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的记者(外一章)

我上周给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专栏微博上的记者,蒙中山大学张志安在微博上发布,经克韩、杨锦麟等大号微博转发,引起不少关注,也有一些讨论。这篇文章是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我说的比较含蓄和保守。有些话,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博客来说。以下文字,权作我对该篇文章的注解和补充。

先说这个现象:记者微博帐号的火爆,会不会对记者从业心态产生影响。我原文用的是可能会,不过我实际上认为的是:肯定会,且正在发生。我个人不太严谨的观察是:粉丝多寡,和记者本人严谨与否,成反比关系。这个观察需要实证去证实或证伪。有空的时候,我可以搞搞这个研究。但其实我虽身在学院,对学术研究却一向不是很热衷(过去曾经热衷过)。有朋友要加一个“学者”帽子给我,敬谢不敏。小小讲师外加写媒体专栏的,算什么学者。

现在来看看,记者用微博(或twitter)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处理。我的问题是:一个记者,在外出执行采访任务时,能不能将自己所得材料,第一时间发往自己的微博私人帐号上?

浙江大学何镇飚、新华社唐润华、新浪财经程蝉皆说,不能(特指国外)。我手上有一份路透社《网络报道守则》(中文版),我们可以从路透社这个大社来一窥究竟。

路透社要求记者“工作账号和私人账号分开”,也就是说,你自己说点自己的生活琐事,可以发私人微博,但如果是外出采访,就必须发工作帐号——它倒没有禁止记者未经自家允许就发tweet。但有一点很明确,不得“利用社会化媒体贬损路透或有任何让路透蒙羞的行为。”——这一点很重要,我下面还会提到。

事实上,媒体即便是禁止记者将采访内容发到twitter上,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这个外出采访,是谁买的单?你的工资奖金,又是谁发给你的?如果什么消息都可以第一时间发到私人社会化媒体帐号上了,媒体的独家新闻又独家在哪里呢?

路透社关于记者发tweet而导致的信息可能不属实问题,是用虚拟的“第二人核实”原则,可以看原文,这里不再赘述。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中国。这具有现实意义,必须讨论。

我的观点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能引用这个所谓的“国际惯例”。因为从根子上讲,中国媒体的性质,和国外媒体性质不同。

中国大部分媒体,其实是党产。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媒体都掌握在默多克的手里,那么,媒体人将无法挑战默多克。前文提到,路透社严禁记者贬损路透的一个大前提是:路透没有完全垄断新闻市场。换句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在中国,这个前提条件不成立。

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媒体的审查制度。中国有没有这个制度?官方的解释是没有的。但实际操作中,是以职权剥夺做筹码进行审查的。结合上述那个原因——媒体人的劳动市场是供给方完全垄断的——这个筹码就变得很重。故而,实际上是有的。

在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中国记者能不能在微博上透露ta采集到的信息?我以为,可以——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现实下。媒体无法独立的前提下,媒体人可以独立。但手法上,我觉得需要斟酌。

其实,我一向认为,微博说不清什么事,哪怕是一张照片。微博不是一个能承载复杂信息的架构,故而,博客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以为,记者应该利用博客,发布被枪毙掉的东西,然后在微博上标出链接。

但我很失望也很不解的一点是,今天很多记者,在博客很火的时候没见他们那么活跃,倒是一个小小的微博,变的如此活跃。所以,我才有《微博上的记者》一文中的这样一句话:“而这份知名,却是140个字打造的——这个就有点诡异了,吃文字饭的,结果靠140个字。”

微博纠错其实很难。一条错误信息发布出去后,经过大量转发,博主唯一的手段就是删除以及事后追加一条更正微博(这就意味着错误信息要么被自己消灭要么还留在那里。我不认为错误消息被消灭是一种好做法,会更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因为微博是不能编辑的。但博客可以编辑,可以追加内容,可以标注出删改。博客能承载更多的文字和图片,但我们的记者们,真得很少用这个工具——相对于微博来说。这,就无法用自家媒体审查自己内容来解释了。(想说blog会被删除,那么,微博也会被删除。这个理由一样不成立。)

