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生产之后:读《新数字秩序的革命》

新数字秩序的革命 美国纽约大学的克莱舍基,有两本为国人所翻译过的著作,一为《未来是湿的》,一为《认知盈余》。前者论述的是人们如何在无组织的情况下生产信息,后者则讲述这些“盈余的”信息(人们自发贡献分享)是如何成就价值的。这两本书都不错,但比起戴维温伯格的这本《新数字秩序的革命》,我个人以为,稍逊一筹。

问题的关键在这里:信息时代,我们要讨论和关注的主题,其实不是信息生产——因为事实上信息供远远的大于求,今人是被淹没在信息海洋中的——而是信息的组织、管理和定位(搜索)。舍基的两本书都是在讲信息生产,温伯格的,则是在讨论后者这一更核心的命题。

有一本书名为《三鹿人成功之路》,出版于2005年,想必是三鹿未出事之前的公关作品。在现实世界的图书馆里,这本书不是放在经营管理类就是放在公司传记类。不过,在豆瓣上,网友们给它加注的标签中最火三个的依序是:奇幻、强大的书名、奇书。换而言之,你可以在豆瓣的“书标签”这个栏目里,通过奇幻找到它——这是和图书馆完全不一样的信息组织结构,按照温伯格的说法,这叫“第三层秩序”。

在温伯格看来,所谓第一层秩序,就是现实世界的物体秩序,比如图书馆里汗牛充栋的书罗列在书架上。受限于物理空间,我们需要第二层秩序来检索书籍,于是便出现了图书分类索引(其中甚为经典广为采用的就是杜威编目法)。这些分类索引写在卡片上,按某种序列排列,放置于橱柜中。当我们找书时,先从分类索引下手,然后获知在哪个书架,然后再按图索骥寻找之——这被称为第二层秩序。

第二层秩序的重要性在于: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不通过它直接从第一层秩序找我们想要的书。因为它使得物理空间的需要度变得小很多。但第二层秩序的问题在于:它依然是图书馆式分类,依然是由一小撮人(比如图书馆管理员)为大众进行图书类别选择。以前面一个例子而言,没有这个可能你能通过“奇幻”这个类别在图书馆里找到《三鹿人成功之路》这本书。

在虚拟的信息世界中,第三层秩序出现了。它是一种“大众化分类”,核心的要件被称为“tag”(中文没有太好的翻译,姑且翻译为标签)。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行为一则信息添加自家想要的标签,比如给联想收购IBM笔记本这则新闻添加“豪赌”。这种随意分类,在大规模参与后,会在一种表层的混乱下,形成信息的高效率定位。标签式分类,正如温伯格所言“我们组织世界的方式不但反映了世界,也反映了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激情、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梦想”。

标签式分类可以形成从书籍A到书籍B的跨界过渡(这是杜威编目法很难做到的)。杜威为全世界的书找“唯一的”图书分类方法,而标签法则允许每一个人为自己建立一套独一无二的体系。温伯格写道:“杜威崇尚精确性、规定性和十进制数字的独特性,而亚马逊则毫无节制地将一本又一本的书扔到你面前。同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整齐的编过号的书籍相比,亚马逊就像是一场书籍嘉年华”。在爆炸的信息面前,显然,标签制其实有更高的效率。

我个人是一个信息图控,非常喜欢收集各种与互联网新媒体有关的信息图,大致已经有4-5000张的规模。但信息图的管理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比如一则主要讨论利用搜索引擎做营销的信息图,在电脑里应该放那个目录夹呢?搜索引擎目录夹,还是网络营销目录夹?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拥有两个不同的副本放在两个目录里,或者在一个目录里存放,另一个目录里放一个快捷做指向。

不过,我的解决方案是到网络上建立一个小小的网站,将这些信息图传上去,并为每个信息图做“标签”处理。在这个时候,每一张图片都只有一个副本,但点击标签,却可以获得这个标签项下所有的信息图。这是一个其实更井井有条的方式,并且还顺带兼备了“分享”这个功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访问这个小站。

稍稍比较一下这两种对信息图的管理方式。在电脑里,其实一种嵌套式的目录结构,也就是一种树形图(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左侧很好地反映出这种树形结构)。每一个目录存在着上下级关系,所谓它的父目录和子目录。目录与目录之间,绝无交集,因此不可能存在只有一张信息图却同属于多个目录。但网络上的标签结构,却互无同属,交叉现象极其普遍。对于“索引家要么是合并论者要么是分割论者”而言,这种方式实在是太混乱了。

但是,现实世界其实并不是树形的,只不过我们一直被教育成树形的(想想那个生物谱系吧,全世界的生物被置入一个树形结构中,有且仅有一个位置),这个结构一直可以上推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我们的认识一直受到这种思想的桎梏却浑然不自知。

