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香港,I will be back

收拾好所有的行装,托运掉一切可以托运的东西,望着窗外点点星光,这是在香港的最后一夜,明日我将回到上海。

我怀念这里,怀念NTT,怀念这个学校,怀念我的同学,也怀念浸大的7层图书馆。

这是我最有收获的一年,也或许是,改变我人生的一年。但愿,魏武挥的人生,在这里会划出一道大拐弯的痕迹。

人生啊,最开心的事情,便是在学校里读书。通常,正在学校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而懂得这个道理的,回头望去,已不能够。

再见了,香港。

I will be back. Deo Volentio.

香港 浸会 传播学

昨天,本学期第一门期末考试,标志着学期已经进入尾声。一眨眼,一晃就一个学年即将过去,我这个硕士的求学生涯也将告一段落。网络真得很奇妙,居然有两位素昧平生的网友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我的msn,向我打听浸会的传理专业。在我的鼓动下,都纷纷申请入学,并且取得了入学通知书。作为一个学习生涯的总结,也顺便给浸会做做广告,希望看到的人,如果有意想在传理专业上深造的话,可以把浸会纳入考虑对象。

香港浸会大学,是一所属于公办性质的大学,在全港排名在港大、中大、科大之后,也算这个小小地方的翘楚。不过它的传理(我们大陆叫传播)专业据说很有名,可以排到亚洲第六,远远超过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过去的北京广播学院)。

MA in communication是一个一年制的硕士专业,广招大陆生,这年头,谁都想赚钱来着,学校也不例外。总计24个学分,学7门课,各3分,最后3分是学期报告(并非硕士论文,当然,你也可以将其视为某种硕士论文,但严格意义上不是)。我个人在浸会的感觉是,这里的老师治学相当严谨,肚子里也都有货,这也是我个人很愿意帮浸会做做广告的原因。

朱立首席教授,台湾人,是个老先生了,43年生人。教授我“大众传播学”,这里叫perspective of media and society。博闻强记,知识渊博。这八个字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我们全班所有学生的共同感觉。为人很好,对学生很友善,有mail必复,而且回复得极快。我真不敢相信这位老先生是每小时都收一次mail的?唯一遗憾的是,老先生要荣休了,可惜了我的师弟师妹们,这位老教授的确非常棒。

郭中实博士,副教授,北京人,有10年的涉外记者的实务生涯。说话很风趣幽默,有着特有的北京腔。教授我方法论。这门课对我的影响极深,how do you know已成为我每日必说的口头禅之一。翻成中文的话,我以为“于不疑处有疑”是最能体现这句话的。

肖小穗博士,副教授,广州人,是个看上去有点腼腆的教授。说心里话,这位教授给人的感觉是研究有余,教学不足。上课不是很生动,但研究功夫了得。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是研究人际传播和修辞,这门课叫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我曾经阅读他的一篇论文,就克林顿向全国人民关于拉链门事件的道歉所做的权力语义分析,写得非常好。这位教授性格温和而且随和,很好打交道。

上面三门课是必修课,下面是选修课。浸会一共提供两个研究方向供学生选择。每个研究方向又有若干选修课。我选择的是整合媒介管理(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还有一个方向是media study。总体来说,我以为学传媒的人除了搞研究之外,未来的从业方向无非就是做一个与传媒打交道的企业人,或者就是在传媒里做的传媒人,正好和这两个方向相匹配。MS我个人了解的极少,ICM专业,总共提供六门选修课程,需要至少选择4门课来学习。

Vivian博士,副教授,苏州人。这是一个完全香蕉化(即黄皮肤白种人的心态)的教授,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说话速度飞快。教授组织传播学。我对这位教授一开始没什么好感,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所谓的“香蕉人”。但这门课于上学期结束之后,我忽然发现到她的许多好处来。组织传播学更象一门管理课程,教授的是管理学方面的知识,但是以“传播”作为一个视角切入的。

Kara博士,教授,本地香港人(我唯一碰上的本地教授)。这是一位高产的教授,据传每周都有一篇论文发表(似乎有点夸张了,论文发表在大陆是相对容易的,但在香港,由于严格匿名评审,极难。但我估计高产是不争的事实),教授整合营销传播,即很热门的IMC,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说穿了就是广告学。

Ringo Ma博士,教授,台湾人,也是传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跨文化传播。这个教授上课极喜欢开玩笑,但有时候似乎显得有点轻视大陆。我从他的教学来看,他的学术基础打得极好,受过严格训练。他是我认为单词量使用最少的一位教授,一开始我们都认为这个教授的词汇量不会多,但时间久了,我们就明白其实他单词量非常丰富,只不过在上课时,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尽量地不在那里说冷僻的单词罢了。

Flora博士,副教授,台湾人(可以看到,在香港教书的台湾人何其多也,香港人何其少也),教授危机传播学(crisis communication)。在开课的时候,提出的本学期本课程的种种要求和任务吓跑了几乎所有的大陆学生,我是为数不多的留下人的之一,概因我觉得这属于传播学的前沿交叉学科,而且其实极有实用价值。不料,相处日久,会发现,这位教授其实很好说话,作业何时交是由学生决定的。

最后说一下这个学期报告,这里叫project,而非dissertation(论文)。学期报告的要求相对简单,而论文的要求极高。学生可以选择做哪一种,但最后这门课的名字无论如何,都是project。我本来是雄心勃勃想挑战一下论文的,但书读得越多,就越不敢胡乱造次。深知论文之难,还是打了退堂鼓,写project算了。我的指导老师是:

黄煜博士,教授,上海人。人很高,但也很瘦,有典型的上海风格。他研究中国媒介生态。由于也是体制内出来的人,因此体会往往超过走纯学术道路的非大陆教授。他是ms方向的老师,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他的学生显然分为比较极端的两派。一派有点比较难以接受他神侃的上课风格(所谓意识流授课法),另一派则认为这个教授所知甚多,张口就来。

总的说来,这里的教授都基本上属于意识流授课法,上课很难发现他的体系和逻辑,都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因为他认为每个学生在上课之前,都已经完成了预先布置的阅读作业,而系统性的知识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理解,难点通常都不太系统。这种授课方式,对于很多习惯大陆大学教学方法的学生来说,一开始是很不适应的,包括我在内。

浸会图书馆藏书甚巨,我离开香港的唯一遗憾就是不能再进入这个图书馆了。我个人的感觉是,对于一个大陆学生而言,香港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学习所在。既是华人社会,又可以接触到大量西方的理念和观点。直接去西方国家,毕竟文化不同语言不同,不是那么好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