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代码即法律(上)

顺便说一下,《代码》这本书,在中国,有第一版的译文,我在序言那篇中,给出了超链接,有兴趣的,可以去买来看看。我看过第一版的前十来页,后面都没看,主要是能够让我完全脱离前译者的思维来翻译这个第二版。另外,就前十来页看,由于某种因素,有些文字是“转译”的,有些则是第二版后来补充的。

特此声明一下。

以下开始:

大约在20年前,即1989年的春天,COMMUNISM IN EUROPE DIED(译者注:原文就是大写,想来也简单,我不翻译了),就象一个帐篷的支柱被移走一样崩溃了。这个结局并非是战争或者革命突变带来的,而是一种耗尽。在中欧和东欧,一个新的政体诞生了,也同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生态。

对于一个立宪主义者(比如我),这是一个任性的时代。1989年我从法学院毕业,并开始于1991年在芝加哥大学执教。那时,芝加哥有一个专门研究中欧和东欧地区民主萌芽的研究中心,我是其中之一。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很多时候我在飞机上,很多清晨我在喝劣质咖啡,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中欧和东欧地区,充斥着美国人灌输前Communists该如何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些建议永无止尽,而且愚蠢。一些到访者向宪政共和者们贩卖着被重新译读过的宪政理论,另外一些则提供大量的半生不熟的关于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主意。这些美国人来自于一个看上去宪政理论得到很好实施的国度,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那个研究中心的使命,却并非给出建议。我们所知甚少,无法指引他人。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收集社会转型时的数据以及社会是如何转型的。我们只是试图去理解,而非指引,这个转变。

我们看见的是罢工。在communism崩溃后,这项运动充斥在各类汹涌澎湃的反政府及反政府改革的激情中。人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市场以及非政府组织(NGO,一种新的社会形势)被听任取代政府的地位。在communism诞生后,这个反应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译者注:事实上,这句话我的确没有弄明白,有高人指点否?):政府是压迫者。在各种压制工具之外,还能存在什么妥协方式?

似乎,存在某种自由意志论在支持着上述的行为:如果市场能够起到主导支配的作用的话,那么,政府就应该为之让路,自由和财富将会不可避免地得到增长。万事皆可自理。在这个国家里,对于各种规章制度而言,并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

但是,事实上,万事不会自理。市场并没有繁荣。政府是跛脚的,而跛脚政府不能长远保证自由的存在。权力并没有消失,只是转而被掌握到黑手党成员手中,而这些人,恰恰是政府自己催生的。一些对基本政府职能的需要,例如警察、法庭、学校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等等并未消失,私人利益集团事实上也无法充分提供。这些需求无法被完全满足。安全体制被蒸发了。沉重的无政府混乱替代了冷漠的communism体制,以下三者混合起来成为一种时髦:Nike不断闪烁的霓虹灯广告、欺诈性股市行为骗光了养老金领取者的终生积蓄、莫斯科大街上银行家们在光天化日下被谋杀。一种系统控制替代了另外一种,但绝对不是那些西方自由意志论中口中的“自由”。

大约十年前的90年代中期,即post-communist从欣欣向荣向衰退过渡的时期,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社会”。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新社会就象当年post-communism所许诺的新社会一样令人兴奋。这就是互联网,或者如我后来的定义,“网络空间”。从大学和研究中心起步,通过社会的广泛传播,网络空间成为自由意志论者们乌托邦理想的新目标。在现实中,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第比利斯,政府的自由是起到支配统治作用的,但在网络空间中,我们将找到真正的自由社会。

这一变化同样出乎意料之外。网络空间诞生于一个国防部的研究计划,然后从一种未经计划的状态下兴起,迅速替换了某种体系机构的控制。收费的单一用途的电话网络被替换成基于数据包交换的免费的多用途网络。随之,人人均可成为出版传播者的模式补充了点对多出版传播(如电视、广告、报纸、书籍)体系。人们可以用他们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往。这个空间似乎在承诺这样一种现实社会永远无法提供的社会型态:有自由但不混乱,有控制但无政府,有共识但无强权。这一理想正如一篇宣言所说:“我们拒绝国王、总统和投票。我们坚信:基本的共识和让代码运行。”

