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实然和必然 《代码》第二版 中文译本

现存的途径是必然途径吗?

一个无视地域疆界的电子媒介产生了。它所创造的全新现象需要清晰的法律规则来调整。但现有的基于地域的主权,让它使得法律陷入混乱,完美规制无法得到实现。
――David Johnson及 David Post

在规制网络方面,有些东西从未变过。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它生来就具有抵抗任何形式规制的能力。
――Tom Steinert-Threlkeld

如果说对于在网络空间中交谈存在着规制的基因的话,那么这个基因便是:网络空间是一个无法规制的地方。所谓“无法被规制”,即它“天然”便是对抗规则的。这并非指网络空间无坚不摧,也不是指政府无法关闭它,而是指网络空间只要存在,正如第一代人所想象的,政府对那里行为的统治力量便相当有限。本质而言,网络空间是一个无控制的空间。

天然、本质、生性如此。这类辞藻在任何情境下都会带来一些困惑。在这里,犹然。如果任何一个天然就没有控制的地方存在的话,它就是网络空间。如果一个被架构的地方存在的话,它也是网络空间。“本质”这个修辞用语掩盖了它的人造之实。这种对我们直觉的误导是相当危险的。

这是关于“实然-必然”的谬误,谬误之处便是混淆了它本身如何与它必须如何。网络空间当然有其特定的形式。但网络空间究竟是怎样的并非是网络空间必须是怎样的。网络如何架构并非只有一个途径,也不是仅仅一个基础架构便可以决定网络的本质。那些可能被我们称之为“网络”的基础架构有很多。在这些不同的基础架构中,生活可以不同。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犯此谬误并不令人惊讶。我们中大多数人并没有找到网络如何运作的主线,因此也无法找到区分网络之间不同点的主线。我们假设我们所找到的途径便是它们所必然的途径。不同的技术能通过不同的方法达到同一的结局,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去如此思考。不过技术专家则受过这种思考方式的训练。而我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技术专家。

本书所有论述不过是这样一个规范性请求:我们必须至少充分认识到技术的可塑性。它可以用于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如果存在一个我们这些技术外行必须犯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把技术的可塑性想得太过,而非想得不足。我们需要期望――以及要求――它用于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影响上。必须对技术专家们施以压力,让他们明确展示给我们看为何这些要求无法完成。

我开头所提及的“实然-必然”观点认为网络空间无法被规制。但正如我后续所写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网络空间是否能被规制取决于它的基础架构。互联网最起初的基础架构使得规制变得极为困难。但这个基础架构是会变化的,正如所有证据都显示世界是会变化的一样。事实上,在基础架构上,我深信网络空间将是人类有史以来规制最强烈的空间。网络的“本质”或许是它的不可规制性,但这种“本质”,正在消失。

为看到这一消失,你必须首先进行两种截然不同的网络空间的对照。这两种空间代表着两种理想,事实上,其中之一已经在网络上不复存在。这一事实进一步明确了本部分所要提出的观点:我们正从互联网的一端迈向另一端,而这一我们所迈向的一端正是更为加剧的可规制性。

接下来的叙述并非技术性的。我并不想给它们关于网络类型或者控制类型的完整定义。我的目的在于说明――充分勾勒出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

两个网络空间:哈佛 vs. 芝加哥

在美国,互联网诞生于大学之中。第一批用户是一些研究者。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诞生与大学生活紧密相联。它吸引学生们上网,使他们从现实生活中逃离。在90年代中期,网络是校园中众多麻醉剂中的一种,它的显著性在于谋杀时间。如New York Times前专栏作家J.C. Herz在他的第一本关于网络空间的书里写道:

当我抬头望去,已是凌晨4点30.“不可能的”。我的视线从钟移到我的表上。这是真的。我坐在屏幕前已经六个小时,但看上去似乎时间并不存在。我感到头晕和口渴,但却不疲倦。事实上,我乐在其中。我将一堆凌乱的课本、复印的文章、重要内容和笔记塞入了我的背包,象一个疯女人一样跑上混凝土台阶,经过保安,消失在黎明前的浓雾之中……

我在一条干燥一条潮湿的步行街交界中停了一秒钟…(我)开始思考这个整日整夜基于电话线风靡世界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但却无法看见。它有如纳尼亚传奇(Narnia)、Magritte或星际旅行(Star Trek),一个会令上帝讨厌的世界!除了它物理上并不存在以外,它是如此之多的人意识思想的组合。

这真得非常奇妙。

但并非所有的大学以同样的形式接入网络,或者说,它们提供的接入方式并不相同。规则不同,能允许的自由亦不同。这里有一个例子,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但我都很熟悉的地方,当然,其它众多的例子同样也能说明问题。

