构。

然后波斯曼大致勾勒了这个学科的四个问题：媒介史、媒介素养和创造性、媒介研究、媒介视角和媒介批评。

波斯曼有写三部曲的习惯，《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针对教育工作者，《软性的革命》以学生为对象，而加上这本《教材：抱怨解读》就成了三部曲：论述当时的学校改革运动。波斯曼指出，面对电子革命的挑战，读写文化眼看就要走下坡路，印刷品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重要性远不如过去了。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他独自完成的书是《疯话 蠢话：我们如何败于自己说话的方式 我们又该怎么办》。这是一本波斯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书。所谓蠢话，就是打败合法的目的，比如明明只是寒暄（你吃了吗？）却喋喋不休刚才吃的东西，而疯话就是反映坏的目的（比如公开造谣）。语义环境是疯话和蠢话会产生的环境，标准是：说话的目的、对话者的目的、说话的内容。

之后，波斯曼开始全面转向媒介环境学。在《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中，波斯曼提出了类似“环境保护”的主张：保持教育的生态平衡（即他著名的恒温器观点）。教育必须要对前瞻性的时代做出保守的回应，如果情况相反，教育就应该做出革命的回应。他认为，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但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我们必须要理解媒介的需要，以及一个时代首要媒介的偏向。在这里，我意识到，波斯曼反对麦克卢汉而形成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他出身教育家是一脉相通的。麦克卢汉只是要求探索事物，而波斯曼则试图去解决问题。

接下来这本在中国读者中比较有名的书《童年的消逝：家庭生活的社会史》是因为它有中文版了。波斯曼认为，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将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分界线抹掉了，同时被抹掉的还有童年的现代观念和经验。他担心当代电子媒介文化及其后果对童年的影响。童年之所以必不可少，那是因为它继承了代代相传的文化模式，每一代人都要成长起来到成人世界里去栖身，目的是发扬文明的遗产，发扬印刷文化的文明成果。

波斯曼最负声名的书就是《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这本书我认为影响到了很多人。他写道，电子技术的庞大阵容催生了一个躲躲猫的世界（把脸一隐一现逗小孩的美国游戏），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会儿发生那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昙花一现，刹那消失。这个世界没有多少整体性，也没有什么意义。它不要求我们做什么，实际上也不允许我们做什么。它就像小孩子的躲躲猫游戏，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但就像躲躲猫一样，它又是没完没了给人愉悦的世界。他开篇提到了《美丽新世界》和《1984》，并提醒我们，也许，我们不会受到类似赫胥黎或奥威尔笔下的他人的控制，但我们最终被控制的原因却是我们自己。

《认真的反对：给语言、技术和教育找麻烦》带有一定的商业目的，因为《娱乐至死》太红了。这本书收集了18篇文章，其中2篇就是《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的概要。不过，这本书里还是有些新东西的。波斯曼在里面提到了“社会科学不是科学”的论调（我这里要注一下，科学两个字，基于自从五四以来的种种原因，在中文语境里已经成了真理的指代名词，但其实它不是。它只是一种探寻真理的方法之一罢了）。他认为社会科学就是讲故事。作为媒介环境学家而言，就是告诉人们媒介环境如何创造语境，这样的语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或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如何使我们的境遇更好或更坏，如何使得我们更聪明或更迟钝，使我们更自由或更加受奴役。

正如前所述，波斯曼“保护环境”的方法是“获取平衡”，《如何看待电视新闻》就是一本他和广播电视专业人士联手写的维持平衡的书。他们的目的是平衡一位媒介批评人士和一位专业人士各自令人生疑的偏向，提供双方的长处和知识，充分揭示电视新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应该引进作为本科教材使用，并且是通识课教材，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所谓“我从来不看电视”只是一种标榜而已。

波斯曼一直很喜欢麦克卢汉的一个比方：技术对媒介的关系就是大脑对精神的关系，他也深受艾吕尔的影响：由于我们太依赖技术，由于我们几乎以宗教那样的虔诚崇拜机器，我们反而受到机器的控制，结果我们自己就变得类似机器了。于是他写下了《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这本书我个人过去写过一篇蛮长的书评，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是想说，今天我看到一条这样的新闻后，我在微博上写道：一股寒意从内心深处升起了。

《教育的终结》是波斯曼向一名教育批评者的回归，它的基本主题是：美国教育对不起年轻人，没有给年轻人激动人心的、宏大的叙事，不能够让年轻人理解生活的意义。娱乐和狂热的排遣不过是徒劳无益的尝试，它们并不能填补年轻人生命中那个生存的漏洞。教育已经成为谋求薪酬好的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已（考虑到他说过教育是对思想威力的信仰，我能感受到他的痛心疾首），而且他也痛斥技术训练尤其电脑训练是教育体制压倒一切的责任。他提出了十条原理，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第一条：一切技术变革都是浮士德式的交易。

最后一本书《修建通向18世纪的桥梁：历史如何帮助改进未来》是波斯曼最激进的一本书。他认为启蒙时代留下的遗产、文学和思想，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和开垦——这一点上，我深以为然。我甚至比他更激进的是，我们不需要再去搞什么理论创新和技术发明了，因为我们对我们宝贵的遗产都消化得不够。相对于更多的开拓而言，回顾、梳理、再发现这些工作显得更为重要一些——波斯曼这种保守思想的确是相当激进的。

