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之痒:读《谁偷了MySpace》

谁偷了MySpace MySpace,一度如日中天的名字,社交网络的代表公司,11年以3500万美元价格由新闻集团甩卖,标志着这个网站的衰落。这家04年创立的网站,前后走了七年,在08年达到它的颠覆,随后快速陨落,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MySpace只是一个媒体上的名字: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有很多网民是聚友网(MySpace的中国站)用户。很多人知道这个词,但他们并没有怎么使用过它。而一些评论文章,也集中于相较于实名制的Facebook,MySpace溃败于它的匿名性。因为人们总以为,匿名会使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也就谈不上多少生意可言了。真的是这样的么?

读一读这本由普利策获奖者朱丽娅盎格文所著的《谁偷了MySpace》,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网站的来龙去脉。虽然这本书成书于2009年,MySpace当时只是小露了即将被Facebook超越的迹象,但即使就是看看到09年之前MySpace都发生了些什么,也是大致可以得出这家网络公司前景不妙的推测的。

按照我读这本书的体会,MySpace应该是败亡于这三个因素:

其一、所有权的混乱。这个混乱不是说MySpace股权归属不清,而是说MySapce真正意义上的两位创始人其实对这个网站的控制权是不完整的:长久以来,德沃尔夫和安德森只能对网站功能之类的东西有决定权,而对网站的商务部分没有任何指手画脚的可能。

MySpace有点像Intermix这个公司的内部创业项目,后者的主要业务是广告邮件和一些货品(主要来自中国)的网络销售。Intermix对MySpace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只是Intermix容忍度比较高,德沃尔夫内部倒腾这个网站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预。但同样的,德沃尔夫对MySpace其实并没有太清晰的规划,也谈不上多少掌控权,以至于Intermix把MySpace卖给新闻集团的整个过程中,德沃尔夫除了争取点团队的年薪以及换来MySpace的开发工作不受新闻集团干预以外,没有什么其它的发言权,比如MySpace究竟估值多少。新闻集团收购成功后的庆功宴上,没有任何一个来自MySpace的经理出席。

很多人以为新闻集团在MySpace上亏了大钱,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拿下MySpace,新闻集团购买Intermix大概支付了7.5亿美元的成本,不过后来MySpace将自家网站的搜索权交给谷歌,换取了9亿美元的收入。仅此一项,账目上就可以非常漂亮,还不包括新闻集团成为MySpace主人之后的几年的广告收入,以及新闻集团出品的电影在MySpace上宣传所获得的利益。在和谷歌的合作中,也可以看到MySpace的创始人的缺席。如此之大的商业动作,德沃尔夫一直是被排除在圈外的(其实他们一直想和eBay合作,但谷歌的合作条件之一就是严禁这个合作的达成,以为自己的电子支付系统checkout开路)。

一直到08年年中,德沃尔夫才拿下了掌控权——这个时刻是他创建MySpace之后的四年。在这四年里,从一开始印MySpace的T恤衫和Intermix讨价还价,到后来被排除在MySpace商业经营之外,MySpace已经浪费了大量光阴。一言以蔽之,像创始人被局限于仅仅能对功能开发有那么点主导权的网络公司,能成气候的,几乎没有。

第二个因素在于“第三方开发平台”。Facebook的胜出,并非实名不实名的问题,而是MySpace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新闻集团总裁彻宁在06年9月说:几乎所有所谓的web2.0网站…都有50%的访问量来自MySpace,所以,我们未尝不可展开平行业务,我们并不一定要收购它们,但是我们一定要让那些网站中的每个成员都看到我们真正的竞争力。

这段话几乎是在向MySpace上的第三方开发者宣战,不过这倒是符合新闻集团这个大型传媒集团一贯的思维逻辑:全方位控制本公司产品的制作和发行。真正的网络公司并不是怎么考虑问题的:有足够的第三方开发者云聚周围,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我们来看看Facebook的进路。07年5月,F8大会召开,只有65个开发者和85个应用,随后Facebook基本停止了应用的开发,转而向基础架构方向发展。到了11年,有700万个应用和网站植入了Facebook,形成了Facebook生态。这样的星系般的力量,即便是新闻集团,都难以抗衡,更何况技术力量本就薄弱的MySpace?

新闻集团的经理们永远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几乎是靠MySpace创造出来的Youtube(早期这个网站的主要流量便来源于MySpace)最终投向了谷歌的怀抱,且成为新闻集团的Hulu的重要竞争对手。Youtube几乎就是被MySpace自己给赶跑的。

最后一个因素是:MySpace其实并不以技术见长。Facebook是06年发布“好友动态”这个功能的,圈内俗称“timeline”。在timeline里,用户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自己好友的动态。这个事情听着很容易,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在06年的时候,Facebook就必须为每一个用户大约3万条备选消息中挑选出60最可能引起该用户兴趣的条目,用户还可以个性化调整消息提示的多寡——要知道,用户端的个性化就意味着系统的复杂化。随着Facebook的茁壮成长,后来它需要每天有效处理1.2万亿条备选消息,但它依然做到了。

