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谷的战争:读《移动风暴》

移动风暴 苹果和谷歌一度的确关系非常好,这两家公司在气质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反固有的东西。苹果的理念是“不同凡响”,谷歌的理念则是“不作恶”,多多少少都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那种狂傲的劲。不过,更重要的是,苹果和谷歌,在彼时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微软,或者说,wintel联盟。

但“一山不容二虎”,移动领域这座山的利益又实在太大,大到赢家可以控制整个产业,输家就只能沉沦的地步。这两家无论于公(企业利益)还是于私(私人交情)都曾经水乳相融的公司,最终兵戎相见。这本由商业记者沃格尔斯撰写的《移动风暴》,为我们回顾了两家公司交恶以及在整个移动领域中争斗的过程。

但在开战之前,这两家公司的确处于一个相当纠结的位置,因为他们各自的董事会成员和外部顾问实在过于盘根错节。沃格尔斯这样小结到:

“比尔坎贝尔是苹果董事会的长期成员,乔布斯的密友,同时也是施密特、布林和佩奇最信任的一位顾问。前副总统戈尔是谷歌的顾问,也是苹果的董事会成员。英特尔CEO保罗奥特里尼是谷歌董事会成员,但苹果是英特尔最新的大客户。基因泰克公司的亚瑟莱文森是两家公司董事会成员。”

沃格尔斯没有特别提到施密特,这位谷歌时任CEO,是苹果董事会成员,因为这件事知道的人实在太多了。苹果iPhone第一代发布时,施密特在发言中这样表示:“许多公司的董事会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过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苹果和谷歌的情谊。很可能我们两家公司有朝一日会想要合并,到那时我们就改名叫苹果谷公司。”至于乔布斯,那更是布林和佩奇的偶像和导师型人物,三人经常一起散步探讨问题。以至于乔布斯手下向乔布斯汇报谷歌有制造手机构想时,乔布斯认为这事散个步就可以了结了。

但最终事态的发展,让乔布斯说出了这样的话:不作恶?那是一句狗屎(Do not be evil?it’s bullshit)。一直到死,乔布斯都认为安卓偷窃了苹果iPhone的创意和技术,并声称要用所有的储备现金和谷歌奋战到底,直至最后一毛钱。苹果虽然和谷歌没有产生过直接的诉讼官司,但它打狗就是打主人,先是对HTC,后是对三星,都提出过诉讼。后者更是以10亿美金的天价赔偿,彰显了苹果的战斗决心。

苹果的iOS生态与谷歌的Android生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逻辑。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苹果有点强调政府介入经济管控的凯恩斯的味道,而谷歌则偏向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哈耶克。苹果主张控制,无论从硬件生产的每一环,还是从软件(应用)的严密审核力度。苹果从生产个人电脑起,就一直延续着什么都必须在自己控制之下的风格,乔布斯坚信,只有这样,才能给用户带来最完美的体验。但谷歌的逻辑完全不同,谷歌崇尚开放和竞争,相信从竞争中会产生最好的产品。谷歌制造手机更多意义上是为了获取手机制造的经验,以便做出更符合手机制造商需求的系统,Android相对iOS来说,几乎可以用“自由散漫”来形容,以至于形成了著名的“版本分裂”问题。近年来,谷歌有意在终结这个版本分裂问题,统一android,但对于手机制造商修改android,植入它们自己的东西,依然不闻不问,放任自流。

前任CEO施密特这样评价过:苹果公司始终是封闭系统的卓越创新者…封闭系统的好处就是控制。但谷歌有一个明确信念,认为开放才是更好的做法,因为开放会带来更多的选择和竞争,消费者的选择面也会更广——他有一句潜台词没有说出来,我个人的看法是,正如中国道教所崇尚的以柔克刚、不争才是最大的争一样,这种“开放”行为,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最大范围的控制。

这两个逻辑的竞争,目前来看,似乎谷歌的胜算更大一些。虽然一直有所谓开发者更愿意在iOS上开发的调研结果,但从系统在市场上的份额来看,android的上升非常明显。沃格尔斯这样写到:

“正如苹果在2011年以及iPhone发布后的3年间占领了市场一样,android在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市场上的份额持续上升,在智能手机中占75%,在平板电脑中站50%。此外,这场竞争把苹果在某些设备上的定位拉低了,从而侵蚀了苹果曾经所向无敌的利润率。”

市场表现上看,谷歌的股价总体上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目前刚刚突破4000亿市值大关,但苹果已经从最高的6235亿美元回落到今天的4854亿的水平,苹果有先发优势,但谷歌追赶的脚步非常快。更何况,在智能电视、智能汽车、智能穿戴设备诸多领域中,谷歌一门心思搞系统,更多的事让别人来的路径,扩张速度会远远超过一切自己来的苹果。这场世纪大战,苹果所处的境地,其实是很危险的。

