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浩荡两千年

浩荡两千年著名的商业史作家吴晓波,在继三十年、一百年之后,又出了这本两千年。看书名,两千年,一个极长的时间跨度,似乎应该比前两套书来得更为厚重。但事实上,这本两千年是三种书中最薄的一本:只有一册,而非上下两册。

作者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轻商”所造成的史料不足。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解释,我也不是治史之人,拍拍脑袋推断,估计吴氏说的大概不假。太史公作史记,商人也不过就是“货殖列传”这一小部分。

吴氏这本书,风格其实和三十年、一百年不太相同。后两者由于材料相对丰富,吴氏的写法更接近于史料梳理。但浩荡两千年,其实谈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背后。谈的不是商业史,而是国家经济政策。

开宗明义,便提到了“管仲”这个人。这位名相大概是史料上有记载的和商业关系最接近的重量级人物了。我记得有论者称,中国的思想脉络,如果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的进路模式的话,大致就是周公主义、管子思想、诸子百家理论了。管仲对后世的“诸子”影响是极大的。不过,就其个人治国而言,我更倾向于把管仲视为和邓小平差不多的人物:实用主义者。

管仲出身微末(也就是个士这样的没落贵族水平),早年经商,在列国多有奔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深知民间疾苦”,不是那种高居庙堂五谷不分的家伙。还有论者推断,管仲之所以会在齐国搞了个国家大妓院,乃是因为他早年经商,发现生活作风越开放的地方,商业通常就越发达——商人奔走在外,长夜寂寞,自然就会奔有花头的地方去。这种说法没有明确史料支撑(动机论一般不好整),但逻辑听上去有趣之余也不无道理。

管仲的思想已经有着所谓“国家主义”的影子:盐铁国家专卖,连妓院都是国家垄断经营。这一思想之举足轻重,可在后世的经济政策体现出来。吴氏所提及的著名改革,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套路。

最极端的当属商鞅变法。秦国当时的唯一目标就是战争与征服,商鞅将国家的权力渗透到秦国的每一个毛孔间,将愚民式的国家主义推到前无古人不过也后无来者的份上。秦汉之后,商鞅式的极端政策已经被抛弃,但国家主义却再也没有被抛弃,直至今天。

书中提到的桑弘羊、王莽(这个人应该是计划经济的鼻祖)、王安石,都是走这个路数。国家插手商业经济,可以做到又不加税赋又能实现国家财政充裕——这一点,管仲早就认识到了。税赋过高,会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其重。即便是桑弘羊的政敌,都不能不承认。国家插手商业之后,通过买卖,的确可以做到不加税赋而府库充盈。反对派之所以反对的依据,是道德层面的:我辈国家栋梁,怎么可以去做商业这种令人不齿的事呢?但却不是制度层面的:国家与民争利,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我们当然不能过多苛责古人在国家主义上的认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四个字),一代又一代的掌权者,都在税赋和国营之间择其轻重。按吴晓波的说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最后一次在制度创新上所做的努力,从此成绝响。后代的帝王将相们,继承了全力渗透民众生活的流弊,再也不曾跳将出来。

国家主义的推行,所谓人多好办事,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血国家机器做护卫的,不然有唐不会盛极而衰,崇祯也不会最终亡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和经济上的大一统,互为表里,互相支撑。但它是个死循环,终将分崩离析。

在这个意义上,吴氏断言:中国从来没有轻过商(自己都插手做生意了),但轻的是商人(自己做自然视商人为竞争对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费正清的这个比喻才有了最好的解释: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晓得中国这浩浩荡荡的两千年经济思想史,可为今人做兴替之镜否?

读书:吴敬琏传

吴敬琏传 早年我炒股票搞经纪业务的时候,对吴敬琏(包括前总理)也是诸多不满。他对当时股市的批判,的确让我这种靠股票吃饭的人这口饭不好吃了。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思维,我对他的不满,没什么奇怪的。

不过,今天的我,距离股票市场已经很远了——我连上证综指现在在哪个区间都不晓得——便可以心平气和地来看待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吴晓波先生这次为他作传,对我这种其实完全不怎么了解经济学的人来说(天可怜见,我还持有经济学学士的学位),是一个接触吴敬琏先生的机会。

关于吴老先生的经济学理论,我无从置评。至今我对于他当年预言了股市要大跌的这个说法还心存疑问。究竟是他预言了呢?还是因为他的言论成为大跌的因素之一呢?这个很不好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在过去的确很不规范,这谁都知道,但是否需要付出类似休克式疗法的代价来让它变得相对规范些(请注意相对二字),是值得一问究竟的。

我在围脖上说,这本书关于顾准之死和孙治方之死,写得荡气回肠。顾准死的时候,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症结所在,虽然死得凄惨,但心境也许是愉快的。而孙治方不同,虽然他死的时候已经摘了帽子,客观条件上远非凄惨,但心底那种凄凉,吴晓波的笔锋所及,是能让我感受到的:

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无比聪慧、富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片无法承重的沙滩之上。人世间的惨烈,莫过于此。

我放肆地说一句(如果吴敬琏老先生看到了话,请原谅我的放肆),吴老先生在蒙主召唤的那一刻,是顾准的心境呢?还是孙治方的心境呢?

这个放肆的问题来源于本书中吴老先生关于“法制”(rule by law)和“法治”(rule of law)的见解。吴老先生认为,法治比法制更好更重要:法制是用法律作为工具去统治老百姓,法治则是所有人都要受法律的制约,法律高于一切。以至于书里还提到了一则小故事,来表示吴老先生对法治的看重。

然而,我恰恰以为,在当下的社会,法制远远比法治重要。“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法”是“好法”:是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保障社会文明进程的利益的。如果法是一部恶法,这十六字方针,这个“法治”,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我们如何制法,法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的领域了。

贯穿吴老先生几乎一辈子的是“改良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改良主义通常都是不受待见的。改良主义被认为是“小修小补”,而吴老先生在公共领域上的成就大名并非改良主义,而是在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的“市场”二字。但在治学上,吴老先生的确是个改良主义的人。

中庸之道,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左右逢源的,而是两边都得罪了。吴老先生在最近一段时间受到的三方势力的挑战,其实,和他的改良主义气质息息相关。

最后说两个这本书的装潢小细节:

其一、封面。把一个人的头颅切掉一块的摄影手法,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其二、最后两页的编辑推荐延伸阅读,一页全部是张五常的书,一页全部是吴晓波本人的书,不晓得和蓝狮子有没有关系。一部吴敬琏传,编辑推荐延伸阅读部分,居然没有吴敬琏的书,难道吴老先生从来没写过书么?

UPDATE:

曾写过《吴敬琏评传》的柳红质疑了这本书,这篇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