但MySpace却在一年里到处排除故障,给系统打补丁,而始终没有发布过任何重要升级程序和关键性功能。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它在不断抢夺第三方开发者的生意:你们做一个,我也做一个。这方面怪不得新闻集团,而是德沃尔夫和安德森的一种“低风险策略”。即便是自家做一个,也效率缓慢。一直到07年10月的web2.0大会,MySpace都还没能拿出供第三方开发者使用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原来他们是想在这个大会上发布的,12月,才山寨出了Facebook的好友动态。

虽然MySpace起步很早,但它依然败下阵来。重复一遍,这不是匿名实名的问题(事实上,更早的先驱Friendster之所以败给MySpace倒是因为它特别强调实名),而是本文中所提及的三个因素。而这三个因素,我觉得,是极好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 中国新闻周刊网 供稿 ——

谁的数据:读《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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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Big Data)这个词最近非常火,从逻辑上讲,它和另外一个非常火的词“云计算”是勾连在一起的:放在云端的计算算什么?当然是处理数据。关于大数据的书,如果抛开纯技术书籍,在我的视野里,并不多(有些关于社会、个体行动预测可能也算在里头),这本由涂子沛所著的《大数据》,算是一本。

不过,如果想从这本书里找到多少商业企业利用大数据获得巨大利益的话,那么它就会让你很失望。这本书更多地是在举政府对数据加以利用后提高整个社会透明度的例子,这些例子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政府的行为做出了更有效的监督。为什么多政府例子而少商业例子呢(不是没有论述,而是实例比较少)?道理也很简单,商业上利用大数据,有两个先天不足:其一、商业公司的数据是保密的,很难有两个不同隶属的公司在数据上成就一番合作,数据与数据不能对接,难以说是什么“大数据”;其二、商业上对大数据的应用,目前不是没有,而是不太愿意特别张扬,这不得不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隐私。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以中国互联网为例。时下可能用户最多的贡献内容区域就是微博了,这是用户的言论维度。最多的内容获取区域,不太好说,几个大门户都有着自己的地盘,姑且认为用户的阅读维度在门后吧。最明显的兴趣维度,其实是在搜索引擎,缺少兴趣你就不太可能在那个框里输入什么关键词。最后一个:消费维度,基本掌握在几个大型电子商务手里。从言论到阅读到兴趣到消费,这四大维度散落在不同的公司里,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承认将这些数据拼起来,可以得到相对最完整的人的维度,但很难想像他们会在数据层面进行合作。人的阅读和消费有没有关系?当然有,中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就不是那么容易获得了。算法建模倒是其次,数据采集就是个大难题。

不过,第二个问题更让人觉得难以处理。本书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全国隐私风波>。涂氏起手就写到了“老大哥”——的确,当一个系统掌握所有的数据之时,那种洞察一切不能不让人想到奥威尔的比喻。美国政府不是没有在类似“中央数据银行”这方面努力过,但都铩羽而归。数据是客观存在的,但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本书提及的一个案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8年,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名记者要求FBI对其公开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记录。罪犯也是有隐私权的,FBI并不同意这个申请。但CBS认为,该嫌疑人有贿赂国会议员的行为,犯罪记录已经涉及到公共利益,所以要公开。官司最终打到美国高院。高院也认可罪犯的犯罪记录是隐私,但CBS认为,FBI的犯罪记录只是各个执法部门记录的一个加总,该嫌疑人的这些信息,都在以前某个特定时刻公开过,不能算作隐私。

89年3月,高院做出了最终裁定,驳回了CBS的请求。判词中这样写道:“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几乎每一则信息都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形式公开过。但是,就个人隐私而言,不同时期零散地公开和一次性完整地公开,即使内容相同,也有本质区别”—— 这个判词,某种程度上也同时宣告了“中央数据银行”的不可行。这在我看来,是现代数字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零散数据的存在并不等于将它们汇总是毫无问题的。

但大数据总是要加数据汇总的,不然也就不用谈什么“大”数据了。汇总之后当然也不见得需要公开,但危机就潜藏在这里。如果被非法使用呢?如果被黑客攻破而泄露呢?黑客们需要攻破多少数据库才能完整地拼凑出一个人的多种维度,有了中央数据银行这种东西,岂非让他们有一劳永逸之感?安全系统做得再好,但殊不知天下必有可以攻破的堡垒。

进一步的问题在这里,这些数据都是人们各种行为产生的,但这些数据的所有权怕是颇有争议。如果是我的,那么我当然可以要求销毁的。如果是组织的,那么组织利用这些数据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去通知行为人呢?如果有必要,操作性有何在呢?如果要说起伦理问题,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而在我看来,大数据时代虽然不可阻挡,但“谁的数据”这个问题,却无答案。而这个没有答案的情况,将会为这个时代蒙上那么一层阴影。这种阴影,恐怕不见得仅仅是商业层面的,甚至是政治层面的。

—— 中国新闻周刊网 专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