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木式创新下的新机遇:读《全球风口》

《全球风口》一书的第一作者,海银资本的创始合伙人王煜全,是我多年的“网友”,但真正和他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发生在2014年下半年。应湛庐文化之邀,我参加了一个硅谷游学团,同进同出,同吃同住,同考察同讨论,有幸和王煜全多次深度沟通。

他读书之多之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他还有一个观点,让我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在他看来,在全球意义上,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制造业”,而不是什么底层创新。他认为,如果特斯拉这种车不放在中国制造,将是马斯克致命的错误。

这个观点其实并不讨喜。商业江湖上很多人鼓吹创新。还有一些学院派教授们大声疾呼,不掌握关键技术,中国将沦为别人的制造后花园(一个段子是说一个芭比娃娃我们只能赚几分钱)。政府层面上,更是有所谓“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说法,中国怎么不能在创新上获得优势?

在《全球风口》书中,王煜全写道:

当下创新的主要矛盾是不断增高的门槛与大众普遍参与之间的沟壑。

以爱迪生发明电灯为例,为了找到适合做灯芯的材料,爱迪生可以把任何东西都拿来试。但今天的材料科学门类已经建立起来,在实验室里不断烧东西去试,不仅让人嗤之以鼻而且效率低下——总有懂材料科学的竞争者会比你更快得到创新成果。这就是王煜全所谓的“创新在不断增高门槛”。

在基础创新(或者叫底层创新)上,王煜全认为,中国距离美国极其遥远。我同意他的看法。这涉及到整体环境。我们的制度、文化、社情,其实并不利于搞基础创新。

拜杜法案。

这部在1980年就通过的法案,和《斯蒂文森-韦得勒科技改革法》(1980),《科技转移商业化法》 (2000)一起构成了美国专利领域中重要的三个制度。它们的目标都是:“必须将新技术以某种方式转移给公众并加以广泛应用,同时这种方式必须具有较高的效率”。

拜杜法案要解决的问题是:大量获政府资助的研究,研究者怎样可以从中获得利益(课题经费其实是很小的利益)。说的通俗点,就是公家出的研究的钱,从事研究的私人如何获得好处。

理论上讲,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政府出资研究的项目,应该向所有纳税人自由公开(换而言之就是免费),任何想要获得该专利的纳税人,都应该无偿获得。但这只是理论,实操层面上,如果这么干,就会导致两个后果:研究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基础研究,因为根据律条,他们只有不排他的专利实施权力;另外,商业企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将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上,因为未来它们反正是可以轻易取得的。

拜杜法案则重新界定了一项专利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相关人(投入者、所有者、使用者、管理者、受益者五大主体)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资助合同”把公家投钱的研究成果和专利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然后鼓励它们与企业界合作进行转化,研究人员也可以分享转化后的利益。这就打通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障碍,使得美国大学机构和企业,对研究兴趣大幅高涨。

我在网上查到的一份数据这么说:

以前,美国大学每年获取的专利数不到250件。在其后的10年间里,每年授予大学的专利数便达到了1600件,2000年达到了3000多件,其中80%为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根据美国总审计署的统计,大学研究对于产业的贡献从1980年的4%迅速攀升到了1990年的7%。

另外一则数据这么说:

在1980 年, 美国大学能够被授予的专利不到 250 件,这些创新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成功转化。 在 1991年到2002 年间, 专利从1584 件增长到 7921 件, 从 1991 年大学技术转让经理人协会开始调查至2002 年, 专利总量达到了 1.328万件, 从1991年到2003年, 每年新的许可量从1229 件达到了4516件,总量达到了 2.5979 万件。2003 年大学技术转让经理人协会的报告显示,有412项新的产品成功转化到市场上。1980 年开始到1993 年, 美国高校自己创设公司达1013 家, 到2003 年时共成立4081 家。

