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依然需要专业性

新闻伦理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白红义博士日前在东方早报以《<搜索>:新闻权威的消解与重塑》为题撰文称,“(新闻业)这个行当发展至今,已不需要太过神圣化和道德化”。他还表示:“就当下来说,博客、社会化媒体、UGC(用户生产内容)等所代表的公众参与对专业化的新闻过程的冲击已渐渐常规化,由此导致新闻作为一门专业的共同标准越来越受到质疑”;“随着公众参与在专业新闻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记者已经无法保持他们对这一职业的排他性管辖,新闻进入了‘去专业化’的过程。”

前一个判断我是同意的。但白文并没有涉及究竟什么是“专业化”,在面对“去专业化”的同时,我们靠什么来重塑新闻权威?我们甚至可以再问上一问,“新闻权威”这四个字,需要吗?

任何一个称得上专业的工种,都具备它自己的专业伦理——但需要注意的是,伦理和道德尽管有所交集,却不是同一个概念。比如说,律师明知受托人罪大恶极,但也要在合法的前提下尽力为受托人开脱;医生明知病人明天就要被枪毙,但也要全力施救。换句话说,一个专业人士,对TA的工作对象,是不做“善恶”的价值判断的。这在我看来,是专业不专业的核心要义,倒不是什么具象化的操作技巧。

事实上,就《搜索》这部电影与新闻有关的地方而言,它关键性的环节不在于“有”,而在于“无”——记者陈若兮压下了叶蓝秋的道歉视频。看上去陈若兮挖取了所谓“网友”提供的信息在做报道,但道歉视频的缺席,恐怕是这一出悲剧的重要因素。更进一步的“无”在于,陈若兮完全忽视了事件的叶蓝秋这一方的采访,也同时因为这一点的缺席,我对陈若兮最后人财两空的结局毫无唏嘘之意,因为她已经践踏了新闻伦理。她满怀着道德热情,挥舞着道德大棒,却将自己的专业性击得粉碎。

是的,在UGC(用户贡献内容)时代,大规模业余化已经势不可挡,“公民记者”的称呼也时有耳闻。普通人只要能写几个字,会用手机拍照摄影并上传,会和人套点近乎,他们已经能承担起“报料”的工作。但问题就在于,微博作为一个个人的自媒体,加入感情和价值判断,合情合理合法。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业,却要恪守审慎、冷静。记者作为一个人,自然有自己的情感,但作为一个工种,为任何一个群体代言,在我看来,都并非是“专业”的。

我们依然需要一大票人懂得对“事实”保持敬畏。大量的事件,真相扑朔迷离,我们竭尽所能,依然可能是“盲人摸象”。即便一个从业者写下的每一个字ta自己都深信不疑,有什么样的保证来认定ta写的就是全局的真相而非局部的事实呢?在这样一个问号下,谁敢说我就代表正义?

我完全认同白文所提及的新闻业应该去道德化和去神圣化,但我不能同意新闻的专业性就是一些技巧性的操作——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新闻业的确毫无专业性质可言,它很难说到底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技巧在。在喧嚣不已的自媒体时代,这一点点专业性弥足珍贵,因为它完全有可能需要从业者做出对抗民意的事。在《搜索》里,陈若兮不就是怕触犯网民情感而压下了道歉视频么?

白文也提到了《新闻编辑室》,这部美剧在豆瓣上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高分。不过,《新闻编辑室》并不是大多数人所以为的它在鼓吹新闻专业主义。事实上,在美国新闻理论领域中,一股对专业主义不以为然的声音正在兴起,比如舒德森就认为新闻是一种文化。在这样一种理念感召下,《新闻编辑室》要做的事情是:帮助选民投出他们正确的一票。正确两个字,已经暗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只有新闻编辑室那些人认为正确的,才是可以露出水面的。

美国人在新闻专业主义上的转向自然有他们自己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在我看来,我们根本还没有踏入专业主义时代,何谈转向。UGC裹挟着大批的从业人员在做迎合大众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却在很诡异地帮助他们树立粉丝如云拥趸众多的权威。新闻业其实根本不需要一呼百应的权威,它需要的是:看,这里有很多元的事实供你做出你自己的价值判断。

新闻业需要奉行的专业性,其实是一种伦理上的谦卑,是一种不带价值判断尽力搜寻各种事实但又自知未必收集全了的谦卑。权威消解了,却殊无重塑的必要。新闻业那种要引领大众的精英情结和道德情怀,至少在当下,可以止步了。