《微博上的记者》并不是想批判记者不该成名(这点我和克韩的看法不一样),而是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名气?盛名之下,是否依然能保持那份淡定和冷静?这个问式的必要性,我想,对于中外媒体人,是一样的。——而如果媒介即信息是成立的话,博客比微博,在我看来,更有助于内容创作者的淡定和冷静。

同样我想中外一理的是:新闻的快速和准确,后者更重要。

最后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场,记者怎么写博客?写微博多容易啊。我的看法是,你一样拍了照片(或视频),一样记录了文字,迟几个小时赶回来码篇博客(如果你的内容会被审查不得发布的话),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恐怕是无碍的吧?

UPDATE:有网友说轻博客亦可考虑,我倒是一下子没想起来这玩意儿。是的,轻博客作为一个比微博复杂的信息发布工具,亦可考虑。而且,新浪轻博客和新浪微博属于捆绑性质——你微博上的粉丝同样是你轻博客的粉丝。轻博客带有转发功能,能起到大面积传播效用。故而,媒体朋友们的确应该注意这个新工具。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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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收录与麦克卢汉之学术渊源相关的稿件十五篇,四篇书评、八篇论稿、两篇编译文和一篇荐书稿,正文部分共75页。谨与麦克卢汉迷们共享。其中包括国内译介麦克卢汉著作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何道宽先生,蒙他赐稿三篇,其中两篇的全文算是在本刊独家首发,十分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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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本期责编刘阳的“编者的话”: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最为动荡的百年,电力开始全面展示其威力,人类的活动空间因之以空前的速度向外拓展。在这一时期,施拉姆从存在的角度看见了“信息”,发现了“传播”;而麦克卢汉则从结构出发看见了“技术”,发现了“媒介”,尽管传播活动与媒介现象自古即有,但是,二者从未像在这一百年里那样被如此频繁地提及,并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现象,仿佛某个古老秘密露出了它的冰山一角。其实仅从“传播”和“媒介”的词义上即很容易发现,“传播”和“媒介”是互文的,它们必定在共同说出点什么:或者是恒久的危机,或者是此刻变局的根源。

很难在传播学与媒介研究间划清界限,施拉姆和麦克卢汉,前者是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后者是媒介研究的太上老君,这二人,可以说同是传播学和媒介研究历史上的双星。依照我对二人生平的理解,他们分别像极了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老子:孔子开山立制,广纳学徒,苦作春秋,韦编三绝,讲究敏于行而讷于言,施拉姆正好有点儿口吃的毛病,但他却编写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在大学建立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授予了第一批传播学学位,将传播学学科化建制化,使之发展至今而蓬勃正盛;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留下了五千字真经,尔后,无人知其生死,据说历朝历代都有他的化身,后人读起《道德经》,往往一头雾水但又深感其学说之博大精深仿佛言中了某些天机,麦克卢汉的学说也正是一样,即便半个世纪后的今人读起来,也倍感莫名,却又总觉得这样的怪论必定有着常人难以揣知的大道在其中。麦克卢汉口才极佳,许多著作也都是口述完成的,然而,1967年,麦克卢汉进行了一场北美医学史上历时最长的神经外科手术,结果记忆差不多被抹除掉,读的书忘得一干二净,从此以后,他大脑缺氧,多次中风,庞大的写作计划就此搁浅,思想的创造力再不如前,这让人不禁怀疑,真正的麦克卢汉或许借着那次手术人间遁形了,手术之后的麦克卢汉多半不过是一个替身而已。

