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第二章 网络空间中的四个难题(四个主题)

在本章翻译完成后,这本书的翻译可能会告一段落。两个原因。其一,这本书太悲观,悲观到我在翻译时不时感到某种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我认识到技术对自由的贡献远远小于对极权的贡献)。其二,我的翻译还会继续,但可能不会随译随post。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翻译在这里(按照顺序):

《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第二版序言

《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第一章 代码即法律(上)

《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第一章 代码即法律(下)

《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第二章 网络空间中的四个难题(边界)

《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第二章 网络空间中的四个难题(统治者)

《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第二章 网络空间中的四个难题(Jake的社区)

《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第二章 网络空间中的四个难题(搜查中的蠕虫)

《代码》第二版的全文下载在这里。

以下是本章(第二章)的结束部分:?

四个主题

四个故事,四个主题,每个都是虚拟空间某一方面的一扇窗户。通过它们,可以直达虚拟空间的核心。在余下的章节中,我的目标是研究这些主题所引发的问题。在本章的最后,我将依次勾勒这四个故事。顺序从第二个故事开始。

可规制性

“可规制性”是指一个政府在其适当的权力范围内对行为的规则能力。在互联网情境下,则意味着政府对于其公民(至少)在网络上各种行为的规则能力。Boral故事便是一个关于可规则性的故事,或更具体一些,是关于网络空间所带来的可规制性的变化。在互联网诞生之前,Boral检察长在其司法管辖范围内控制这些商业赌博行为不费吹灰之力。但在互联网诞生之后,当服务器移至Boral国境之外,规制就变得更困难了。

对于规制者,这是一个普遍情况中的典型例子。如果想得到好的规制效果,你必须知道:1)他们是谁,2)他们在哪里,3)他们在做什么。但由于互联网一开始设计的原因(并且这点在加剧),这三点的获知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当生活搬迁到网上后,其可规制性在降低。空间的架构(至少一开始它是那样的)使得网上生活可规制性相对较低。

第一部分的剩余章节(译者注:原文如此)是关于可规制性的。我们能设想出一个更可规制的空间吗?这就是我们即将所面对的网络空间吗?

以代码来规制

关于Martha和Dank的故事为回答可规制性问题提供了线索。如果在MMOG空间中我们可以改变自然规则――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或者将可能变为不可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变网络空间中的可规制性?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出一种行为可以被控制的互联网或网络空间呢?而代码,则是触发这种控制的因素。

由此,重要的是,这便是MMOG空间的原貌。MMOG是“被规制的”,尽管这种规制很特别。在这个空间里,规制来源于代码。重要的法则,既不是通过社会制裁,也不是通过国家手段,而是通过这一特殊空间的架构来实施。一条规则的定义,并非由法令,而是由统治该空间的代码来完成。

这是本书的第二个主题:互联网或者网络空间存在对行为的规制,但这个规制的实施主要靠代码来施加。代码区分了互联网或网络空间的不同部分,从而区分了规制的不同。在某些空间里,生活极其自由;在其它空间里,生活则受很大的约束。这些空间的不同仅仅是因为控制的架构的不同――即代码的不同――所造就的。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将得出本书一个核心论点:第一个主题所描述的可规制性是由第二个主题所描述的代码决定的(译者注:着重由译者自己所加)。某些网络空间的架构比另一些更易被规制,某些架构较其它更易实现控制。因此,网络空间――通常意义上,即互联网――的某部分能够被规制便取决于其代码本身了。它的架构决定了行为能否被控制。正如Mitch Kapor说的,它的架构便是它的政治。

从这个论点可以进一步得出:如果某些架构较其它更容易被规制――即给了政府更多的控制力――那么,政府将会更喜欢这种架构。这种喜欢,会被转为行动,也许是政府做的,也许是为政府做的。无论如何,那些不容易被规制的空间将会逐步变得可规制起来(由谁以及为何来这么做,是我们后面继续要讨论的事项)。

这一关于可规制性的事实对那些焦虑政府权力过大的人来说是个威胁。对于依赖政府权力的则是一个现实。某些设计可以使得政府比其它政府还有力量,某些设计则使它们不同,某些设计会被采纳,取决于政府会持有何种价值理念。