—— 东方早报供稿 ——

做个小小的注解,新闻业不等同于传媒业

口水仗的意义

小三大战360的周鸿祎从来不是什么善茬,自从06年成了奇虎公司的掌门人后,几乎每年都会和竞争对手展开激烈的网络口水仗。一路打来,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失手(360安全系列产品的覆盖量是一个佐证)。这次,有鉴于移动互联网的风起云涌,最终决定进入智能手机领域,与另外一个手机制造商小米老板雷军在微博上展开了新一轮骂战。

有人用“秀下限”、“无底线”之类的词来形容这场口水仗。是,必须要看到的是,双方隔空对骂,用词确有不雅之处(这方面周比雷更过一些),也纷纷动用所谓水军围攻对方。周鸿祎更是在小米融资两周之前便疑似探知了秘密且公之于众,小米阵营则通过拆机指责360手机做工粗糙,甚至把早年(05年,彼时周鸿祎刚从雅虎中国离职做他的天使投资)现任奇虎总裁齐向东参与到“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的事给挖了出来,意图打击360阵营。在进攻对方的同时,各自又自卖自夸,言语中亦有夸大做秀之嫌。

反观国外巨头竞争。最近连续三场科技盛会,从微软到苹果到谷歌,都至少拿出了让人眼睛一亮的产品或服务:微软的带键盘Surface平板、苹果的iOS6、谷歌的眼镜。在艳羡之余,论者不禁感叹,为啥国外科技巨头就全力拿出创新性产品相互PK,而国内大佬们就喜欢动用嘴皮子呢?也有论者认为,是周鸿祎开的战端,颇有借助小米手机炒作自家手机,所谓“骂营销”。道德高尚人士甚至直至商业伦理,认为双方均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有所欠缺。

不过,我倒没那么悲观。在承认嘴仗的确有所污染“媒介环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的是,公司正在日趋透明(transparency),而这一点,就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而言,是正面的力量。

一般而言,只有上市公司才会披露本公司业绩情况,非上市公司是没有这个义务的,故而前者比后者透明,前者也比后者更接近现代公司治理。然而,即便是它们,也只是披露业绩和一些重要事件(还是选择性的),至于公司的产品原材料采购、制造流程、工艺等等,皆属“商业秘密”,不会细谈。

早年对于将公司放在阳光下的努力,主要来自于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和看门狗,亦出于追求眼球和发行量的物质动力,媒体对公司的监督从来没有断过。

但媒体是可以收买的——虽然很多媒体从业人士把“专业性”挂在嘴边,不过面向媒体的公关从来是公开的秘密。早年《财经》杂志炮轰银广夏,《金融时报》内参揭蓝田股份,之所以轰动一时,也不无“实在稀缺”的缘故。

随着UGC媒体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公司批评出现了。类似微博的社会化媒体,又让这些公司批评传播得更快。更重要的是,竞争性公司之间,它们绕过媒体,直接向对手喊话,在互揭对方之短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产品服务。毕竟,骂人是爽快的,但如果骂人之人自己也有很多的确该骂之处,也不是什么好事。

UGC媒体让公司变得更为透明。比如,一个未上市的公司对某些问题,可以不做任何表态,媒体采访时可以谢绝回应。但对手在微博上杀过来了,不回应显然就会显得心虚,会被大众认为有猫腻。但表态又不能说假话,不然被对手揪住小辫子越发难以收场。如此反复,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曝光于公众视野之下,又有什么不好呢?

周鸿祎在微博上这样说:“有人批评我,说和雷军对掐影响了企业家形象。不对,消费者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辨别手机好坏的能力。消费者不是傻子,能辨别信息的真伪。但没有交火,信息就会被掩盖,被忽悠的只有消费者。如果我和雷军都做牛奶,就没人敢掺三聚氰氨,都做食品,就不会有苏丹红地沟油。消费者利益比企业家形象更重要。”—— 这话刨去可能有的自我辩护和标榜的成分,理还是对的。企业就对手的产品细节互相抨击,只会让各自的产品越做越好,而不是反之。

事实上,竞争性的行为,互打口水仗没什么大不了的。特别是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一个公司很难建立起所谓的“话语霸权”——对手也不是吃素的。而如果从商业推到整个社会,我们就越加会发现,放在桌面上的口水仗,总比私下里彼此勾兑建立同盟,来的好得多。

—— 《东方早报》约稿 ——

多一句不方便在报上登的话:如果你欣赏美国、台湾之类的民主选举制度的话,就应当知道,选战也是口水仗,而且能涉及家人,必定涉及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