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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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两千年著名的商业史作家吴晓波,在继三十年、一百年之后,又出了这本两千年。看书名,两千年,一个极长的时间跨度,似乎应该比前两套书来得更为厚重。但事实上,这本两千年是三种书中最薄的一本:只有一册,而非上下两册。

作者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轻商”所造成的史料不足。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解释,我也不是治史之人,拍拍脑袋推断,估计吴氏说的大概不假。太史公作史记,商人也不过就是“货殖列传”这一小部分。

吴氏这本书,风格其实和三十年、一百年不太相同。后两者由于材料相对丰富,吴氏的写法更接近于史料梳理。但浩荡两千年,其实谈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背后。谈的不是商业史,而是国家经济政策。

开宗明义,便提到了“管仲”这个人。这位名相大概是史料上有记载的和商业关系最接近的重量级人物了。我记得有论者称,中国的思想脉络,如果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的进路模式的话,大致就是周公主义、管子思想、诸子百家理论了。管仲对后世的“诸子”影响是极大的。不过,就其个人治国而言,我更倾向于把管仲视为和邓小平差不多的人物:实用主义者。

管仲出身微末(也就是个士这样的没落贵族水平),早年经商,在列国多有奔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深知民间疾苦”,不是那种高居庙堂五谷不分的家伙。还有论者推断,管仲之所以会在齐国搞了个国家大妓院,乃是因为他早年经商,发现生活作风越开放的地方,商业通常就越发达——商人奔走在外,长夜寂寞,自然就会奔有花头的地方去。这种说法没有明确史料支撑(动机论一般不好整),但逻辑听上去有趣之余也不无道理。

管仲的思想已经有着所谓“国家主义”的影子:盐铁国家专卖,连妓院都是国家垄断经营。这一思想之举足轻重,可在后世的经济政策体现出来。吴氏所提及的著名改革,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套路。

最极端的当属商鞅变法。秦国当时的唯一目标就是战争与征服,商鞅将国家的权力渗透到秦国的每一个毛孔间,将愚民式的国家主义推到前无古人不过也后无来者的份上。秦汉之后,商鞅式的极端政策已经被抛弃,但国家主义却再也没有被抛弃,直至今天。

书中提到的桑弘羊、王莽(这个人应该是计划经济的鼻祖)、王安石,都是走这个路数。国家插手商业经济,可以做到又不加税赋又能实现国家财政充裕——这一点,管仲早就认识到了。税赋过高,会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其重。即便是桑弘羊的政敌,都不能不承认。国家插手商业之后,通过买卖,的确可以做到不加税赋而府库充盈。反对派之所以反对的依据,是道德层面的:我辈国家栋梁,怎么可以去做商业这种令人不齿的事呢?但却不是制度层面的:国家与民争利,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我们当然不能过多苛责古人在国家主义上的认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四个字),一代又一代的掌权者,都在税赋和国营之间择其轻重。按吴晓波的说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最后一次在制度创新上所做的努力,从此成绝响。后代的帝王将相们,继承了全力渗透民众生活的流弊,再也不曾跳将出来。

国家主义的推行,所谓人多好办事,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血国家机器做护卫的,不然有唐不会盛极而衰,崇祯也不会最终亡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和经济上的大一统,互为表里,互相支撑。但它是个死循环,终将分崩离析。

在这个意义上,吴氏断言:中国从来没有轻过商(自己都插手做生意了),但轻的是商人(自己做自然视商人为竞争对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费正清的这个比喻才有了最好的解释: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晓得中国这浩浩荡荡的两千年经济思想史,可为今人做兴替之镜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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