正如在post-communist欧洲中一样,第一代网络空间理论将自由同国家消失联系在一起。John Parry Barlow,这位前“感谢死亡”的抒情诗人和“电子边疆基金会”的共同创立者,在他的“网络空间自由宣言”中是这样宣称的:

工业时代的政府们!你们这些浑身充斥着肥肉和钢铁的讨厌的巨人们!我来自网络空间,一个思想的新家园。以未来的名义,我要求你们远离我们。你们不受我们的欢迎。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你们将不再是我们的君王。

然而,比起post-communist的欧洲,在网络空间中,自由和国家缺位之间的联系,来得更为紧密。现在对于网络空间的观点是这样的:政府并不仅仅是不愿意管制网络,事实上,是它无法管制。网络空间,自它诞生起,就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政府可以威慑它,但这种行为并非控制。法律(关于网络的)可以通过,但无法获得实际效果。没有任何一种政府可以获得进入的可能――没有人可以支配它。网络空间将会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类型。那里会有规则和管理,但必须是从下而上地建立起来。网络社会将完全是一个自我管理组织的实体,没有统治者,也没有政治干预。

在90年代初的夏天,我在中欧执教。我亲眼目睹了我学生对于我前面所描述的communism的态度的转型。在95年的春天,当我向学生们教授网络空间法律的课程时,我看到了我的学生们对于自由和政府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似曾相识的post-communist的观点。我感到了déjà vu(译者注:似是法语,不解)。甚至是在并非以自由主义情感著称的耶鲁,学生们也沉醉于James Boyle后来所谓的“自由主义诀窍”:没有繁荣的互联网,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持续下去。但在那里,政府却无法管制。如那些communist政体,所有的实体政府将会变得非常悲惨。正如Marx所预言的国家将消亡的那样,在以太空间中闪动的数百万亿字节,将彻底动摇政府的统治。

在这场狂欢中,有一点一直未获得澄清,那就是“为什么”。网络空间为何不能被管理?是什么原因造就的?网络空间这个词语的本身就意味着控制,而非自由。这个词的语源并非来自于William Gibson在84年出版的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而是来自于“控制论”,一个对通过设备实施远程控制的研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至少在一开始,这场研究的主旨是“完美的控制”,而最终却成了对“完美的自由”的庆祝。这的确让人十分费解。

如我前所说,我是一个立宪主义者。我教授也写作一些关于宪政法律的东西。我认为,就象communism后的政府被早期的思想所误导一样,第一代关于政府和网络空间之间关系的思
想也误入歧途。网络空间中的自由并非来自于国家的缺位。天下所有的自由,其实都是来自于某种特定形式的政府。将自我控制从社会中排除,并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昌盛的世界,而恰恰应该是将自由置于某种特定的自我控制。我们要建立自由,就应该象我们的先人那样,将整个社会置于一部宪法之上。

但所谓依靠宪法,我并不是指法律文本意义上的。我并不想与我90年代初在东欧的那些美国同胞们那样,兜售那些我们1787年就写就的法律框架和文本。更进一步的,正如英国人所放在嘴边的“宪法”,我指的是一种架构:不是法律文本,而是生活方式。这种架构规范和约束着社会和法律的权力,直至保护着我们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一个学生问道:“宪法的意义是不是这样的:仅仅是众多工具中的一个,一种简单的闪烁的光芒,让我们在黑暗中得以摸索。更象是一个我们经常所说的灯塔?”我意却是,宪法在灯塔里――它是一种指引着基本价值理念的向导。)

