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传播与辟谣

谣言 摘要:

本文探讨了谣言的产生、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动力、过程和机制,着重意图论述谣言的根本,其实是人们对各类事务的主观立场。辟谣或制止谣言传播,必须意识到,与谣言的对抗,其实是希望改变人们的立场,而非简单地澄清一个事实便已足够。

关键词:谣言、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辟谣、立场

时隔十五年,泰塔尼克号以3D版重返大屏幕,并进入中国大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不过,十五年前不曾剪去的一个大约有两秒左右的裸露镜头,这一次则没有逃过剪片之手。这件事遭到了网友的恶搞。有网友用广电总局的口吻说:“考虑到3D电影的特殊性,我们担心播放此片段时观众会伸手去摸,打到前排观众的头,造成纠纷。出于建设精神文明社会的考虑,我们决定删除此片段”。这个恶搞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1],并远渡重洋,传到了导演卡梅隆的耳中。在他出席一场脱口秀节目中,还提到了这个段子,虽然在他口中已经和一开始的段子略有区别(他提到的被剪镜头其实是另外一个事实上没被剪去的场景),但他却反复强调:it’s true(这是真的)。最后,这个脱口秀的视频再次回到中国,在微博上广为散播,引致大量围观。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有趣的谣言案例。但凡对中国官方口径略有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广电总局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用类似的说词来解释剪片的原因。但人们还是乐此不彼地去传播它,以至于一直传到老外的视野中。进一步,我个人推断,以卡梅隆的智慧,也未必真得认为“it’s true”,这么说,无非是在想在脱口秀节目中做这样的暗示:我这个3D片极其逼真。而无论是中国网民的传播,还是卡梅隆的复述,说到底,都和自己的立场有关:前者是借用一个自己都未必相信的段子来表达对广电总局剪片的不满,后者呢,关心自己的票房罢了,这个段子的真实性是第二位的,但它表现出来的自己大作的3D震撼力是第一位的。

谣言的诞生:人际传播

但大多数谣言和这个段子不同,追究一个谣言是如何诞生的,通常是相当困难的事——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谣言也许是个例外。商业上的谣言有时候由于公司的极度在意,不惜代价地去寻找谣言源头,可能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很多情况下,依然不了了之。曾有谣言说,宝洁公司一个著名的商标图释暗含有魔鬼符号,代表着邪恶的力量。宝洁公司与之奋斗多年,最终还是在1985年去除了这个商标以作妥协。而时至今日,谁也不知道,这个谣言究竟出自哪一位的手笔。

我们很难去判断谣言究竟谁制造的,虽然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了四种制造者(谋求一己之利者、哗众取宠者、追求政治利益者、恶意中伤者[2])却无法精准地指代一个个体甚至是一个组织。不过,我们大致上还是能分析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则谣言。

通常来讲,谣言诞生于人际传播中,由张三告诉李四,李四告诉王五赵六,王五赵六再告知自己的朋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一个传播“谣言”(其实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信息)的人,要么出于或多或少都相信了这个谣言的存在,要么出于娱乐宣泄,总是存在有一个动机。

为什么会相信谣言?第一个原因和知识日益专门化有关。在很多与自然科学有关的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确出于“无知”。国内一个名为果壳的网站专门从事这类辟谣工作,出版有《谣言粉碎机》一书。国外亦有《流言终结者》这样的系列纪录片来澄清谣言。我们的知识日益专门化已经到了即使同一个学科内,不同专业也使人们难以彼此分享所知,更何况一大堆专业名词不免让普通公众云里雾里。

人类根深蒂固的情感,一为恐惧,一为贪婪。无论是恐惧还是贪婪,都会让我们去选择能够满足我们情感的“信息”——当这个信息被证明为不真时,那就是谣言了。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我们其实一点不相信“偶然”,我们总是倾向于去挖掘背后“隐藏的”秩序和因果。这个情况在政治谣言商业谣言中非常常见:一些“消息灵通者”向你解释某个新闻背后的神秘莫测但又逻辑听来是那么回事的原因。虽然凡事有果必有因,但谣言所表达的那个因,却未必真的是那个因。这重要么?其实对于听众(Ta转身立刻会成为传者)而言,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因符合ta的想象。

于是,在人际传播中的谣言,人们其实是先有立场,然后再有传播。自己完全不信的事,传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即便传播,也会加上自己的批判)。某种意义上讲,立场即真相。每个人都似乎在关注究竟什么是真相。但遗憾的是,事实(fact)和真相(truth)其实不是一回事。事实是客观存在,而真相,说到底,是主观看法。

在客观存在和主观立场的对抗中,人们并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特别是:谣言都是非官方的,熟人间口耳相传的,这就意味着,它的“可信性”更高。谣言的人际传播中,还很容易加入传播者自己的解释,于是一个可能本来只包含一对因果关系的解释的谣言,最终被添油加醋了多组因果解释。在这个时候,谣言究竟发源于何地,简直是天知道。