但在中国,高校距离商业太近,会被认为不够象牙塔。一些抨击这种现象的文章还很受欢迎。中国文化至今认定,高校就应该关起门来静静地搞研究。制度上,虽然中国有《专利法》,但其实并没有对国家投资的发明创造的权属进行规定,而且,没有对研究者能否获利及如何获利做出规定。

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引入了拜杜原则,但从法律界人士的立场上,普遍认为这部法司法化实现很差。

这使得大学里进行的基础研究,去转化成由商业公司主导的应用研究,变得很困难。中国高校的研究成果依然受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限制,以至于出现了某大学副校长开公司获利涉嫌贪污的事件。

与基础创新、底层创新的环境恶劣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全球意义上握有领先优势。

本书的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奥巴马希望乔布斯将iPhone工厂迁回美国,不过乔布斯说,如果iPhone的设计需要修改,马上就可以传到中国,两个小时之内中国的工厂工人就会从床上被叫起来进入到生产线开始生产,24小时后具备新特征的产品就可以交付。如果美国工人能做到,我就迁回来。据说,奥巴马从此再也不提这个要求了。”

这就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不仅对整合度(一部智能手机需要近三万个部件),更关键的是灵活度,追求灵活度基础上的整合度。中国是当今制造业中整合度与灵活度结合得最好的国家。

《全球风口》把创新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基础科研,第二是产品化过程,第三是应用层扩展。制造业并不等于没有创新,正相反,在第二和第三中,大有可为。由于写作者认为创新门槛在抬高,于是,“积木式创新”就变得重要起来。

“积木式创新的特点是协作,以领先科技为基础,创新企业以开放协作的形式迅速拥有了大企业需要的所有能力和完善的生态系统,能够使业务繁荣,企业成功”。

在全球意义上,以制造为长板的中国企业们,应该与欧美先进技术进行协作——可以是业务层面的,也可以是资本层面的。

还是文头那句话,这样的观点,并不讨喜。但是,是客观实情。不知道各位,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以为然否?

—— 首发 商业价值 ——

多说一句,这本书看着不厚,讲的东西却非常广。而且作者显然重点并不是时下火热火热的互联网。本文只是截取了作者在本书中的一个观点加以评头论足而已。

春节其实是蛮无聊的,无聊之下,弄本书来打发打发挺好的。此书亚马逊上有电子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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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天奇专注于互联网新媒体投融资,欢迎创业项目向以下邮箱提供项目BP:bp@skych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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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在春晚砸了2.688亿,究竟薅什么羊毛

春晚结束,议论声一片。

关于春晚,我前阵子还写了篇东西,当然,已经没有了。

不好意思,第四段第五段,都被我说中了。

现在来说说跟着春晚的最大营销玩家:支付宝(蚂蚁金服)。

砸了2.688亿,当然是个营销行为。但这个营销行为,究竟在营销什么?

从“品牌露出”这点讲,支付宝也不算亏。2.688亿听上去数字不小,但被这帮主持人口播了五六七八次的,也算值了。毕竟,在一场人为制造的高收视率节目里,做个前贴片中贴片的,还得好几千万一个呐。

但对支付宝来说,这个其实意义仅限于防守:老被主持人提到微信,不是什么好事。这道理就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没事经常砸点广告银子大做广告一样。要说知名度,支付宝并不缺。它并不需要一台春晚来给自己的装机量打激素。

这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2.688亿,压根不是买用户量去的。

当年微信赞助春晚,也不是买用户量,买的是:绑卡量。财付通苦苦经营多年,不及那一晚所达成的银行卡绑卡量。这至少为腾讯后来的金融之路,打下了一个基石。

支付宝买的是:关系。

所谓集齐五福就可以分钱,背后的诉求是:你赶紧和一堆人建立关系去。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通过一己之力把五张卡全集全了。很多人可能需要通过交换才能弄齐那五张卡。

通过交换——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建立关系。

这是阿里系这么多年来,一直最为欠缺的东西。

不妨来盘一下,阿里系历史上是怎么“搞关系”的。

2012年某月,我去杭州,拜访了当时还只是一门心思弄guang.com而不是口袋通的白鸦。

在他的贝塔咖啡店里,我问这位前阿里员工一个问题:为什么美丽说蘑菇街能起来?

