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二)

s2607327

(作者注:本文与其说是在讨论《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这本书,不如说是在讨论《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这本书。)

本书的第二篇论文《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其实写作的时间更早一些:1978年(第一篇论文则完成于1985年)。不过,在我看来,这篇论文是镶嵌理论的极好注解:研究镶嵌的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问题是关于集体行为的:一类努力集中在新规范与新信仰如何在旧的解体或一片混沌中产生。Granovetter给出的一个重要变量是:门槛。他对于门槛的定义如下:

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

这个解释表明,Granovetter再一次站到了中庸的立场上:从总体结果去推论个人习性,或者假设个人行为最终为集体规范所影响指导,都被他所抛弃。一方面,他承认社会对人的影响(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一方面,他也强调个体的因素(看到,这两个字代表着某种主观)。

相较於上一篇论文而言,这篇文章的数学色彩更浓一些。我花了不少时间一字一句地去啃。我并不想在这里把这篇论文的主旨意思再介绍一遍。在看这本书的同时,我又在阅读另外一本书:《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呵呵,这本书就容易读多了)。在我假定该书作者孙燕君写的都是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我倒是从门槛理论的角度,对阿里巴巴的成功有着更新的认识。

Granovetter对门槛的一个通俗解释是这样的:

一个人加入暴动的门槛被定义为“在我加入之前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一个极端分子的门槛会很低:他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很高,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低。有些人会“极端”到门槛是0%。—- 就是那些没人参加暴动也会主动引发暴动的人。他们是煽风点火者。保守者的门槛则很高 —- 他们会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不高甚至为负值,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高,因为他们是“可敬的公民”而非“恶名昭彰的群众鼓惑家”。门槛高达80%或90%者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死也不会参加暴动的人,而给他们定的门槛为100%。

我们现在把“暴动”两个字给替换成“参加阿里巴巴的伟大事业”,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小推论。

团队的重要性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人没法打天下,而是需要一群人去打天下。但更多的人是站在一个人做不了所有事情的立场上的。周知的是,马云有所谓“创业十八将”,不离不弃,至今没有替换过。

本质上讲,公司和宗教组织并没有太多的分别。公司所强调的某种价值观(或者某类价值观)和宗教也没什么分别。马云所谓的《独孤九剑》与其说是价值观,不如说是类似于摩西十诫的教义。而马云本人,当然就是大主教了。

然而,一个大主教是不够的,关键是有一帮虔诚的信众能誓死相从。这群信众的重要意义在于,当更多的新人加入时,他们会发现“在我加入之前有很高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了”。而这些新人加入后成为更多的后来者的“更高百分比的人加入”的例证。

阿里巴巴曾经碰到过巨大的危机,在《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书中的解释是,扩张太快,脑子发热,导致成本太高,于是入不敷出,加上遭遇互联网寒冬,不得已阿里巴巴开始大裁员。

但我的另外一种解读是,新人加入的速度太快,导致教义还没有被完全普及开时,教众不够,在这个运动中,很多人没有那种“在我加入之前有很高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了”的感觉(我指的加入是对企业教义的信仰)。而大裁员之后,十八将就成了一种足够的“门槛”,马云后来的所谓“整风运动”也得以顺利展开。

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寒冬是马云应该庆幸的事。如果不是那次被迫的大裁员,马云当年即使赚了一些钱,他的团队,也迟早会分崩离析。

不过,这里还是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马云有十八将,而李云、张云没有呢?

裂变的重要性

与《乌合之众》、《狂热分子》所不同的是,Granovetter是相当谨慎小心的。他同时注意到“在我加入之前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了”对于“我加入”并不永远是正相关的关系。比如说,有些人既不愿意去空无一人的饭店吃饭,也不愿意去太过拥挤的餐厅。

适时的裂变,是组织扩张业务的一种需要,同时也是保持一种教义继续强化的需要。有些本来虔诚的信众会因为发现组织人太多而心生怨念反而离开。

不过,裂变也有很大的危险性,那就是虔诚信众本来是多数,在裂变后的新团队里,反而变少数了。阿里巴巴是这样解决的:

1、新团队使用虔诚信众作为leader,而不是从外面招聘业务高手;

2、新团队的扩张也不是突然之间膨胀的,而是一步一步变大。这一点,阿里巴巴始终做得很好,它对价值观的重视高于对业绩的重视。

3、新团队成员先接受洗脑,而不是立刻投入到战斗中。在洗脑的过程中,让个体产生强大的集体压力:呀,那么多人信这个。

4、拒不接受价值观改造的,无论业绩多优秀,立刻出局。用这个来保障信众的多数。

空间的重要性

很多经济学研究会忽略空间对集体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但Granovetter并不这样认为。他用韩国村妇采用避孕药计划作为例子,来论证空间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在《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一书中,作者也提到了阿里巴巴的一段历史:空间被割裂。

在阿里巴巴第一次融资后,搬入华星。马云认为需要租用整层,而他的跟随者则认为半层就够了。结果,随着阿里巴巴的扩张,果然半层就不够了。阿里巴巴最后用四层的空间来解决更多的新人的加入问题。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特别是在那个时点,马云并没有认识到普及教义的重要性。空间被隔断后,导致教义的普及变得困难:在某些地方,不信教的人是多数,并呈“螺旋式”的增长。

在阿里巴巴度过了危机,走上大规模赢利道路之后,也会碰到空间问题,那就是外地市场的开拓。阿里巴巴的办法是:空降,而不是有些企业认为的“追随人才”。

所谓的空降,就是派遣虔诚者去那里做leader,而不是在当地雇佣什么人做leader。阿里巴巴内部的业务主管被派来派去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深受洗脑的信众们,也毫无怨言。这就是教义的力量。

在我看来,Granovetter是认同个体对于他/她是否加入集体行为是有影响的,因为每个个体的“门槛”不一样。有些人会自动加入,有些人则需要观望后加入。不过,前提还是:人是理性地趋利的。但同样,Granovetter也认同集体的压力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表现是个体所需要的“门槛”被满足。

5 thoughts on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二)”

  1. 对企业文化已经看的足够透彻了。可惜在价值观上保留了过多读书人的清高。

    魏武挥回:你是说我用教义来形容价值观么?谈不上了,我自己就是教徒。这只是一种比喻,不是一种清高

  2. 不禁令我想起,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中所说的:
    “人在旅途中,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是因为曾经走过的路,会成为再走下去的理由。”

    魏武挥回:这是何意?

  3. 这个从两方面说:
    1、这样的公司文化教育或者说洗脑方法,好像特别适合中国公司。

    2、为了公司发展吸引人才重要还是公司稳定更重要。好像有点类似政治上的“稳定压倒一切”。慢跑跑3年,比冲刺1年更有效,更重要?

    魏武挥回:西方人也洗脑,美国人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个人主义”。第二点我是认同的,从公司治理角度而言。中国古话叫悖进悖出

陈阳明进行回复 取消回复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