潜在的不确定性

蠕虫是另外一个故事。尽管它是一种搜查的技术,但蠕虫的机理不同于现实空间中的“搜查”。在现实空间中,搜查会带来:被搜查者的负担,它也许会带来不安全感,可能会造成超越合法性的侵入。而蠕虫则消除了这些影响:负担没有了,搜查(实际上)是隐形的,搜查技术还使得搜查能精准地发现非法行为。这些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在宪法框架下,如何来理解这种搜查。

公正地看待宪法给予的保护,可以有两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蠕虫的入侵看成是冒犯了宪法保护所给予的尊严,也可以视为其入侵合理并非唐突。两者均有可能成立。这种变化便是我所谓的关于宪法最初条款的“潜在的不确定性”。在以前的情境中,规则是清晰的(不允许普遍搜查),而在当下的情境中,这个规则便取决于宪法究竟想保护何种价值理念。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有两种不同的回答而变得不够确定。无论哪个答案最终被采纳,我们都必须根据我们的价值理念选择其一。

你可以对蠕虫的故事完全不加以理睬,也可以把它视为彻头彻脑的科学幻想。但本书结束时,我可以让你确信到有太多的案例存在这种不断困扰着宪法的不确定性。在很多案例中,宪法无法给出如何实施的答案,因为至少有两种答案都有可能成立――因为必须考虑到宪法缔造者们最初做出的选择以及今天技术的影响。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一个问题。假设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法院可以根据其想保护的价值来做出回答,我们就没有问题了。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可以由法官们来抉择――缔造者们可能择其一,而我们的法官只能选定某一个。

但我们并非生活在这种时代,我们不能让法庭来解决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最终我们必须依赖某个机构。我的观点是悲观的:我们没有这种机构。如果我们还不改变,那么我们的宪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将会越来越小。

网络空间会不断地给我们带来不确定性。它会提出如何才能更好地前�
��的问题。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从现实空间来的办法来指明方向从而解决这些需要法律解释的问题。但到最后,这些办法会越来越不起作用。当它们的指引和我们的行动之间的缝隙变得明显之时,我们将被迫去从事那些我们不擅长的事情――抉择我们到底要什么,以及什么才是正确的。

互相竞争的统治者

该由谁来规则?不同地方将会遵循不同的法则。

Jake Baker的故事带来一个重要的议题。Jake生活在Michigan州的Ann Arbor市。他在那里的生活取决于Ann Arbor市的规范,很显然,他遵守得很好。那个地方的当局管辖着Jake,而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他也仅受它的管辖。

但在网络空间,Jake的行为变化了,部分原因是网络空间的规范是不同的。这就带来了问题。当Jake“进入”网络空间时,他并没有离开现实空间。更确切地说,他从未离开过Ann Arbor市。安坐在Michigan大学的一个宿舍里,他就把他自己传输――从某种规范性意义上而言很伟大――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他在宿舍之外应遵循的礼仪举止的规则不复存在。网络空间给予Jake一个机会来脱离Ann Arbor市的规范,使他可以根据另外一种规范来生活。管理权威开始竞争。Jake有机会仅仅凭开启或关掉计算机来抉择他该依从哪种管理权威。

再次说明,我并非意指在现实空间中没有这种类似的可能――显然也有。毫无疑问,一个住在New Jersey州的Hackensack(一个带有郊区价值理念的城郊市镇)的Jake可以每晚都开车去南Manhattan并在那里根据当地的“规则”生活上几个小时。这些规则并非Hackensack的,因为生活迥然不同。如同Ann Arbor的Jake,Hackensack的Jake也生活在不同的管理权威下。但这两个Jake的生活,由于程度上的不同,存在着方式上的差别:至少可以想象,Ann Arbor的Jack给Ann Arbor带来的问题严重性甚于Hackensack的Jake给Hackensack带来的。这种差别会很大,而且会更普遍。

对于Jack可能会进入的这两个社区(管理权威互相竞争),我们考虑得也不能太过狭隘。“脱离”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一个某偏僻小镇的同性恋少年在通过America Online(译者注:美国在线,美国知名的门户网站)的聊天室与另外一名同性恋者聊天是逃离那个小镇的规范,而一个恋童癖与一名少年从事虚拟做爱也是对一般的社会规范做一个逃避。这两种脱离,正如我们所知,基于网络空间的架构,都成为可能。显然,我们对这两种行为的态度是不同的。我把第一种脱离称为解放而第二种则称为犯罪。肯定有人会都称之为犯罪,也肯定有人会都称之为解放。但问题并不在于该如何称呼,而在于我们能够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空间中所带来的后果。当来自全球25个司法管辖区域的50个人,通过San Francisico的服务器,在Second Life中花费了2000个小时来建立起一个虚拟社区时,真实世界中那些司法管辖区域如何管理这个空间?哪个管理权威起最大作用?哪个才居于统治地位??