他给我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淘宝多年做商品类目,忽略了风格梳理这块,美丽说蘑菇街打的就是这个空档。

第二个答案:导购站这种东西,做零售的自己是很难搞的。

贝塔咖啡的马路对面,就是一个卖渔具的市场。白鸦指着那个市场说,如果你在里面碰到一个人和你说某家某家渔具好,你十之八九认为是托。但你要在贝塔咖啡里碰到个人和你说同样的话,你认为是托的可能性就会大幅降低。

我对白鸦这番话印象深刻,以至于三四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他指着对面渔具市场说话的那个画面。而基于阿里电商这一块的社交,也一直仅仅在买卖双方的临时性关系上打转:旺旺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社交工具,它只是买卖双方在需要时进行目的性沟通的工具。

桌面时代,社交已经很重要,但重要性没到今天这个份上。比起搜索来,社交的所谓“入口”低很多。

但在移动时代,态势已经明显,入口地位在社交手上,不在搜索手上。

微信把持着社交关系,这让整个阿里系都很痛苦。

马云砸了重金来做“来往”,但来往的问题在于:它要完成什么社交目的?很多人是装了来往,都完全不知道这货可以拿来干吗。

来往甚至比不上旺旺,更不用和微信相比。

很快,来往偃旗息鼓,阿里系重起炉灶,走了一个细分道路:职场社交。

钉钉在我的视野中,也还算有些小成。

但钉钉依然,只是个细分。

从零售而社交,这条路不通。白手起家做一个纯水平社交,这条路也不通。

从金融而后社交,这条路通不通?

不知道。

那就试一试咯。

支付宝砸了2.688亿,买的就是用户关系。

今天做互联网的,都懂得花钱买用户这个事。

比如说,广点通里砸钱,10-20块买个粉。移动广告联盟里砸钱,20块起买个装机。

现在一个新问题是:对于支付宝这样不是很缺用户的APP,花多少钱买一组关系,是值得呢?

这个问题没人算过。有人精研过买用户这事,我没听说过有人精研买用户关系这件事。

阿里搞社交这件事,并不是有论者提到的“KPI问题”或者“团队刷存在感”,而是确有必要。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今天我打算推一款理财产品,怎么办?

往机场里去竖一块广告牌吗(这倒是银行经常干的事)?

拼命在APP里推送广告信息吗(这是新闻客户端干的事)?

前者显然已经不是今天的主要推广手法,后者会涉及到所谓骚扰用户问题。

今天最好的营销路径是:口碑传播。

但口碑口碑,还是依附于社交链上的。社交链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建立关系。

这就像腾讯要搞金融,用户绑卡是必要的前置条件。

至于说,这个关系在营销力量驱动下建立起来后,是不是有效/无效,这个就像绑定了银行卡会不会去理财一样,这已经不再是营销能回答的问题了。

支付宝对外口径是4亿用户,这4亿用户之间的link数量,是个天文数字。

以前很多人支付宝上没什么link,通过这次营销活动,多了十几个几十个link,这就是2.688亿买到的东西。

至于说,买来能不能利用好,这事和春晚红包,就没关系了。

至少,以后支付宝还想玩个“支付宝我的2016年”之类的H5,也可以考虑在这里的地盘里玩玩了。

或者,自己买了个理财产品再介绍家人/朋友买该产品大家都可得某优惠,也可以考虑在自家的地盘里传播传播了。

腾讯金融缺绑卡,蚂蚁金服缺关系。

缺啥补啥。

有趣的地方是,事后宣布亮眼业绩时,腾讯从来不会宣布绑了多少张卡,支付宝也不会告示建有多少关系。

不说的,才是核心要义。

—— 首发 钛媒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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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天奇专注于互联网新媒体投融资,欢迎创业项目向以下邮箱提供项目BP:bp@skych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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