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分滚粗

我在20多年前看过一本小说,书名已经忘记了,这本小说主要讲一个美国脱口秀演员是如何从底层一路奋斗到全美明星式人物的,结局我依稀记得不是太好。这本小说让我第一次不那么真实地接触到了美国脱口秀演员(那个年代可没什么网络视频),但我想即便是小说,总有些具体生活的影子。

书中说到这位演员在酒吧一开始说些无关痛痒的段子,听众不是很起劲,依然各聊各的。他有点火了,于是拿台下听众开刷,大骂一通,结果他发现越骂效果越好,大伙越是笑声不断。他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有人听别人骂自己反而哈哈大笑。不过不要紧,道理不需要,只需要结果。他就一路这么干下去,越来越红。

后来我生逢网络时代,有幸看了一些美国脱口秀,果不其然。这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黄西的脱口秀。我第一次看到黄西的视频时,脑海中立刻升腾起我多年前看过的这本小说:哈哈,骂人可以讨人喜欢,真有其事啊。

中国社交网络也有。骂骂政府然后大众一片叫好,这事倒不奇怪,也经常有人干。奇怪的是有人自行送上来找骂,还乐呵呵的,这种诡异的事也变成了现实。童话大王算是前者,留几手则算后者。惭愧,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后者是个什么原理,讨钱的见了多了,讨骂的还真不太好理解。

不过,骂人没什么建设性,骂人本身没有什么具体利益。但骂人有个好处,如果你骂得漂亮,就会引起极多的围观,所谓“影响力”(准确的说,影响范围)也就建立起来了。影响力是可以换取利益的,比较直接的方式是变现,比较间接的方式是置换资源,然后再扩大影响力,最终当然还是变现。

最让人有些思索的骂人事件发生在一部虚构的片子中,黑镜第一季的第二集:Fifth Million Merits。黑人兄弟大骂了一通评委,结果评委们哈哈大笑,判其胜出,给予了一个专门用来骂人的节目。黑人兄弟骂的时候的确是本色演出,心目中的女神成了AV女郎,用的还是他的里程数,岂能不忿。充满激情的对体制一骂,最终被体制招安。解构式的反抗,成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那片碎玻璃(或者说碎的液晶板)本来是一把刺向狂欢娱乐的刀,最后成为狂欢娱乐中的一个道具,期间的黑色幽默,真是让人笑不出来。

但这部充满着控诉味的片子,也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看过了,想过了,哈哈过了,明儿,咱们该干嘛干嘛。滚粗这个词也许不会再火了,但李毅吧依然会贡献出另外一种言语。童话大王的童话破碎了,但依然会有另外一种童话出世。

世道吧,就是这样循环演进的。

文本的解构与结构:读《恶搞》

恶搞因“红十字会事件”而成为网络名人的郭美美,最近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了一段无论是文法还是词法都破绽百出的中式英语。这引发了网友的围观,好事者还把这段英语翻译成中文。没过多少时间,微博上掀起了各种翻译郭美美微博的狂潮,仅仅一个晚上,就冒出了包括诗经版、唐诗宋词版乃至元曲版的数十种翻译方法,郭美美那条微博被转发20万次以上。如果要说那天晚上是微博用户的一场小小的狂欢,我倒以为殊无夸张之处。

我昔日的一位同学对这个现象表示了不满。她这样写道:“我只是觉得,深深的难过。尤其当女人们也加入进来,一起调笑男人们对一个女性的语言性攻击,这‘被伤害感’蔓延到我身上来了。”——这段话里已经将女性置入,颇有一丝女权的色彩了。

但郭美美这条微博的事,其实和性别——在我看来——关系非常之弱。郭美美三个字其实代表着一份对红十字会的不满和疑云。红十字会官方微博至今还保持这样一个记录:被呸最多的微博(号称10万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不满和疑云,并没有被消解掉。舆论场上所看到的似乎人们不再关注此事,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遗忘了这件事。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翻卷出来。

这起小小的翻译事件,倒是和“恶搞”非常有关联,或者这么说,这是典型的恶搞。读一读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曾一果副教授的《恶搞:反叛与颠覆》,相信对这类恶搞会有更好的理解。