波斯曼的媒介环境学围绕着四大主题：教育与媒介教育、从媒介的角度看语言、作为文化的媒介与技术、文化的保存与文化保守主义。他偏爱印刷文化，认为印刷媒介是其它一切媒介衡量、比较和对照的标准。但他这种偏爱是建立在谋求平衡的基础上的。的确，我们当代这个文明，印刷文化已经边缘化了。

最后我附上一首曲子，曲子的演唱者Roger Waters是Pink Floyd乐队的领唱和主要写歌手。Pink Floyd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摇滚乐队之一（迷幻摇滚）。Roger Waters一度放弃了正在录制的唱片，但在一次跨越大西洋的飞行中阅读了《娱乐至死》之后，92年发布了新的唱片，名称就是《娱乐至死》。歌词可点击这里（音乐播放器可能在rss浏览器里看不到，需要听这个曲子的rss读者请上站访问）。

逝世于2003年的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是这个学派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从学术脉络上讲，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再接下来就是波斯曼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对于学科的思想和理念贡献巨大，但波斯曼在组织领导上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设立了媒介环境学学科研究生学位点（纽约大学），将这门学科开枝散叶。另外，他对于这个学科的发扬光大也起了几乎决定性的作用。林文刚在上篇论文中提到，“在一定程度上，《娱乐至死》的成功成了一个载体，推动媒介环境学闯入传播学的领地，至少使它一步走进了北美主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

让我们来看看他著名的三部曲在亚马逊网站上排名。《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销售排行第1840位；《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中译本童年的消逝）销售排行第50864位，《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中译本技术垄断）销售排行第9076位，影响力可见一斑。

本章节，是这本书中最短的一篇论文，是波斯曼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上做的主题报告。虽然短，但值得每个字每个字地推敲去读。波斯曼的这个报告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简要地学理性地介绍媒介环境学，另外一个部分则是重点，就是人文关怀。事实上，波斯曼曾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道理就在这里。因为麦克卢汉曾用贝尼特的诗句“不要说，它赐福于人，或应该诅咒。你只需说：它在这里”来提醒波斯曼秉持道德中性。但很显然，波斯曼并不持这样的态度。（不过我个人还是倾向于麦克卢汉没有立场的立场）

<第二章 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

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换句话说，媒介能够使文化里的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形态。作者使用了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媒介（media）放在生态（ecology）之前，表明研究者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而且还想说，媒介与人互动的方式给文化赋予特性。这样的互动有助于文化的象征性平衡（这里我感觉到了社会学中系统论的影子）。

作者认为，我们生活在两种环境中。一种是自然环境，另外一种就是媒介环境（media environment 请注意英文中用语的不同）。学术单位应该建立在后者之上：媒介环境如何使我们生活得更好或更糟。麦克卢汉的理解是人们使用媒介有助于感官的平衡就是好媒介（还记得他著名的且饱受争议的冷热媒介之分么），而伊尼斯则认为能促进时空观念的平衡的媒介就是好媒介（我认为可参考他的名著帝国与传播）

而至于作者的道德关怀，他提出了这样四个问题：

其一、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呢？

理性思维是人类最伟大的天赋之一，作者坚持认为，文字或印刷术是促进理性思维的，而电视则反之（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里都有很激烈的批判）。我们继承发扬的大多数人性关怀的理念都是在18世纪形成的，甚至包括“进步”和“幸福”这些观念——对于这一点，我倒是有些不同看法。印刷术并不会导致“现实”更理性，只是出现了可量化生产的媒介而产生的媒介环境让人们认为这个“翻版的现实”有更多理性罢了。

其二、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呢？

印刷术是民主兴起的关键因素之一，部分原因是它瓦解口语传播且非常强调个性（抱着书本看书是很个人化的事情）。不过，印刷术也同样会使人远离社区，走向自我中心。这倒是我们新媒体时代所面临的状况：社会粘合力的感觉和个性化的感觉如何保持一种平衡？作者顺便还调侃了一本名为《电子共和国》（Electronic Republic）的书，不过，我不知道波斯曼是否知道另外一本有点类似书名的书《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该书作者Sunstein对那种自我中心化的新媒体时代倒是深表忧虑，远没有《电子共和国》作者Grossman那么乐观。

其三 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

关于这个命题，作者在他的《技术垄断》中着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这个世界很多问题并不是信息不足造成的：街道上犯罪猖狂，很多孩子吃不饱，妇孺受虐待，等等。他认为，信息速度、容量和多样性成为干扰，造成了道德赤字。

最后一个问题，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我们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

卢梭曾经讥讽所谓的文明进步，断言这样的进步导致物质主义和无神论，他认为这两样东西贬低了人的精神。波斯曼这样说（这段话让人深思，请允许我加粗显示）：

毕竟，20世纪取得的技术进步超过了过去千百年加起来的进步，这是谁也不会争辩的事实。那么，20世纪被屠杀的人超过了过去千百年加起来的人数，受害者还包括在战争中或在其他场合下被残害的1000万儿童——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20世纪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有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们使人的精神堕落，使人不得不千方百计逃亡，这又该做何解释呢？在如日中天的技术创新背后，是否隐藏着阴暗而凶恶的东西，并且使我们天使的一面笼罩在可怕的阴影之中呢？

至少，我认为，技术的进步，使得陈胜吴广不再成为可能。技术，永远是偏向既得利益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