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其实这话一点都不科学和严谨。什么叫智者?正如广电总局那个段子的谣言,传播者未必个个都是蠢笨如牛真得相信广电总局会这么解释,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于传播这个段子。传播中,第一位的是价值观,是立场。

谣言的弥漫: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中的谣言,影响范围非常有限。但一旦进入到媒体时,经由大众传播,立刻就会爆发出来。今天的媒介,已经不再局限于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甚至是门户网站,也包括BBS、博客、微博、SNS这类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式媒介。而之所以把UGC媒介放入大众媒介里一起讨论的原因在于:人们并不是通过生活中的熟人获知消息,即便是通过好友转发出来的消息,信源依然属于一个“陌生人”(虽然可能知道ta的名讳和职业)。

卡普费雷在他的《谣言》中,引用了Rouquette的一个对信息四种类型的分法[3],这种分法,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谣言。Rouquette把信息拆解为“人物”和“行动”(通常新闻都会包含这两个要素)。人物被分为“被爱戴者”和“被厌恶者”,行动则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两两组合,成为四种类型。

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值得肯定的事,这算什么新闻,毫无茶余饭后的八卦必要。这几乎是一种同语反复,没有任何“价值”;

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被视为不端的事,这个是一个大大的意外。这种不平衡命题,使得读者大吃一惊,并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说,韩寒代笔,是典型的这类信息。

第三类信息,一个反面人物居然做了一件好事,这也是不平衡命题。但这种不平衡让人们难以忍受,认识上出现不协调,心理上无法慰藉自己。于是添油加醋的动机论、阴谋论会在传播过程中被置放进去:一个罪犯救了一个出车祸的人?哼哼,他大概本来是想趁乱行窃的,结果很多人都到了,他立刻改为施救。

最后一类,否定到否定。一个反面人物做了一件坏事。这十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加强了自身的偏见,最重要的是:证明了自己“我早就和你说过了吧?”之类的先见之明。对于一个一向对韩寒不感冒的人而言,韩寒代笔是最值得传播一下的。

以明星为例——这个群体经常饱受谣言,从来没有没有谣言的明星——ta通常在极其耀眼的镁光灯下,诡异地保持着神秘和朦胧。明星虽然握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但其实是人们在今天这个大众文化时代消费明星。一个明星的谣言,通常符合上述四类信息中的后三类,于是人们加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由于UGC媒体的存在,又能成为媒介平台上的一个传播者,有些微博用户的传播力还不低。如此反复,一个大众传播领域中的谣言就出现了。在消费明星的文化中,“闲言碎语,无需真实”[4],重要的是:消费,实实在在的消费快乐,一块巨大的集体口香糖(卡普费雷语)。

大众传播机制加速了谣言的攻城略地,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用R=i×a来表示谣言的强度。其中R指代谣言,i指代消息重要性,a表示环境不稳定的程度[5]。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教授则扩充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状况模糊性×技术先进性÷权威公信力÷公民判断力。从张氏的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介技术越发达,对谣言(或未经证实的流言)的传播推动力,是正向的。而特别对于政治谣言、生活谣言(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基于事件重要、状况模糊,进一步推动了谣言的传播。

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远未能消灭谣言,它只是使谣言更加专业化而已[6]

谣言与辟谣:永无止尽的战争

人们一旦开始传播某个谣言,某种程度上已经主观相信了这个谣言。不要被微博上所谓“求证”、“求辟谣”这几个转发时带出来的字眼所迷惑——我以为,这几个字不过是转发者试图免除责任的表达——他们其实已经信了。谣言通常带有揭露秘密的性质,而这一点是如此得不可多得,故而珍贵异常。但谣言与同样很珍贵的黄金不同,后者需要储藏,前者则需要尽快使用掉。若是晚了一步,大家都知道了,再传播“秘密”就没什么意思了。对于视粉丝数十分重要的v字用户而言,这种表演的机会不可多得,又怎能不牢牢抓住呢?但微博运营方对传谣的打击措施十分严厉,“求证”、“求辟谣”司空见惯便不足为奇了。

虽然有微博运营方的严厉打击传谣措施,但总体说来,试图让大众不传谣不信谣,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谣言便会存在一天。谣言和辟谣,在人类的主观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将永远地争斗下去。“谣言远不是有幻觉的人一时神经错乱的行为,而是一个警告的呼声”[7]