这四个主题是本书后续内容的框架,也提供了理解本书的蓝图。网络空间中的规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规制机理的重要部分。这就是第一个主题,“可规制性”。第二个主题,“由代码来规制”,诠释了之前我们并未完全理解的规制者(代码)的重要性。第三个主题,“潜在的不确定性”,表述了在我们传统中作为基石的特定价值理念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需要我们美国人重新做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仅仅是众多司法管辖区域中所做选择中的一个。于是,在末尾,我们看到最棘手的问题便是“互相竞争的统治者”,因为这些司法管辖区域会根据各自不同的价值理念来标注网络空间。

正如我一开始说的,在本书的第一版之后,很多事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用这四个主题来批判这些变化。在我刚开始写这本书时,关于网络似乎有两种主流观点在争辩。其一,政府永远不能规制网络;其二,这是一件好事。现在,对于网络的态度不同了。仍然有一些政府无法规制的部分,但由于这个世界充斥着垃圾、病毒、网络窃贼、版权“隐私”、以及孩童性爱宣传等问题,反对规制的声音减弱了。我们都爱互联网。但是如果有一个政府承诺能真正消除网络上的这些恶果,我们中大部分人都会乐意支持。

尽管关于网络的观点在变化着,但我的依然不变。我始终相信网络是可以被规制的。我还相信这些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可以显著增加政府规制网络的能力。从原则上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我并不反对具有正当性的规制。我认为规制对于保护基本的自由是有意义的。但在当前的情境下,我以为我们的政府正在远离正当性的规制。这来源于对政府的怀疑。一般意义上的怀疑是:政府的各项机能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腐败,因此需要制约。特别意义上的怀疑是:我们的政府还完全没有认识到在数字时代中如何去规制。

无疑,这些观点的混合会不断地困惑着我们。我们的政府令人如此怀疑,又如何相信它可以做好规制?但无需太多的想象力,便可以看到这些貌似矛盾的观点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我们都相信药的力量,但设想一下你面对一个带着一瓶吸血水蛭的“医生”时的态度。在那种情形下,至少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但事实上,面对这样一个医生,不做任何事情也有着充足的理由。

(第二章 完)

为了便于阅读,我制作了本书从开始到第二章的翻译的PDF文件,点这里下载获得。

第二章 网络空间中的四个难题(搜查中的蠕虫)

本段小标题是worms that sniff。Sniff的意思是嗅。根据本故事所描绘的,译者认为意译成搜查,更容易为人理解。

以下开始:

搜查中的蠕虫

“蠕虫”,是一段计算机代码,被放置到网络上后,侵入那些易受攻击的计算机中。它并非“病毒”,因为它不会植入其它程序中干扰它们的运行。这些代码的制作者声称它们不过是一段额外的代码。它们只是在其他人的计算机中静静地待着而且可以无害。只有当它们破坏文件或指令时才会有害。

试想一种专门用来做好事的蠕虫(至少在某些人头脑中是如此),比如代码作者是FBI探员。FBI正在寻找一份属于国家安全局(NSA)的密级文件。未经许可拥有这个文件即属非法。蠕虫开始在网上传播自己,进入每个它可以进入的硬盘,一旦进入后,便开始扫描整个盘符。当它发现这个文件后,便传回信息如实报告给FBI。如果没有发现,便立刻删除自己。最后,假设它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干扰”到计算机的操作。没有人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除非它发现了NSA的文件,它也不会报告任何东西。

这个蠕虫违宪了吗?这是一个初看极易回答但实际上相当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个蠕虫在执行政府发起的对公民硬盘的搜查行为。并没有理由去怀疑(正如法律通常要求的)磁盘上存有政府想寻找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这是政府没有证据之下对于私人空间的搜查行为。

从宪法的初衷来看――特别是第四修正案――恶劣度无出其右。第四修正案正是用来阻止这类权利滥用的行为。(英国)国王George二世和三世给他们的官员颁发过“普遍搜查令”,许可他们搜查私人领域以寻找犯罪证据。无需任何嫌疑证据,官员们便可以到处搜索你的房子。但由于他持有那个搜查令,你也不能告他非法闯入。第四修正案的主旨就是要求搜查必须要有嫌疑证据。如此,搜查带来的精神负担只会合理地落在了被选择过的人员(嫌疑人)身上。

