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vs 被采访者

标题里的vs符号我都觉得存疑。

vs是“Versus”的缩写,意思是“对决”。

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合作?还是对决?

两篇来自新华社(又被称为国社)的采访手记,传播得很广。

采访手记其实就是采访背后的八卦,本身不是所谓的“新闻”。大部分情况下,手记没什么特别好看的。有时候,则会有些看点。如果这个记者是名记,ta的手记,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但这两篇手记,略有些奇葩。记者倒还谈不上名记(我说的是国社杨继绳那种等级的名记),只是内容本身,充满着一种对于被采访者的崇拜之情。

崇拜一下也没什么。比如那篇讲和傅莹合照的。没什么价值,但槽点不多。记者也是人,手记又不是写新闻稿,采访者在手记里表达滔滔不绝的对被采访者的崇拜之情,没人禁止。虽然这篇文章的文采,实在是略略低了一些。

另外一篇讲陈道明改稿的,引起了蛮大的争议。

争议点主要是:采访对象怎么可以改记者的稿?

这个不符合专业主义的要求。

这件事的槽点在于整篇稿陈道明都在“干涉”,以至于连标题都有可能是他的授意。

最大的槽点是记者的那句心声:“但当时我内心的独白是:冲你这股认真劲儿,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直白之余,倒是很有些中学生的劲了。

陈道明改稿的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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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有多密密麻麻的修改,但也不是轻描淡写的很小改动。

改稿。

这两个字,犯了大忌。

但还是要多啰嗦一下细节问题。

被采访对象是否可以修改?如果可以修改记者的文字,什么样的内容可以修改?

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可以。

第二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被采访对象可以就自己的内容(也就是记者引述的内容)进行修改。

这里面会存在很多可能。比如记者断章取义,比如记者误听,比如被采访对象的口误事后发现不对,比如被采访对象认为这句话还是别公开了。

我就经历过一次被采访事件,我看了事后的成文,在我的要求下,有一句我的话被删除了。这句话如果真的原样刊登,我会有相当大的麻烦。在被采访的时候,我声明过这句话是私下说说的,但记者说她和编辑商量了半天,还是写了出来。这位记者倒是不错,还让我看了一眼。

说被采访对象严禁干涉记者的稿子,或者,记者可以拒绝一切修改要求,我觉得太过苛刻。

这样的说法,倒真的是把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放在了“vs”的关系上。

如此苛刻的要求,不是假装是外宾,而是假装不食人间烟火。

那么,其它部分,非引述被采访者的话语的部分,能不能改动?

这事比较纠结。

就陈道明这一案例来看,有些地方,我觉得改的挺好。

比如说,记者写到“著名表演艺术家”,这是头衔的安排。陈道明要求写’演员“即可。

比如说,记者写到”德高望重的“、”语重心长的“,陈道明要求删除。这种修饰性词语,记者本意要抬高被采访者的地位,被采访者不愿意,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妥之处。

老实讲,我见多了如此的文字:***(被采访者)笑言、坦言,言就言吧,笑个鬼啊,坦?你怎么知道ta坦白交代了呢?

尤其是标题。在今天这个碎片阅读的时代,标题的重要性被大大抬高。来一句”陈道明谈媚娘剪胸”,我个人的看法是,不是什么好标题。的确吸引更多的人看,但被采访者——以陈道明的性格和做派,未必见得满意。

关于标题,有一个讲被采访者如何看待妓女的段子。这个段子想表达的意思是:无论被采访者如何回应,万能的记者总能做出让被采访者昏厥的标题。

这种vs关系,就真的是新闻专业主义?

整件事,我觉得不是专业主义被羞辱了——如果可以用羞辱这个词的话,而是记者的专业性被羞辱了。

记者,如果动不动就要肆意去抬高一些什么,用一些大而无当的修饰词,做一些耸人听闻但没多大意义的标题,活该被采访者要求改稿。

今天的记者队伍,是不是这么个状态?

我说一句一棍子打翻一船人的话:是。

你自己是小学生水平,那就怪不得我来充当一下小学老师。

有人吐槽陈道明的导师范儿,我倒是觉着,记者就这水平,那人自然要做导师。

我还算是个经历很多次被采访的人,我通常不会去做导师,不是说没有做导师的空间,而是我压根懒得做啥子导师。

反正写出来的稿子,不可能有两会委员的被采访那么被人盯着,我费那劲干嘛。

最后。

我看到一些我知道经常写点软文的自媒体人在那里嘲笑这名记者。

我暗暗想说的是:

猪八戒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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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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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上的媒介伦理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之后,诸多媒体都介入报道,其中,关于上海复旦一名女生的报道量较大。这名女生在踩踏事件中不幸遇难。

1月2日,复旦大学校友会微信公号发出了一篇文章《今夜无眠 复旦学生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署名复旦易班,对媒体集中报道该女生的行为表达了不满。3日,微观者说微信公号以授权转发的形式发出了《媒体人就外滩踩踏事件致复旦学生公开信:别太矫情了》,对前文表示了反对。这两篇文章,讨论的就是一个“媒体伦理”问题。

昨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圆桌讨论,讨论主持人为复旦新闻学院教授,该中心的副主任陆晔老师,参与者皆为该中心研究员及复旦新闻学院的老师,包括谢静老师、赵民老师和葛星老师。

我个人的看法是,该讨论非常必要。今天,社交网络/社交媒体已经大行其道,一个人在自己的社交圈上的言语,是否可以为媒体随意引用,是值得探讨的。(别太矫情了一文基本上持可以的观点,但我不尽以为然)。讨论最后成文很长,我得到陆老师许可,可以转载。但我还是想只进行“摘要转载”,想阅读全文的,请点击左下角微信订阅号官方唯一许可的链接

该文主要观点提示:

在没有违背法律和媒介职业伦理的前提下,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应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公布和不公布这些信息,对于知情权是否有重大关联,而知情权必须事关公共利益;第二,为报道对象以及相关的人设身处地想一下。

媒体如果借公众知情权来满足大家的情感消费,是市场主义而非专业主义。

不能笼统的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就视为接受采访。另一方面,公众也应提高对社交媒体性质的理解,不要乱发乱转。

在新媒体时代,许多界限都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专业主义自身。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所以,我们着力关注的是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重构。

以上。

关于这件事,我还想多啰嗦两点:

其一,我觉得大学学生现在成了媒体们很愿意去采访的对象。他们是聚居的,有很多同学、朋友和师长。校园一般是开放的(你只要别招摇过市开着台采访车进去,一般不会有人阻拦),学生是比较容易从他们那里套取信息的(戒备心小,甚至乐意对着媒体说话)。一旦出事,校园学生总比公司人容易接触和采访,媒体们其实,是有些懒的。

其二,个体和群体行为。单个媒体作为一个个体,会觉得报道复旦已故女生的故事,我个人以为,基本没有不妥,即便它挖到一些该女生及其男友的社交网络状态。事实上,如果市场上只有一个媒体报道,的确没什么。但多家媒体作为一个群体集中报道,就会让部分利益相关人觉得非常不爽。但此类群体行为是无法管理的,不然就是“禁令”性质。

关于社交网络上的媒体伦理这个话题,我并没有太有倾向性的定论,也没有答案。复旦的信息与传播中心这场讨论是很学理性的,也很严肃,当然,它不是全部围绕这个话题,还涉及到其它。我个人以为,所有对媒体伦理话题感兴趣的,都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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