此种意义上的宪法是建立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基石是打磨铸就,而非魔幻般地显现。如同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在革命后感受到了混乱无序一样(记住:我们的第一部宪法,联邦条款,就是这样一部毫无作用的可悲的失败之作),我们开始理解的网络空间也是如此。这个建筑,或者说这个架构,并不是一只无形之手的作品。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相信,自由的根基,将在网络空间自行出现。在1780年的美国人中,或者在90年晚期前欧洲一些政治团体中,存在着一种激情。但事实上,这种来自混乱的激情在消亡。正因为此,就像我们的开国者学到的,亦如俄国人看到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单凭网络空间自己,无法达到自由,单靠它自己,网络空间将成为一个完美的控制工具。

控制。这里的控制不一定指政府的控制,也不一定指来自某种罪恶的、法西斯的控制。这本书的观点是:网络空间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建构着一个恰恰与网络空间诞生之初完全相反的架构。这只看不见的手,由政府推动着,由商业意志推动着,构筑着将是能达到完美控制的架构以使高效规则成为可能。那个世界里的斗争不是政府的。可以确信的是,最基本的自由,将有完美控制的环境所保护着。(译者注:这句话的确让我很糊涂,作者貌似不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如Siva Vaidhyanathan所说,

这个可以让人们重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增强他们的力量,破坏传统社会文化的控制的网络社会一旦兴起,那么,数字通讯将不再为自由的终极而服务了。

本书要讨论的就是从网络社会的混乱向网络社会的控制的转变。当我们观察网络社会直至今天还在延续的发展轨迹(这一演化我在随后的第一部分中描述)时,就会发现,“自由”这个网络社会诞生之初就呈现出来的概念,在未来将消失殆尽。我们所选择的这条轨迹,为网络社会究竟是什么加注了诠释。部分诠释会使我们中的大多数愉悦,但另外一部分,我不得不说,它将使我们悔不当初。

不过,无论你是欢呼还是抱憾这些我所描述的变化时,理解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将变得十分具有批判性。是什么让网络社会制造出了“自由”?是什么又使得自由发生了变化而被重新注释?这些课题,将为我们找到第二个网络空间规则之源。

《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第二版序言

Lawrence Lessig在继《代码》第一版之后,写就了这本书的第二版。

由于第二版遵循Creative Commons的相关协议,使得我动手翻译成为可能。我没有学过翻译,只是凭着自己粗浅的理解,在这里勉力为之。主要的目的也是让我自己能完整地通读这本书,顺便期望能够和同好一起讨论和争辩这本书中的相关观点。

翻译频率不定,不过基本上,不会间隔太长。该书的第二版原文完整下载在此

我从序言开始翻译。第一版的序言在中文版中已经全部呈现,所以我略过。

我声明,本翻译也遵循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不得修改、不做商业用途的相关协议。

以下开始;

第二版 序言

这是一本旧作的再加工,事实上,互联网时代,就是古老文本的再加工。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99年,在那个非常不同于现在的情境下写就。从很多角度看,那本书站在了当时那个情境的对立面。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那些向着虚拟世界咆哮着的主流观点便是:虚拟世界在脱离现实世界所制定的一切法则。政府不再能控制网上生活,因此,从网下生活态势角度看,网上生活被断言为另类且孤立。《代码》第一版正是为了反对这些通常的观点应运而生。

这些年来,上述所谓通常的观点在逐步淡出。互联网例外论者们的信心在减少。互联网将破坏规则这种观点,甚至说,这种欲望,也在消逝。因此,在接受修正这本书的同时,我面对了这样一个难以抉择的选择:究竟是写一本全新的书,还是修正旧的,以使得它能在这个根本上与往日不同的新时代中变得可读且与时代相关?

