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的盛行:读《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

s4248889 在哈耶克的语境里,其实“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差不多。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一文中,他把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而他又能够获得习惯于在那些等着他发言的人们之先熟知新观念。他这样写道:“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请注意,哈耶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样一点:他们对传播技巧的掌握远胜于他们对他们正在传播的内容的掌握。

去世于1992年的哈耶克,并没有看到数字时代的兴盛。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并非主流的看法。他所谓的“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倒颇有些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意思。而对于这个人群的批判和质疑,最有力的,大概就是波斯纳和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了。

究竟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可谓众说纷纭。国内南方人物周刊在2004年评选过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名单,按照这个名单的配文,该媒体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波斯纳在本书中的看法,没有那么多褒义性的“价值判断”,但就事实判断而言,其实大致差不多:“知识分子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或者其写作对象至少比仅仅是学术人员或专业读者更为广泛”。不过,波斯纳也不无挖苦地写道: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传播的是观点,而不是新闻,因此,他倾向于提出极端的主张,否则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注意。

在波斯纳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已经变成任由学术专家支配了,这些专家不时冒险翻过专业领域的墙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场——一个尚未学术化的战场——挥剑搏击”。而通常这种越过是失败的:“他们常常非常真诚、自信地说出一些蠢话,做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

曾几何时,公共知识分子是一顶知识分子圈中的桂冠,是知识分子获得社会最广泛认同的标志。但很明显,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正在迅速的贬值——至少不是社会最广泛认同了。在中国,“公知”这个词兴起于本世纪初,不到十年,这个词已经不那么神圣,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波斯纳把这个“衰落”部分归因为知识的专门化。“专门化在拓展知识深度的同时,也导致了思想的狭隘。知识的任务被打碎了,细化成越来越小的构成部分,知识工人就如同工厂工人一样,通过集中、重复地运用狭窄范围所限定的任务,而实现精通和熟练”。术业有专攻但不知其它的学者,是很难承担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职责的,但是,公众和媒体需要的角色,于是乎,贬值在所难免。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以及法官,波斯纳当然不会轻言“衰落”二字,他收集了美国60年代以来546位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们的作品以及媒介对他们的提及(一般都是印刷媒介),并进行细致的研究。不过,他忽略了一个部分,那就是“网络”。如果他把自己的视线投向网络的话,那么,大概就不是“衰落”二字而是该用“堕落”二字了。

我姑且把很多人称之为“知道分子”吧,他们借用互联网,可以很轻易地获得一些“名人警句”,并通过UGC媒体(用户产生内容,比如BBS、博客、微博),再次很轻易地发布。比如说,时下对民国时代的一些美好描述。

我个人几乎看过所有谢泳先生的书,这位专门研究民国知识分子(比如储安平)的学者的确打开了我的一个视野。但如果就这些出发,就觉得民国时代四处洋溢着美好,那可就错大发了。很不幸,微博上荡漾着这种气氛,似乎一谈及民国,那就是好的。我甚是怀疑那些传播着民国段子的人,有没有至少象我这样,还算通读了一些书,我更是怀疑传播这些民国段子的人,有没有仔细考证过一些细节,毕竟这些段子里不无历史的谬误。

有必要说一说微博这个玩意儿了。事实上,波斯纳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媒介提供的其实不是信息产品,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大众文化式的符号产品。“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想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那些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国际问题,进而自己得出一个比较可信可靠的答案。他们需要的是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甚至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能满足自己直觉和情绪的判断”。微博,显然是迄今为止最能满足这一点的媒介产品。

我从来不认为140个字能真正说清什么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北京打的难(我自己就深受其苦),环球时报胡锡进认为提高出租价格可以缓解,微博女皇姚晨则认为是降低份子钱是个办法。后者的言论引发包括韩寒父亲在内的赞同。但我个人好奇的是,上海出租份子钱应该不会比北京低,为啥就不像北京那般打的难呢?我归因为北京实在太堵,导致出租效率不高。一台车一天拉十次活和一天拉二十次活,自然后者所在城市打的更容易一些:它能满足20次需求。但我不是城市规划专家,北京是不是规划得那么差,一来我说不出个一二,二来,也绝不是140个字能说明白的。即便是北京一台出租一天究竟能拉几个活,也得经过仔细考证不是。

这年头要在微博上扮演一个学富五车经常说点格言的人实在太容易了:百度一下即可。而在微博上,对社会事件不发表点自己的看法,也是无法满足众多粉丝们期待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几近于“同步性”,使得发表看法者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真正理解那些事件(光是了解都是不够的),微博140个字的载体又不允许TA来个长篇大论。于是,有论者所说的“传播的是价值观而不是事实”,诚如斯言。

每一起足够吸引眼球的社会事件,都有着它即便谈不上深刻但也可以说是复杂的背景。社会事件需要公众的关注,但不是仅仅喊上几句口号式的格言。而且,社会事件更需要足够深度的解读,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很难。中国整体的舆论生态在这里就变得诡异起来:能够支持长篇大论的媒体们做不到,短小但远谈不上精干的微博却在那里充斥着情绪言论。但正如波斯纳所言,一个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探讨社会事件时,最要不得的,就是自己的情绪。浙大的吴飞教授最近做了一个题为“微博改变中国?”的讲座,加上了一个问号以示可探讨。但在我看来,即便承认会改变,究竟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存疑。且不论那些口号的大而化之,单是那种对持异见者便要公布他们的私人电话号码乃至咬牙切齿地要定点摘除,,实在让人齿冷。

客观上讲,微博的确是一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但要上升到哈贝马斯笔下的那种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望微博自身,批量生产出一堆“公共知识分子”来 “改变中国”,痴人说梦罢了。而波斯纳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更可能是协同偏见,而非驱散偏见”,可以让我们冷静再冷静,警惕那些操纵“正义”、“人权”、“信仰”、“启蒙”、“爱心”诸如此类的大词制造者,这些大词在今天,就象 “革命”、“斗争”、“阶级”在过去那个年代那般本就立于不败之地。

附上几本推荐的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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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2011年最后一期《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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