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启示录之五:搜索引擎

作者:魏武挥

从本篇开始,我准备对新媒体进行举例说明。

第一个登场的是:搜索引擎。对于新媒体而言,它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古老到第一代互联网门户诞生之时,它就存在了(雅虎和搜狐都是以搜索引擎形式面世的)。

搜索引擎是一种需要受众参与的媒介形式,并且整个商业模式将以受众参与为基础进行展开。

如果受众不参与,搜索引擎就是一个简单的输入框(请参考国际搜索巨头Google和本国巨头百度的首页表现形式)。只有当受众输入关键字后,整个信息世界的大门才就此开启。

搜索引擎的广告是所谓的“关键字匹配”。如果受众不输入关键字,那么广告就不会展示,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它必须要有受众参与(不是仅仅是受众),参与的越多,搜索引擎的钱也就赚的越多。

不过,吊诡的是,搜索引擎这个古老的网络形式,却是拜web2.0蓬勃发展而发达的。在轰轰烈烈的“去中心化”革命未开始之前,互联网似乎并不需要搜索引擎,以致于雅虎和搜狐这两个搜索元老纷纷转型。一直到今天,搜狐的定位依然是门户而不是搜索。道理也不奇怪。1.0时代的互联网就是传统媒体的延伸版本,而BBS这个受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模式却又不是搜索引擎机器人善于捕捉的信息载体。

去中心化革命之后,大量的受者变成了传者,互联网上的内容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信息海洋得到几何级数的扩大,搜索引擎自此有了用武之地。所以,不是Google造就了web2.0,而是web2.0造就了google。而另外一种讽刺的说法是,去中心化演绎得越深入,搜索引擎这个中心化的地位就越巩固。

网络搜索本身又是一个极高深的技术(这和其它新媒体不同)。比如说,对于中文而言,有分词技术。“经营和服务”与“和服”,计算机要懂得识别并进行分词。所谓百度更懂中文,无非就是它更懂得中文分词罢了。它切入的是一个“关键字”市场,学术的说法是,是“符号”市场。而我们今天人类,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社会中,关键字是很容易找到商业模式的。

更进一步地,借助关键字,搜索引擎事实上统领了整个互联网江湖。在今天看来,它占据了互联网产业的最高端,因此,它的攻城略地四处扩张,就变得很正常:

google.png

(上图很重要,google的版图,请版权持有者和我联络,谢谢!)

各路商业资本所支撑的网站不遗余力地企图让用户的首页变成他们网站的首页。其实,对于用户而言,最实际的其实还是搜索引擎。速度又快(毕竟只要载入一个搜索框),又可以由用户所需而供给。

如果web 1.0造就了门户的中心化位置,那么,web2.0便造就了搜索引擎的中心化位置。

人类这种动物,永远需要一个中心。

新媒体启示录之四:传受关系

作者:魏武挥

对于任何一种媒体而言,对传受关系的观察研究不是第一位的,也是第二位的。我更进一步地认为,在经典的施拉姆SMCR传播模型图中,比那些模块更重要的是,模块之间的联线与箭头指向。

在传统媒体的架构里,传者和受者是壁垒分明的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专业的记者、编辑、评论员等文化媒介人(所谓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分子)组成,后一部分则被称之为大众。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里,大众不是需要被鄙视的,就是需要去值得同情和救赎的。

传者和受者的互动不是没有,而是很少。网络的诞生,使得互动前所未有的增加。不过,传者依然是传者,受者依然是受者。这句话的意义不在于“传”“受”两个字眼的本身,而在于他们在话语权的占有份额。“受者”们依然众星拱月式地围绕在“传者”的周围,无论是传受还是受受,他们的确存在互动,但地位显然是不平衡的。

地位的不平衡,有两种表现:其一、传者可以删除受者的话语反应,而受者无能为力(硬的不平衡);其二、传者的话语占有重要的位置(比如网站的首页,比如头条)而受者的话语只能可怜兮兮地附着在这个话语之后(软的不平衡)。特别是后者,其实受者给出的互动越高,越使得传者的话语在更高的位置上。换句话说,高高在上的传者是受者自己一手打造的。

这和网络的架构有关。虽然互联网诞生之初并不是服务器端对客户端的设计(后文我会展开这个论述),但事实上的演变却成了这样一种设计。web2.0所带来的P2P潮流,不过是对互联网的本真进行一种回归罢了。这种回归,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社会流动”。

教科书对于“社会流动”的定义是: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差的被成为封闭社会(比如某些崇尚种姓制的国度),反之则是开放社会(比如号称拥有美国梦的某些国家)。如果将互联网看成是一个虚拟社会的话,我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其实就中国而言,站在社会流动的角度上,前十数年是一个封闭社会。

事情有了转机。拜六个支柱定律所赐,受者们开始掌握流向传者的魔棒。比较简单的例子是,我这个原来只能看记者们写文章的受者,现在也转变成了让记者们看我写文章的blogger,当然,这两者同时存在。

新媒体让传受两个部分变得日益模糊起来。这和社会的变迁如出一辙(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今天已经很难坐实到某个具体的人头上,负债累累的房奴可能却是某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一个世纪之前,社会的精英和大众还是泾渭分明的,但今天,某些领域的精英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草根,某些领域的草根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精英。专业化分工的深入让社会流动在加速。法兰克福的那些学者们(哈贝马斯除外),无论他们的研究取向是否需要争议,他们的研究基础却不复存在。因为,事实上,已经没有一个纯粹的大众可供鄙视和救赎了。

同理,传受关系的模糊,使得单纯研究传者或者受者已经显得不够充分(不过,依然有必要)。新媒体的研究着力点不在于传者,不在于受者,而在于传受的转化,以及,这种转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