我选择了后者。第一版的基本架构被保留下来,包括其中比较超前的争论。但我修改了那些特定案例的框架,并且,我希望,文字更清晰易懂。我还扩展了一些章节中的讨论部分,增加了一些近期研究的简要说明,以图让整本书的论点能得到更好的整合。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做,那便是扩展本书中那些他人研究过的部分。我没有屈从这样一种虽然十分强烈的诱惑:重写一本书来回应那些批评,双向的或者单向的。我在注释中收集了一些,供那些想看看回应是如何完成的人来按图索骥。但是,即使是在第一版出版的时候,那本书也只是一场极大的辩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你不可以放弃阅读后来这些伟大的作品,两本完整补足了这里争论观点的书籍:Goldsmith和Wu所著的“谁控制了网络?”(2006年),以及Benkler的“网络的财富”(2006年)。还得提一下第三本,Zittrain所著,可能将在2007年出版,同样扩展了这些观点论述。

我也不试图列举那些在第一版中所出现的错误。有些我做了简单的修改,有些我则保留着。因为那些所谓错误,无论别人如何看待,我始终坚信,它们并非错误。在这些错误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我认为网络底层架构在借助数字认证技术下,可控性和可规则性将逐步增强。朋友们把这个“错误”称为“弥天大谎“。但事实上不是。在1999年,我不能确认何时进入了我的视野中。我也可以承认某些预言到了今天并没有发生。但是,较之过去,我更确信这个观点。所以,我选择了坚持这个“基本错误“。也许,这样一个说法可以简单地回避我的赌约:如果我对了,我的奖赏便是被理解。如果我错了,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回归本原的互联网。

这个修订本起源于wiki。Basic Books允许我在一个Jotspot的wiki中上传这本书的原始版本,然后一个被称为“章节上尉”的团队帮助推动了关于这些文字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评论和批评,以使得本书又做了一些编辑。到了2005年年末,我在书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编辑从而这本书宣告诞生。不过,我并不象音乐家Jeff Tweedy走得那么远:“一半是我的,一半是你的”。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我的功劳。认识到这点,我必须向非盈利的Creative Commons致敬。

我非常感谢JotSpot(jot.com)所赠予的wiki以及托管服务以供我们编辑《代码》第一版。那个wiki是有一个出色的斯坦福大学生管理维护的:Jake Wachman,他几乎耗费了他所有的时间在这个项目上。这本书中每一个存放在wiki上的章节,都有一个“章节上尉”。我非常感谢他们:Ann Bartow,Richard Belew,Seth Finkelstein,Joel Flynn,Mia Garlick,Matt Goodell,Paul Gowder,Peter Harter,Brain Honermann,Brad Johnson,Jay Kesan,John Logie,Tom Maddox,Ellen Rigsby和Jon Steward。正因为他们的志愿劳动,才使得《代码》第一版得以改进。我特别感谢Andy Oram为wiki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在这些志愿者之外,斯坦福也帮助我组织了一批法学学生来帮助完成《代码》第二版所需要完成的研究。这项工作由这四个人开始:David Ryan Brumberg,Jyh-An Lee,Bret Logue和Adam Pugh。他们花费了一个暑期来收集支持或批评《代码》第一版的证据。我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来决定如何修定《代码》第一版。在2005年的秋季学期里,一场由斯坦福学生组成的学术研讨会以及Cardozo法律学院课程讨论将一些批评观点加入了进来。在那一年,另外两名学生,John Eden和Avi Lev Robinson-Mosher,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帮助我完成对《代码》第二版草稿很有必要的研究。

不过,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可以象Christina Gagnier那样为《代码》第二版最后的审定工作做出巨大贡献的了。在这个项目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开始控制这个研究,完成了一堆没有完成的问题,将这18个月的结果梳理成一个可以出版的格式。她还检查了所有的引用,以使得它们更完整和更准确。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的问世是不可想象的。

我同样要向帮助我不断修正这样研究的同事和朋友们致谢,特别是Ed Felten,David Johnson,Jorge Lima,Alan Rothman和Tim Wu。Jason Ralls为《代码》第二版设计了图表。最后,我对Elaine Adolfo的谢意无法言表。在过去几年中,如果缺少这位我所见过的最才华出众和最有耐心的人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