但这个蠕虫真得和国王的普遍搜查令是一回事吗?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与宪法缔造者们所关心的普遍搜查令的受害者们不同,计算机使用者并不知道他/她的硬盘被蠕虫搜查过。普遍搜查中,警察们闯入家中四处翻寻私人物品。而蠕虫,仅仅是一段计算机代码,且(我假设)它只能看到一样东西。或许更重要的是,与普遍搜查不同,蠕虫知道得很少而且当它结束工作时也没有破坏什么:代码不会阅读私人信件,不会打破大门,不会侵入日常生活。一个无罪者无需害怕什么。

与George国王的军队不同,蠕虫很安静。它完美地、隐形地侦查犯罪且只侦查犯罪。它不会给无罪者带来负担,不会骚扰寻常老百姓。它只追捕那些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这个区别使宪法问题更复杂了。从无嫌疑便搜查的角度看,它的行为非常象普遍搜查。但与历史上的普遍搜查又不同的是,它没有给日常生活带来干扰。它只是“发现”违禁品。从这个意义上看,蠕虫就象一条嗅来嗅去的狗――至少在机场,即使没有适当的理由,宪法也是允许的――但表现得更好。与嗅来嗅去的狗不同,蠕虫甚至不会让计算机使用者知道何时会发生一场搜查(从而使得用户免于焦虑)。

那么,蠕虫符合宪法吗?这个取决于对第四修正案的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修正案只是反对无嫌疑证据的政府侵入,无论这种侵入是否会带来负担。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修正案反对会带来负担的侵入。(宪法)仅允许有足够证据认为罪证即将被发现的侵入。促使缔造者们架构宪法的那些典型案例,并没有给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保护的差别,因为那个时代的技术并没有带来这种差别。技术上说,在1791年,你不可能完成一次完美的不带来负担的搜查,所以他们不需要考虑这种搜查是否为宪法所禁止。因此,我们必须来抉择第四修正案到底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把这个案例放入更深一层的讨论。设想蠕虫并非搜查每一台它遇到的计算机,只有司法授权的情况下――即一种许可――才会进入。现在,无嫌疑证据即搜查的问题没有了。但设想一下这种规则的另外一方面:政府要求网络必须如此架构以使得蠕虫可以得到这种司法授权进驻到任何一台计算机上。在这种体制下的计算机,必须时刻准备蠕虫进入,即使蠕虫仅在获得司法许可的情况下才会配置上来。

这会产生宪法问题吗?我将在第十一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在现在,请注意它鲜明的特点。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允许政府以一种高效的方式来收集关于我们的证据――即无论对政府还是对无罪者,代价都很小。这种高效由技术所造就,技术使得搜查行为不再带来干扰和侵害。那么,在两种情况下,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当不引起负担的搜查的能力提高的同时,是否意味着政府搜查权利的扩大?或更悲观一点,如同James Boyle所说:“自由是否与监控手段的效率成反比?”如果是这样的话,如Boyle言,“我们有更多需要担心了”。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政府。现代生活中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凸显的技术使得数据收集和处理变得极其高效。大部分我们的行为――也是大部分反映我们的特征――在房门之外即被记录在案。当你在打电话时,给谁打的,何时打的,打了多久,通话频率一律被数据记录下来。当你使用信用卡时,何时何地向谁购买了什么也统统被记录下来。当你坐飞机时,你的行程也被记录下来,也许政府要判定你是否是一个恐怖分子。当你在London里开车,摄像头可以扫描你的证件来判定你是否缴纳了“交通拥挤税”。无疑,好莱坞关于反恐怖分子组织的设想――一个人坐在终端前即时监控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正确的,但也并非大错特错。一个时刻监控个人行踪的系统是难以做到的,但一个收集我们做的每件事并产生大量数据的技术是可能的,且这些行为很容易得到许可。闯入(的后果)变得轻微,但回报非常丰厚。

在数字时代,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监视,都具有同样显著的特征:监视,或者搜查,可以在不增加被搜查者个体负担的情况下得到增强。它们都带来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如何在这个宪法缔造者们当年无法想像的时代中运用他们给予我们的保护?

(本故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