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依然需要专业性

新闻伦理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白红义博士日前在东方早报以《<搜索>:新闻权威的消解与重塑》为题撰文称,“(新闻业)这个行当发展至今,已不需要太过神圣化和道德化”。他还表示:“就当下来说,博客、社会化媒体、UGC(用户生产内容)等所代表的公众参与对专业化的新闻过程的冲击已渐渐常规化,由此导致新闻作为一门专业的共同标准越来越受到质疑”;“随着公众参与在专业新闻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记者已经无法保持他们对这一职业的排他性管辖,新闻进入了‘去专业化’的过程。”

前一个判断我是同意的。但白文并没有涉及究竟什么是“专业化”,在面对“去专业化”的同时,我们靠什么来重塑新闻权威?我们甚至可以再问上一问,“新闻权威”这四个字,需要吗?

任何一个称得上专业的工种,都具备它自己的专业伦理——但需要注意的是,伦理和道德尽管有所交集,却不是同一个概念。比如说,律师明知受托人罪大恶极,但也要在合法的前提下尽力为受托人开脱;医生明知病人明天就要被枪毙,但也要全力施救。换句话说,一个专业人士,对TA的工作对象,是不做“善恶”的价值判断的。这在我看来,是专业不专业的核心要义,倒不是什么具象化的操作技巧。

事实上,就《搜索》这部电影与新闻有关的地方而言,它关键性的环节不在于“有”,而在于“无”——记者陈若兮压下了叶蓝秋的道歉视频。看上去陈若兮挖取了所谓“网友”提供的信息在做报道,但道歉视频的缺席,恐怕是这一出悲剧的重要因素。更进一步的“无”在于,陈若兮完全忽视了事件的叶蓝秋这一方的采访,也同时因为这一点的缺席,我对陈若兮最后人财两空的结局毫无唏嘘之意,因为她已经践踏了新闻伦理。她满怀着道德热情,挥舞着道德大棒,却将自己的专业性击得粉碎。

是的,在UGC(用户贡献内容)时代,大规模业余化已经势不可挡,“公民记者”的称呼也时有耳闻。普通人只要能写几个字,会用手机拍照摄影并上传,会和人套点近乎,他们已经能承担起“报料”的工作。但问题就在于,微博作为一个个人的自媒体,加入感情和价值判断,合情合理合法。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业,却要恪守审慎、冷静。记者作为一个人,自然有自己的情感,但作为一个工种,为任何一个群体代言,在我看来,都并非是“专业”的。

我们依然需要一大票人懂得对“事实”保持敬畏。大量的事件,真相扑朔迷离,我们竭尽所能,依然可能是“盲人摸象”。即便一个从业者写下的每一个字ta自己都深信不疑,有什么样的保证来认定ta写的就是全局的真相而非局部的事实呢?在这样一个问号下,谁敢说我就代表正义?

我完全认同白文所提及的新闻业应该去道德化和去神圣化,但我不能同意新闻的专业性就是一些技巧性的操作——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新闻业的确毫无专业性质可言,它很难说到底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技巧在。在喧嚣不已的自媒体时代,这一点点专业性弥足珍贵,因为它完全有可能需要从业者做出对抗民意的事。在《搜索》里,陈若兮不就是怕触犯网民情感而压下了道歉视频么?

白文也提到了《新闻编辑室》,这部美剧在豆瓣上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高分。不过,《新闻编辑室》并不是大多数人所以为的它在鼓吹新闻专业主义。事实上,在美国新闻理论领域中,一股对专业主义不以为然的声音正在兴起,比如舒德森就认为新闻是一种文化。在这样一种理念感召下,《新闻编辑室》要做的事情是:帮助选民投出他们正确的一票。正确两个字,已经暗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只有新闻编辑室那些人认为正确的,才是可以露出水面的。