在9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大学,如果你想接入互联网,你只需将你的机器和遍布大学的以太网接口相联即可。任何具备以太网接入功能的极其均可和这些接口相联。一旦相联后,你的机器便可完全接入互联网――接入,是完整的,匿名的,以及免费的。

这一自由来自于一位行政主管(教务长)的决定。Geoffrey Stone,是法律学院的前院长,也是一位著名的自由言论学者。在大学开始设计网络时,技术人员询问Stone是否允许匿名通讯。在引用了大学规制言论必须遵循第一修正案对自由言论的保护的准则后,Stone做出了是的回答:人们有权在大学进行匿名通讯,正如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着相对于政府的同样的权利那样。这一决策,决定了芝加哥大学网络的基础架构。

在哈佛,规则则完全不同。如果你在哈佛法学院将你的机器插入以太网接口,你不会连通网络。除非你的机器进行注册――即获得许可、同意和验证,你的机器将无法接入哈佛网络。只有大学社区成员才能注册他们的机器。一旦注册后,所有在网络上的交互行为将会被一台特别的机器监视,以及身份识别。为了加入这个网络,用户们需要“签署”一份用户协议。这份协议告知了此类渗透性监控。匿名通讯是不被允许的――它违反规则。基于鉴别你是谁,以及追踪你的互动行为,网络接入,得以控制。

这一设计同样由一名行政主管决策,他比较不那么注重第一修正案。控制是哈佛的目标,而接入是芝加哥的目标。哈佛选择了便于控制的技术,芝加哥则选择了便于接入的技术。

至少在这两个重要的路径上,两所大学的网络是不同的。很明显,首要的不同点在于,他们信奉的价值观不同。这个不同源于最初设计。在芝加哥大学,第一修正案的价值观决定了网络设计。而在哈佛的设计中,则是另外一种价值观。

在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不尽相同。因为在哈佛,接入被控制以及身份被鉴别,网络行为得以被追根溯源。而在芝加哥,接入不受控制以及身份未知,追踪便不能实施。行为的监控和追踪,在芝加哥比在哈佛困难得多。哈佛大学网络的行为可控性�
��芝加哥大学的则高得多。

因此,这两个网络由于在对行为进行规制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不过是一串由存储于软件以及硬件中的代码造就,从而导致接入的不同。不同的代码导致了不同的网络规制。因此,可规制性不过是设计的结果之一罢了。

这两种网络是所有可能的网络设计的两个端点。在一个端点上,我们可以这样设计网络:由一组开放式协议构成,没有财产所有权,在接入和使用时无需个人身份认证。而在另外一个端点,则是保守的,封闭的,有财产所有权的,接入时必须得到明确授权。控制,是严格的。在这两个端点之间的设计,则混合了这些因素。这些混合的网络,在不受控制的互联网上增加了一个控制层,而这些控制元素,则位于协议顶端。

因此,在90年代中期,由于互联网接入的规范,这类原始网络(在过去几年中它们发生了变化)――芝加哥大学网络关闭了。让我们称之为Net95。而另一端,封闭的网络――比互联网还要早的网络――今天依然存在。例如,ATM网络。这个网络可以让你在凌晨两点在Tblisi从你的California银行账户上提取现金。居于中间的,则是哈佛类型的网络,它在一系列协议的顶端加置了控制层,这就是“互联网”,这些被加置控制层的协议称为“TCP/IP”。我会在第四章更详细地描述它。但哈佛型网络的重要特征在于:这批协议属于补充型。只有你通过了控制层,你才能得以进入互联网。

这三种通讯网络的设计都是“象”互联网。但他们的不同点带来这样一个显然的问题:当人们说互联网“不可控制”,他们究竟在指什么网络?如果他们谈论的是不受控制的网络,那么它为什么不受控制?是什么样的设计特征导致它不受控制?这些特征有什么不同吗?