我倒是以为,做一大堆科学的调查问卷来探知民意,倒不如看看非科学的谣言。因为谣言最实在地反映了人们的立场。一个例子是,在美日开战后,一个中国籍的教授登上了一座美国小岛进行旅游。岛上的人都怀疑他是日本间谍。这个怀疑迅速地被传播开来。但与之对应的是,在美日未开战之时,大量的关于日军异动、集结、备战的信息却被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道理很简单:前者人们的确知道美日在战争中,后者则是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开战。

面对谣言,桑斯坦这样写道:“对于政府来说,预防原则没有意义。”[8]罗斯诺和费恩在《流言》一书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大部分人还是同意谣言总是要尽可能消灭的的。国内有学者认为,“政府通常控制大部分的信息,控制或影响各种媒体,同时拥有行政权力,因此在制止谣言方面是相当有效的”[9]。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辟谣其实是在改变人们的立场,故而其实异常艰难。卡普费雷提到了一个实验[10],颇有借鉴意义。

针对一则“麦当劳用蚯蚓做汉堡包”的谣言,实验设计者找来了一群大学生,分为四组,来进行观察。每一组都安排观看麦当劳的广告,看片中,组中有一个女大学生(实验同谋)站起来大声宣布了这个谣言,然后四组各有各的应对方法:

第一组,“只有谣言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提醒大家不要在看片时说话,即无辟谣。

第二组,“谣言反驳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是无稽之谈,蚯蚓很贵根本不可能用来做汉堡包,农业部调查证实这是谣言,然后请大家看片时不要说话:这里出现了辟谣。

第三组,“谣言加分化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算什么稀奇的事儿。我上周去**饭馆,人拿蚯蚓做了调味汁,好吃极了。好了,大家看片不要说话:这里没有辟谣,但显然有引开注意力的行为。

第四组,“谣言加重新组合组”,在看片结束后,这四组都开始做一份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对麦当劳的看法。但这一组在做问卷之前,还需要回答其它问题,比如经常光顾的麦当劳坐落何处,一年去几次,餐馆有无露天餐座。总之就是围绕麦当劳多问一些问题。

四组分别填完试卷,实验者惊讶的发现,第二组和第一组对麦当劳的好感变化程度是一样的。换而言之,单纯的辟谣看上去作用很轻微。倒是后面两组,好感变化度高于第一组。

第三组和第四组的结果证明了社会心理学创始人阿施的一个思想:人们不会改变对一个事物的认识,而是认识的对象在变化[11]。事物不变,谣言不止。这个思想,是值得辟谣工作者深思的。


[1] 这个谣言来自于一位刘姓的网友,在他的人人日志上,详细叙述了他炮制这条谣言的原因,以及他个人观察到的这条谣言的传播过程:http://blog.renren.com/blog/240149916/819939392。在这个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个媒体的微博(V字认证,十数万粉丝)的再传播,是第一个传播引爆点)

[2] 卡斯·R·桑斯坦,《谣言》,张楠迪扬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3]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143-146

[4]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197

[5] 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谣言女神》,顾牧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p.220

[6]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1

[7]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96

[8] 斯·R·桑斯坦,《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的原则》,王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p.57

[9] 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202

[10]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265-268

[11] Asch S.,<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up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E. Maccoby, T. Newcomb, E. Hartley (ed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8, p.174-183

——刊发于当期《新闻记者》,由读书:谣言这篇博客扩充而成。

从麦克卢汉到乔布斯:媒介技术与环境保护

在我们迎来了麦克卢汉一百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當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介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07年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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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它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得成为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判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象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的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功能手机显然是一种冷媒介:需要我们投入很大的注意力。这大概也是边打电话边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的缘故吧。但功能手机往后发展,有一度迈向音乐手机的趋势。因为生产商注意到这样一点:人们的随身设备似乎又需要mp3又需要手机,何不将它们合二为一呢?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得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介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杂志,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像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而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 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皮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展开,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在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行文到此,似乎充满着乐观,但我们不妨稍许停顿一下,仔细地审视一下,这样的趋势,真是有百善而无一利的么?

不要忽略麦氏論斷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他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 is the 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我们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自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象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也重新创造了程序(在苹果体系里称为应用)的生产、分发、变现的过程。用“苹果生态”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么,苹果生态,让我们重归部落化了么?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了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iPhone(同时也是所有智能手机)上都有着各种用于记事的应用,比如谷歌日历就可以和手机里的应用同步。我们先是发现这是一款很不错的让我们不会误事的应用,然后我们就又发现,一旦离开它,我们似乎便想不起今日的日程安排了。手机的随身携带性,使得我们对这种技术设备的依赖性是重的,而这种依赖,又怎么能言之凿凿地说:我们重归了部落化呢?

智能手机上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人类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得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 based 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茨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 刊发于当期《新闻记者》,小标题为魏永征教授所加 ——

乔布斯过世后,有朋友问过,怎么没见你写篇专栏聊聊?一来他退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东西,二来我现在改行写学术论文去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