一个文本(包括文字、图片乃至视频)一旦存在于网络上,它就是一个开放性文本,因为网络赋予了大众书写的权利,从而使得恶搞和互联网几乎是同时诞生并一起成长的。开放性文本,在费斯克的笔下,就是所谓“生产者式文本”。曾一果这样写道:

(它)是一种自由、松散型的文本,受众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和介入到这些大众文本中去,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重新拼贴、组合,创造出无数新的大众文本,大众不断参与、介入,深入到这些文本内部,任意肢解文本,也可以将文本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不断生产出新的意义来。

当我们把这段文字投射到郭美美中式英语被恶搞翻译之上,就会发现是多么的契合和富有解释性。在互联网上,任何一段文本都有被解构恶搞的可能——试想一下小胖头像恶搞,连这么一张平常的照片都可以被恶搞成互联网上的知名事件——如果被恶搞对象本身足够知名、足够具有象征性,那么在短期内引发恶搞狂潮,真的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毕竟,中国到今天,已经拥有了愈5亿网民。

整体而言,中国网络人口的年龄层相对于整个中国人口是年轻的,30岁以下网民占据了一半。年轻人对恶搞之类的事的热衷丝毫不奇怪,于是在网络上随处皆可见到恶搞。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又为恶搞推波助澜。在互联网上,亚文化几乎成了主流文化,便是这样的原因。

问题在于,作为互联网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恶搞,我们该如何评价它的意义。在费斯克笔下不乏赞颂的大众文化中,同样有着“粗俗文化”、“消费文化”的阴暗面。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阴暗面并非是虚妄的。

比如说,所谓网络营销策划,就带有为商业目的故意恶搞的痕迹,这一点,一些知名的网络营销策划人士也不否认,甚至出于招揽生意的目的冒认。微博上知名的“杜甫很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恶搞,但它带有炒作目的。新浪微博运营人员在一个网上自承是他们策划出来的事件,而策划这种事件的目的很清楚:保持微博的热度。

恶搞文化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而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消费社会。曾氏说,“在今天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大部分恶搞文化不可避免地贴上了商业标签,是消费时代的一种商业文化”。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但再往下一步,这样的商业文化又是好是坏呢?曾教授很谨慎地并没有下这个判断。

我愿意大胆地往前一步。我注意到,今天大众的媒介素养事实上已经很高了,特别是一批拥有较多听众的意见领袖们,他们并不会很轻易地被一个营销策划所“欺骗”而参与到恶搞中。事实上,商业策划的恶搞案所需要的技巧越来越高,以至于新浪微博搞运营策划直至今日,也就是一个“杜甫很忙”值得一书。网众(这个概念来自于北师的何威老师,指的是社交网络节点上频繁活动的网络用户)喜欢恶搞,但未必会很轻易地就被卷入到商业目的的恶搞中。

一个例子是很好的注解,那就是恶搞过《无极》的胡戈。当年一部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席卷整个中文网络,胡戈由此也一夜成名。但是,当胡戈后续一些所谓恶搞片植入了商业元素后,这些片子就再也达不到《馒头》的知名高度。今天还有几个人能记得胡戈后来的那部《大杀器》呢?

恶搞文化的另外一个走向是粗俗化,越粗俗越容易吸引注意力,凤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但问题在于,对粗俗的围观并不等于人们会认同这个粗俗。有人在街上裸奔引起人们停留观看评头论足,并不等于人们都会去裸奔。从凤姐的后续境遇来看,主流价值观至今尚未接受这种粗俗。

大多数成功的恶搞,都是非策划性质的,也缺少有组织的预谋,这一点倒非常像法兰克福代表人物之一本雅明笔下的“灵光”,虽然他的名著的标题是《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这些恶搞当然不能和本雅明的艺术相提并论,但它闪烁出来的人类的智慧,却足可媲美。而这种智慧,恰恰是对某些现实的“反叛与颠覆”。

最后要提及一下的是,《恶搞》这本书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面向的领域都是新媒体上的亚文化。对互联网亚文化有兴趣的人,都或可觅来一观。

—— 刊发于《网络传播》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