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资产化

现在很多媒体都声称要“内容产品化”,“用产品思维做内容”,不过,到底做产品和做内容有啥区别,我的看法是很多人都未必能真明白。这个差别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嗯,假设你的确用产品思维做内容了,把内容产品化了,这就够了吗?

做得非常好,又叫好又叫座的产品,其实永远是少数。非常市场化的公司都不见得能做出多少优秀产品来,更何况半路出家匆忙转型的传统媒体。所以不要指望做出特别优秀的东西。另外一个极端,做得非常烂,几乎没有任何用户的产品,其实也是少数,媒体内部也不都是蠢蛋,主事者也会找一些外脑参谋合计,极烂的产品根本不值得继续再做的,事实上,也不多见。

大多数产品属于中不溜秋,说好好不到哪里,说坏也总能找到几个理由几个指标来证明它不是那么坏。上不上下不下,怎么办?而对于很多正在努力转型的传统媒体来说,这恐怕是极其常见的状态。我见过一个央级媒体的内部孵化产品列表,数目众多,随机挑选了一个移动类产品下载体验一下,你说它完全不行吧,倒也未必,但要说很好吧,谈不上。就这么僵在那里,半死不活。

通常半死不活之后就是逐步死亡。传统媒体做产品有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一开始众志成城,口号喊得震天响,愿景给得非常好,老大们说给主事者说:集团内部,你要什么人我都给你,我要什么资源我都配合你。刚开始总是特别支持,然后随着产品出炉,市场反响一般,老大们不是说不支持了,而是很显然不像以前那么支持了,更多的配合部门也开始吊儿郎当,想要的人自己也不会来了。对于中国传统媒体来说,更关键的地方在于,老大们向上也是扛KPI的,大头收入依然来自于存量,你这个增量部分,看看起色不大,基本上就撒手不管,再找一个新方向,前面的流程再来一遍(这次是另外一套人马),这个半死不活的东西,随着后台的支持力度降低,最后归寂为一个“零”字——这通常是下一届老大们干的事,关闭它造成的损失反正是前任领导干的。

产品资产化包括两个步骤:1、为产品设立公司,最起码要是事业部制,最好是公司制。2、引入外部投资,用外部投资的方式来确定产品估值,并为以后的投资、买卖打下基础。

公司制不等于员工就要持股——这一环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国有媒体很难越过这个槛。但公司制的好处在于:有固定的资金预算,有固定的人员劳动关系,还有主事者较大的自主权,甚至可以设立独立的薪酬体系。这和内部搞一个部门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国有媒体都尝试过内部创业大赛,并试图孵化一些项目,做公司制是最好的选项。但接下来一步:引入外部资本,却很少能做到位。我个人对上海报业集团实施界面、澎湃项目一直保持关注的原因在于,它引入了外部资本力量,包括外部国有资本和外部市场化资本。

我曾经和西部一家媒体的新媒体公司负责人交流中提到类似的事,在他看来,这种操作手法在他们媒体里可操作性很低,因为他们媒体集团有一个投资基金。媒体集团的领导们会认为你缺钱我可以给你投入,为什么要到市场上去筹资呢?然而,能用别人的钱办事是最有效率的,自己的钱可以投入到其它地方去。更重要的事是,只有引入市场化的资本,才能让这个项目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去抢夺市场。

是的,孵化这个做法其实并不好,孵化是一种很重的投资方式,国内即便如创新工场都未必能完全讨好去。而媒体集团们更应该把自己视为投资者的角色:天使也好,VC也罢,并联合外部资本力量共同运作。而具体的产品呢?可能是内部孕育而生,也有可能就是外部项目。

产品资产化的重要核心要义在于产权得以清晰,产权得以清晰,就可以买卖。市场经济下没有不能交易的产品,无非就是价格而已。内部设立部门做某个产品,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产品资产化,是资产证券化的前置条件,这一步迈不开,媒体就很难和资本结合壮大自己并掌握资本,后面的道路就会异常艰难。

—— 创业家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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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一句广为流传的话

我的朋友(哈哈)阑夕最近码了一篇文章,大意就是反对吸毒行为,但要支持吸毒权利。他的标题更为耸动,叫“为什么应当倡导吸毒合法化”。关于吸毒这件事,反正我个人的看法是“严禁”。不过我对吸毒的危害知识全部来自于媒体,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也就是一个态度,阑夕有阑夕的态度,可以再讨论。

阑夕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他说他所谓的“反对吸毒行为 支持吸毒权利”就是从这句话套出来的:“结构与逻辑是一致的”。我就想来吐吐这句话的槽。因为其实这句话是极有问题的。在我看来,这句被误以为是伏尔泰的名言,其实就是一句口号,是万万当不得真的。

其实这句话里有一个隐蔽的但极其重要的前提:真理越辩越明。因为有这个前提,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任何ta想说的话。在言论市场上,经过这样的博弈,所谓好的言论自然会冒出来头来,会被大众所采纳。真理越辩越明这个理论里还有一个隐秘的但极其重要的前提:大众是很有智慧的,他们懂得分辨好坏。

所以,链条是这样的:大众很聪明——>所以真理会越辩越明——>所以要誓死捍卫你说我不同意的话的权利。大体上这个链条没问题,但凡事都不能极端。极端到“誓死捍卫”,我就认为极有问题。

事实上,前文所提及的两个前提其实不成立的。其一,大众并不是很聪明的,有所谓“群体智商等于群体最笨的那个人”的夸张说法——这话的确很夸张,我们可以细细剖析看一下。

发明“信息茧房”一词的桑斯坦把信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简单事实(比如一个人到底有木有过世),第二种是类似脑筋急转弯式的话题(比如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在这两种信息面前,群体智慧彰显出比个人智慧高得多的特征。但在第三种信息:复杂事实或价值观问题,群体智商是很难期待的。关于批评群体智商的书很多,比如《乌合之众》,比如《狂热分子》。这些书都告诉我们:群体不是那么聪明的。

当大众很聪明这个前提被推翻后,真理越辩越明就变得很滑稽可笑。从现实的操作性角度讲,话语的力量很大部分来自于话语者这个人。比如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说出来的话,其力量(包括传播力、说服力和让他人行动起来的行动力,参见我过去的“影响力的幻觉”一文)和一个名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被误以为是伏尔泰的话,也是我这个话语力量来自于话语者这个论点的注脚。

简单事实、脑筋急转弯的确会越辩越明,但复杂事实和价值观问题,尤其是价值观问题,是做不到越辩越明,而只会越辩越糊涂。所以我一直很欣赏我一个极好的朋友慧声那句话“立场即真相”(看,我就比谢璞有节操多了,我引用他人的话一定要说个出处,哪像他直接把这五个字拿过来搞的好像他发明似的)。

好了,当这两个前提在某些场合下不成立之后,有些话还是必须誓死捍卫它被说出来的权利吗?

真心不见得。

比如说,鼓吹法西斯的言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然后,也不会有人誓死捍卫你去说法西斯万岁的说话权利。人类关于法西斯是有极其惨痛的历史的。不是什么话都有权利让人说出来的:道理就在于,有些话连辨的资格都不具备。一旦进入辩论环节,存在这种可能:大众会被误导,最终引发极其可悲的后果。

口号这个东西的特点就在于有意无意地抹杀前提,然后诉诸断然毅然决然。而口号这种东西之所以被万众敬仰(通常还必须配以一个名人的嘴)充分证明了一点:大众是愚蠢的。

吸毒这件事,亦然。必须考虑到有人(而且是很多人)是如此愚蠢,愚蠢到会危及他人,所以不能誓死捍卫吸毒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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