美国人在新闻专业主义上的转向自然有他们自己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在我看来,我们根本还没有踏入专业主义时代,何谈转向。UGC裹挟着大批的从业人员在做迎合大众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却在很诡异地帮助他们树立粉丝如云拥趸众多的权威。新闻业其实根本不需要一呼百应的权威,它需要的是:看,这里有很多元的事实供你做出你自己的价值判断。

新闻业需要奉行的专业性,其实是一种伦理上的谦卑,是一种不带价值判断尽力搜寻各种事实但又自知未必收集全了的谦卑。权威消解了,却殊无重塑的必要。新闻业那种要引领大众的精英情结和道德情怀,至少在当下,可以止步了。

—— 东方早报供稿 ——

做个小小的注解,新闻业不等同于传媒业

谁解VIE之结?

新东方最近新东方由于VIE问题遭美国证监会(SEC)审查而引发股价大跌,成为中概股的一条新闻。投资者担心新东方VIE事件是去岁支付宝VIE风波的翻版,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俞敏洪信誓旦旦不会侵犯股东利益。但由于VIE结构的全部依仗就是海外壳公司和国内实体经营公司的一纸协议,它的脆弱性可想而知。

自从支付宝VIE风波之后,对VIE的担忧从来没有断过。除了害怕企业实际控制人毁约导致股东利益受损外,另外的担忧则是对政府。因为VIE总让人感觉是游走在规则的边缘,时刻存在着“政府严禁”的可能。这是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属于极大的“不确定风险因素”。

中国政府会不会取缔VIE呢?一个词就可以形容今天的VIE状况了:尾大不掉。虽然有个别海外上市公司没有使用VIE结构,但大部分都是这个路径。下一个禁令是容易的,但造成的后果之大,政府会慎之又慎。在当下的现实中,取缔VIE是不切实际的。

这和国内的行业管制有关。以互联网为例,在各种各样的网络牌照发放中,都可以看到类似“内资企业方可申请”的条文规定。事实上,互联网早就是一个外资禁入的领域,但没有国外的风险投资,中国互联网产业很难想像会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为了让公司经营有合法性而又能获得海外投资,新浪发明了这种结构,并为后来者纷纷仿效。如果要取缔VIE,在不放松管制的情况下,那几乎等于关上了海外投资的大门。而要放松管制,涉及到的部门之多,可谓比登天还难。

故而,取缔VIE引起目前已上市的中概股之动荡,还是小事,关上了海外投资的大门那是大事。金融管理当局当然希望大量的企业走上中国自己的证券交易所,但由此引发海外资金出逃,也不是它乐意见到的。支付宝风波之后,商务部出过一个名为《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其中第九条这么规定: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但这个规定专门针对“并购”,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投资”。这个规定于去年11月颁布,直至今日,并没有看到对VIE结构有什么实质上的政府干预。

再来看看具体的公司运营者。的确,翻脸不认人撕毁协议是有可能的,但主事者必须考虑之后的代价:比如遭到市场上的抛售股价大跌,比如和海外其它商业机构的合作蒙上“不诚信者”的阴影。在没有巨大的利益冲突情况下,一般而言VIE还是安全的。不过,海外投资者担心的是这种情况:在原来的中国政府法条下,该公司经营没有问题。但由于需要申请新的牌照,VIE结构可能遭到一定的歧视,公司运营者可能会铤而走险——这就是支付宝的故事。

VIE的症结,从实际角度出发,很难由中国市场单边来解决:要求放松管制不太可能,VIE禁止也不会,经营者的道德考量到底还是不确定。也许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在海外市场那一头。比如港交所就酝酿过一个新规:“对赴港上市的企业实施的公司控股创始人不能同时是海外VIE公司的法人。”在这个新规下,公司实际控制人要动手脚,也得大费周章。这在我看了,可能是解VIE之结的一条现实的路径。

—— 《经济观察报》约稿 ——

提醒一下,新东方股价大跌的因素至少还有一个:混水做空。VIE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