温伯格的这段话非常精到,请允许我全部引用之:

(树形体系)“必须以牺牲丰富性和深度为代价来达成广泛性。这是有组织树形结构的本质,因为它们构建的基础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使用同一种关系:b是a的一种,或者b影响向a报告,又或者b是a的孩子。无论各个分支体系是何种关系,这种关系都太过简单化了,根本就不能体现事物自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树形结构被破坏而导致“革命”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纸媒在网络面前的节节败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信息组织方式依然是树形的,每一篇文章有且只能存在于一个版面下的一个栏目中。通过对信息的编排,编辑(信息索引者)其实比记者(信息制造者)权力更大,因为“他们能够决定让什么浮出水面,又将什么彻底忽略。”

但网络编辑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网络编辑看似没有传统媒体编辑风光的原因——到了由用户产生内容的web2.0,网络编辑几乎就是一个维护性的工种了。“分类是一种权力的角逐,它是政治性的,因为第一层秩序和第二层秩序要求出现赢家”。可在标签的世界里,第三层秩序中,

“统治者是比特,还有多姿多彩的混乱”。

—— 《网络传播》杂志供稿 ——

读书:浩荡两千年

浩荡两千年著名的商业史作家吴晓波,在继三十年、一百年之后,又出了这本两千年。看书名,两千年,一个极长的时间跨度,似乎应该比前两套书来得更为厚重。但事实上,这本两千年是三种书中最薄的一本:只有一册,而非上下两册。

作者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轻商”所造成的史料不足。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解释,我也不是治史之人,拍拍脑袋推断,估计吴氏说的大概不假。太史公作史记,商人也不过就是“货殖列传”这一小部分。

吴氏这本书,风格其实和三十年、一百年不太相同。后两者由于材料相对丰富,吴氏的写法更接近于史料梳理。但浩荡两千年,其实谈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背后。谈的不是商业史,而是国家经济政策。

开宗明义,便提到了“管仲”这个人。这位名相大概是史料上有记载的和商业关系最接近的重量级人物了。我记得有论者称,中国的思想脉络,如果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的进路模式的话,大致就是周公主义、管子思想、诸子百家理论了。管仲对后世的“诸子”影响是极大的。不过,就其个人治国而言,我更倾向于把管仲视为和邓小平差不多的人物:实用主义者。

管仲出身微末(也就是个士这样的没落贵族水平),早年经商,在列国多有奔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深知民间疾苦”,不是那种高居庙堂五谷不分的家伙。还有论者推断,管仲之所以会在齐国搞了个国家大妓院,乃是因为他早年经商,发现生活作风越开放的地方,商业通常就越发达——商人奔走在外,长夜寂寞,自然就会奔有花头的地方去。这种说法没有明确史料支撑(动机论一般不好整),但逻辑听上去有趣之余也不无道理。

管仲的思想已经有着所谓“国家主义”的影子:盐铁国家专卖,连妓院都是国家垄断经营。这一思想之举足轻重,可在后世的经济政策体现出来。吴氏所提及的著名改革,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套路。

最极端的当属商鞅变法。秦国当时的唯一目标就是战争与征服,商鞅将国家的权力渗透到秦国的每一个毛孔间,将愚民式的国家主义推到前无古人不过也后无来者的份上。秦汉之后,商鞅式的极端政策已经被抛弃,但国家主义却再也没有被抛弃,直至今天。

书中提到的桑弘羊、王莽(这个人应该是计划经济的鼻祖)、王安石,都是走这个路数。国家插手商业经济,可以做到又不加税赋又能实现国家财政充裕——这一点,管仲早就认识到了。税赋过高,会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其重。即便是桑弘羊的政敌,都不能不承认。国家插手商业之后,通过买卖,的确可以做到不加税赋而府库充盈。反对派之所以反对的依据,是道德层面的:我辈国家栋梁,怎么可以去做商业这种令人不齿的事呢?但却不是制度层面的:国家与民争利,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我们当然不能过多苛责古人在国家主义上的认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四个字),一代又一代的掌权者,都在税赋和国营之间择其轻重。按吴晓波的说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最后一次在制度创新上所做的努力,从此成绝响。后代的帝王将相们,继承了全力渗透民众生活的流弊,再也不曾跳将出来。

国家主义的推行,所谓人多好办事,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血国家机器做护卫的,不然有唐不会盛极而衰,崇祯也不会最终亡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和经济上的大一统,互为表里,互相支撑。但它是个死循环,终将分崩离析。

在这个意义上,吴氏断言:中国从来没有轻过商(自己都插手做生意了),但轻的是商人(自己做自然视商人为竞争对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费正清的这个比喻才有了最好的解释: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晓得中国这浩浩荡荡的两千年经济思想史,可为今人做兴替之镜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