中国历史的两千年可以说是重儒而轻道的,大成至圣先师说的是孔子,孔门子弟,也个个备极荣光,封贤拜圣,后世唯读孔书方能实现个人理想或得到社会认可,而道士道经,往往被等同于巫祝方术,社会目为下流。殊不知中国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无不深受老子思想影响,汉高祖开国,首重黄老之术,唐代的君王更视老子为自家先祖,追封为玄元皇帝。这样的境况也正像极了施拉姆和麦克卢汉生前身后的待遇,施拉姆一直被封为传播学的开山鼻祖,后世的研究写作也必须依照他所开创的实证主义路线才容易被学术界认可,或案例,或统计,或实验,或其他,总之,必须有言之确凿的方法,必须有清晰明白的对象,必须有科学严格的用语,唯有这样的研究过程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像麦克卢汉那种汪洋恣肆、不拘一格、灵感顿悟式的,总之没有科学方法的写作和研究,则直接被划为异类,斥之为“不专业”,然而,有趣的是,尽管至今也鲜有人完全读懂麦克卢汉,但是,五十年前的怪论却在这半个世纪里一个接一个地被印证,这就恰恰说明了,麦克卢汉的学说对人类文明,至少对当代社会的理解确有其深刻独到之处。

其实,对麦氏的写作方式,我倒有这样一个理解:在迷宫之中,位置当然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方向,而人类文明正像一座迷宫,麦克卢汉的每一次写作其实就是一次对迷宫中走出路线的描绘,他的每一句格言就像路口抛出的方向指示:向左还是向右。人们所不解的是格言与格言之间的留白,其实那不过就是路口与路口间一条只须直走的道路而已,在迷宫中,长亦可,短亦可,甚至无亦可,可人们却非认为,对于这样一条可有可无的道路,总必须说点什么才好,即便说五十年前这条小路的小树旁曾有小狗小便于此也是令人备感安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证研究只关注细节和表面,并不是说实证研究没有价值,如果这样想,自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况且,千万年前不为人知的一弹指或许就能解释如今那些引人注目的谜团。

本专刊收录了与麦克卢汉之学术渊源相关的稿件共十五篇,为四篇书评、八篇论稿、两篇编译文和一篇荐书稿,其中尤其有幸的是,蒙何道宽先生赐稿三篇,他对麦氏学说的地位和麦克卢汉研究的现状做了系统的介绍,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出路,同时,何先生还推荐了新近译作《软利器》,作者为当代著名的媒介环境学者保罗·莱文森。澳门大学的吴玫女士回顾了麦克卢汉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方式与解读困境,并将之与近二十年来中国传播学的主流趋势相联系,令人深思。何威则探讨了唐宋时期雕版印刷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翟云霆分析了形式主义对麦克卢汉学说的影响。王成军则大胆地提出了“宇宙传播学”的创意,试图想象一种没有信息损溢的对话技术。周弛于冷热媒介之外提出了“温媒介”的概念,着实值得玩味。我则批评了针对形象的现代批评,提出了关于形象的“开放—封闭”的二分法。在三篇书评中,魏武挥从《技术垄断》中读出了一个“有老大哥的美丽新世界”,从《知媒者生存》中发现了修习媒介环境学的捷径,牟怡则直陈出《新新媒介》中莱文森延伸旧有理论尝试的部分失败,而我不过借读《理解媒介》之题发挥,认为媒介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症候,它说明的并非理解与沟通,而是隔阂、失落与无奈,恰在此刻,媒介研究正当时也。另两篇译文,一篇是何道宽先生介绍自己与麦克卢汉学说结缘的短文,一篇则是莱文森的博士论文前言,均是新鲜出炉,正宜阅读。

最早向国内译介麦克卢汉的何道宽先生曾这样慨叹麦氏的遭遇:“奇人怪杰,为人嫉恨,为人不解,古今中外皆然”,感触之深,想必何老先生多半也有一番夫子自道于其中,然而,我等认为,万不能以“皆然”为正确,宽容怪才,尊重创新,推崇思想,这样的社会才会富有活力,这样的学术界才会有喷涌不止的活水源头,而要造就一个开放进取的时代,就断容不得封闭自锁的习气!因此,我们推出此专刊,以我们的绵薄之力、浅陋之识来纪念麦克卢汉,向思想致敬,向创造致意,向开放时代张开双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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