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先生的文字通俗易懂到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去阅读，这一点很多学术专著做不到：你非得找个安静的时刻去钻研。但费先生的书本身并不浅薄，在那些近似大白话的文字中，蕴含着极深刻的道理，足够读者去反复咀嚼。《中国绅士》已经让我领教了费先生的这个本事，《乡土中国》则又是典型一例。
我没有这个打算把费先生所说的话，在这里简明扼要地再说一遍，我哪里有这个本事。我只是打算在这里写一些我“触类旁通”式的感悟。
费先生说，全世界都是人治的，治理社会国家当然是“人”来治理。所谓“法治”，也只是人用法来治理家国天下。法并非治理的主体，而是治理的工具。在中国，主体依然是“人”，工具则变成了“礼”，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
这方面的证据极多，我不再展开。我从“礼治”两个字中，读到了公司治理。
公司是个组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比如说，公司规定，迟到者扣钱，这就是“法”，不问是什么人，只要迟到，统统扣钱，这就是“法治”。建立各种各样的规定制度，让这个组织有效率地向目标挺进，这个话，从理论上讲，一点都没错。很好，很强大。
但不得不套用时下的时髦语，谁要是真这么认为，就是“很傻，很天真”。
我总觉得，所谓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除了法治，这个已经存在了五千年的社会，礼治也相当重要。只将法治不讲礼治的，先不说道德对错水平高下，但的确是不符国情，注定是逆流而上，逆势而为，不失败才是咄咄怪事。
曾仕强先生说，中国人做事，合情合理再合法。情理二字，便是“礼”。给面子，叫合情；给脸，叫合理。遵守规则，才是合法。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事情，现实中，多了去了。
是故，迟到者是否需要扣钱，这件事本身绝对不是一条制度能够说明对错的问题。在有的公司里，这条规则对；有的公司里，这条规则错。何故？企业文化不同尔。
大体上，一个组织，职员应该被分为两部分，一批人，法治即可（凡事小到细节都要说清楚）；另外一批人，要礼治（凡事讲个原则即可）。以国士待之，他当以国士报之。不过，前提是：他/她确然是国士。
管理管理，绝对不是一碗水端平。
那么，有人要问，凭什么有的人可以迟到不扣钱？这是不明白两个道理。其一、在组织中，人真得是分个三六九等的；其二、如果你想迟到不扣钱，就得有上等的本事。
严格以“法”办事，或者完全依“礼”治公司，那真是不明白，其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就是这两个字：中庸。
专业扯淡型人才