Android的核心逻辑正如本书作者引用鲁宾(android之父)和他的团队所提及的问题:既然无线网络和手机芯片都足以访问任何机器上的内容,为什么还要把用户拴在任何一台机器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相当高明的境界,任何一个进入到平台之争这类绞肉机战斗中的人,都需要仔细回味这个问题。

额外多说一句,苹果谷的恩怨情仇总让我想起小米和魅族,哈哈哈

—— 网络传播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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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织之间的勾联:读《镶嵌》

4748505 先要介绍这位名为Mark Granovetter(格兰诺维特)的宗师级学者,事实上,他到今天为止的研究,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两个字:关系。他所涉及的经济学问题,用学术的说法来说,就是“商业社会学”的领域。这位学者在微博兴起之前在中国还不是特别有名,但到了微博之后,中国社交网络大行其道时,他忽然变得非常有名,因为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弱关系”,各路CEO们如获至宝。但格氏理论真正的核心是:镶嵌。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论文集,前后一共五篇。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其中的第一篇,题目为《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这篇论文几乎可以说是Granvotter的成名作,也是镶嵌观点的原创之作,是随后十年里被引用最频繁的论文之一。

大抵上,有两种流派来看待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问题。一种流派坚持认为经济行为和社会化没什么关联,主要动机是“功利主义”,换而言之,是一种理性人的假设。这个流派被冠以“低度社会化”的称呼。而另外一个流派,则认为人是“过度社会化”的。社会对人是有很大影响的。不过,他们认为人是通过一种社会内化过程来完成社会影响的,使得人屈从于共有价值观和规范系统的行为十分自然,毫无反抗。比如说,生意给熟人做(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应有之意。如果不这么做,反而要进行一次“反抗社会压力”的行为。

Granvotter提出了一个中庸的观点。他认为在经济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不是孤立的(反对低度社会化),但又不是那么密不可分的(反对过度社会化)。人就像一颗钻石一样“镶嵌”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既有联系,又不是那么有联系:彼此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

这个观点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但作者继续他的论证: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或称“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个观点已经很深邃了。反过来说,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必备的信任关系,在他看来,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而是社会关系。(但这不等于说社会关系决定了经济关系,因为信任只是一切的开始罢了,而不是全部。在可信任的基础上,人和人之间的商业博弈,还是要彼此都有利可图的。)

不过,Granvotter还是很小心,他没有提出社会关系是信任的充要条件,而是谨慎地告知他的读者们,社会关系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正如我们世俗社会所周知的名词:宰熟。熟人有时候不见得是一定可信任的。

研究镶嵌问题的一个例子(作者同时承认,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可以独立研究的问题),是作者的论文的第二部分:企业项目要不要外包?作者的小标题是:市场抑或科层的问题。在实际商业过程中,我们的确会经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工程(项目),是自己安排人手完成,还是发包给外面专业公司完成?比如说,制作一个Flash。

以Williamson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组织形式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换句话说,效率是核心关键。经济学的奠基式人物Adam Smith是如此得痛恨商业同盟,但Granvotter恰恰以为,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效率在事实上的商业社会中,未必是核心关键指标。商业精英们的良好私交而导致一项效率似乎有点低下的组织间的合作,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组织也是镶嵌的)

这不仅让我想起我很久以前所接触到的一种营销上的理论:钥匙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为了完成一项机构生意,你必须有四把钥匙,或者说,必须攻克四个人:决策者(比如ceo)、执行者(比如该项目的实际执行人)、买单者(比如财务主管)、鉴定者(比如ceo的秘书)。只有四箭齐发,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生意的成功。这个几乎算是坊间的朴素的理论,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粗暴的看似追求效率的简单方法,绝对不是一项生意成立与否的唯一前提。

在组织内部,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由于私交的良好,会让两个不同岗位的员工配合有加,反之,则经常磕磕碰碰。把流程确定好,然后照章去做罢,不是幼稚,就是太过官僚。组织是一种人的集合体,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的集合体。正如作者所说:

“公司乃是依照正式组织章程建构的,这种观点在社会学眼里实在幼稚无知。”

Granvotter还稍带讨论了一下公司政治的由来。在他眼里,低人员流动率的多科层大公司(请注意,西方人对大公司的标准和我们不一样。只要是多科层,有个几十个人的公司,就是大公司了),员工都有长期合约,分享了紧密与稳定的关系与相互了解,政治同盟便得以建立。换句话说,“公司政治”之类的大公司病,那是绝对无法避免的,除非你有足够的耐心,让员工成天保持高流动率。

作者的这段话,我个人以为,是很好地诠释了究竟什么叫“镶嵌”的:

行动者既不是象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为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镶嵌》一书,虽然很薄,但相当得博大精深。后来格氏的中国弟子罗佳德还写有《中国人的信任游戏》,可以视为格式理论的中国化,同样值得一读。

—— 网络传播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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