考虑一下Net95设计的三个方面,它们使得规制者难以控制网络行为。从喜欢匿名的用户角度而言,这些都是Net95的“优点”:它们使得网络变得更有价值。但从规制者角度而言,这些特点则是“程序缺陷”:它们限制了网络数据的采集,这些数据或者和用户有关,或者和用户使用的内容有关。
第一个不完善是关于用户的信息,无法得知使用互联网的用户究竟是谁。根据著名的New Yorker一幅画着两条坐在计算机前的狗的卡通所描述的,“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没人知道,是因为你在使用互联网之前,互联网协议并未要求你提供你是谁的信息。重复一遍,互联网协议不需要这些信用信息。你的接入位置,例如哈佛网络要求的,也许是需要的。不过,即使是这样,这一联接着个人和网络通讯的信息是应接入提供商要求的。这并非互联网通讯的一部分。

第二个不完善是关于地理的信息,无法得知使用互联网的用户在哪里。我在第四章会做更多的描述。尽管互联网是根据地址架构起来的,但这些地址起初仅仅是逻辑地址。它们不能象在现实世界中那样画出一幅地图来明确方位。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当我收到一个你发来的数据包,我可以获知你的互联网地址,但我不能知道这个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为何。

最后一个缺陷是关于信息使用的,通过网络传输的信息是什么?它们有何用处?互联网并不要求传输中的数据加载特定的标记信息。再一次――在随后我们能看到更详细――那里的确有一些规范,但对于数据分发而言,没有什么规制。在文本和意义中,没有其它什么东西被植入,即使有植入,机器也不能用到。Net95不需要数据被标记。由于需要包含地址,数据“包”被标记了。但除了地址以外,数据包本身并不加载任何特殊的标记。

这三个“瑕疵”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可以得知谁在使用网络,他们来自何方,以及他们做些什么,那么就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可以用来进行网络行为的规制。如果你不能知道是谁以及在哪里,你便无法轻易地置放规则,例如“不可以做这个,至少,在那里不可以”。换而言之,你所不知道的决定了你可以控制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让这个观点更明确一些。假设Pennsylvania州要求孩童不得接触色情文学。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条规则:“Pennsylvania州的孩童不得接触色情文学”。为了得以实施这条规则,Pennsylvania州必须知道:1)这个人是否是孩童;2)他们从何而来(Pennsylvania州还是Maine州;3)他们在找什么(色情文学还是杏仁蛋白奶糖)。但Net95却无法给州政府实施这条规则提供什么帮助。人们如果使用Net95来接触内容,便无需告知他们是谁和他们从何而来。Net95的设计也无需站点告知他们加载着什么内容。这些数据上的空隙使得规制变得困难。所以,从规制者角度而言,这些是网络原生设计的重要缺陷。

但哈佛网络却能弥补这些缺陷。网络能够知道使用者的信用信息(身份鉴别和地理位置)以及传输数据究竟是什么。这一功能能够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植入互联网中。这一选择,也可以这么说,并非是要么互联网要么非互联网,也不是要么互联网要么封闭的专属的网络。哈佛提供了中间路线。控制的架构可以置放于网络之上以寻求“校正”消除“缺陷”。这些架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了控制。

在本章前几部分,提及了渐渐出现的控制。这也正是我要说的第一个也是很小的观点:控制架构是可能的。我们早已知道它们可以被植入到互联网。如果它们被植入,网络的特性会被极大改变。这些架构是否要被植入取决于我们想要使用怎样一个网络。

之所以称其为很小的观点――但它很重要――是因为这个观点被视为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的,被视为平淡无奇的。即使它原来并非如此。我们在很多情境中见过类似的情况。举个例子,邮局。在我小时候,邮局是匿名交谈的避风港。邮局的职责不过传输那些包裹。正如Net95,邮局不关心信件从何而来,或者在信封或包裹中是什么东西。在寄出一封信件前,你没有被要求去注册。也没有要求说必须有回邮地址以及这个地址必须正确。如果你对指纹很小心处理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政府资助的工具传输一次完美的匿名信息。

显然,邮局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架构。例如,这个服务可以要求一个回邮地址。它也可以要求验证回邮地址是正确的(例如,在接受你的信件之前检查你的身份证件)。它甚至可以要求在它传输特定信件或包裹之前进行检查。邮政上这些程序的变化,使得信件便于监控和追踪。政府决定着邮局该如何设计。如果监控很重要,那么政府将变更整个系统使监控得以实施。如果不重要,他们可以任由其发展。但如果政府为了便于监控而的确改变了系统,那么,整个网络设计背后的价值观也将被修改。

本书的观点是,有足够的利益驱动着Net95从默认匿名转向默认身份鉴别。不过我还并没有说如何转变。从不可控制的自由主义式的网络转向高度控制的网络,我们能得到什么?

这是第一部分剩余内容要讨论的问题。我分为两个部分。在第四章,我的观点是,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我们也会看到网络走向一个可控制的基础架构。在第五章,我描绘了政府是如何插手帮助的。这个趋势预示了一个高度可规制的网络:不是自由主�
�者的乌托邦,不是你父辈(或者你儿女辈)所知的网络,而是一个具有控制本质的网络。

换而言之,这是一个已经远离了互联网初衷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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